“仁爱”与“兼爱”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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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与“兼爱”之比较

周理平

(吉首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摘要:“仁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核心点,“兼爱”是墨家学派思想的要旨所在。“仁爱”思想与“兼爱”思想的提出和形成,标志着儒墨两家的分野与对立。二者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各自的差异和独特之处。然而,“仁爱”与“兼爱”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仁爱”是“兼爱”的基础和来源,“兼爱”是对“仁爱”的延续、扩展和创新。因而,二者又有相通之处。

关键词:仁爱;兼爱;儒家;墨家

中图分类号:B222;B224文献标识码:A

任何思想和理论的产生和提出,都离不开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制约。一种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如同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的反映和体现。“仁爱”和“兼爱”学说便是儒墨两家各自对其所处时代所进行的精神把握。春秋战国时代,即儒墨两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过渡时期,战争不断、烽火连天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特征。与这种社会动荡相对应的是,思想界同样是不安静的,史称“百家争鸣”。正是在此种环境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仁爱”和“兼爱”的思想诞生了,两者应社会问题而生,都蕴含着民本主义的济世思想。以“爱”作为彼此共同的出发点,同时又存在着各自立场和各自所处的环境条件的不同,这就注定了此二者之间既有相通性的一面,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差异和对立之处。

一、“仁爱”与“兼爱”的同一性

(一)基本内涵一致

“仁爱”与“兼爱”,和西方的基督教的博爱具有某种相似性,因而,二者皆显出了爱的普遍性,体现了“仁者爱人”的伦理品格。虽然说“仁爱”是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有差别的爱,但是其最终指向,却是面对全社会的,是一种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不分贫富、贵贱、愚智的普世的爱。无论是孔子的“泛爱众”,还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无不体现了爱的普遍性、广泛性。同样地,墨子的“兼爱”在这一点上与“仁爱”是殊途同归、一脉相承的。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对孔子泛爱一切人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所谓兼就是圆满周遍之爱,兼爱即尽爱,“尽,莫不然也。”(《墨子·经上》)因此,兼爱是以泛爱天下之人为目的,而不是只爱其亲人、爱其家人、爱其国人,不是局限于部分的人,而是泛爱天下之人。“爱人必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墨子·小取》)这就说明爱人必须普遍圆满才是“兼爱”。但不爱人则不是所有的人都不爱才是不爱人,只要不是普遍圆满的爱,甚至对极少数的人不爱,也就是不爱人。墨子倡导的是“天下之人皆相爱”,“爱人者此为博焉”。兼爱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平等、普遍地爱,主张“兼而爱之,从而利之”。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曾受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不苟儒家礼仪形式烦琐,自创学派。这种渊源关系,使得其二者在尚仁这一点上相通相融,都遵循“仁”的要求,秉承“仁”的

原则。“仁”的本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为爱,不仅仅是自爱,这不是真正的“仁”;爱人方

足为“仁”。所以儒家要求从“亲亲之爱”上升到“泛爱众”。墨子的仁爱即兼爱。墨子常说:“兼相爱,交相利。”兼相爱就是“仁”,故云:“仁,爱也。”(《墨子·经上》)只不过墨子是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展成为“己所欲,施于人”而已。“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墨子·贵义》)正因为后世儒家之“仁”,已经无法甄别真伪,存其名而亡其实,故墨子干脆弃“仁”之名不用,而以兼爱说代之,因此墨家的仁爱思想就集中体现于其兼爱学说中。他认为天下之乱皆由于人不相爱,而要达到天下治,就必须实施“兼爱”,“兼爱”的出发点是使天下人皆得利,不分远近,不分等级地去爱一切人,这也是符合“仁”的本旨。在主张人人相爱,关爱民众,反对以强凌弱这一点上,显然是与孔子的仁爱是相通的。

(二)追求共同的社会理想和“爱”的最高境界

孔墨的爱人学说同是面对混乱不堪的社会局面而发,都是要在社会中凸显对人类整体的终极关怀,都要通过自己的学说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安邦定国、天下人皆获利的“大同”社会是“仁爱”和“兼爱”的共同追求和向往。不管是儒家“仁爱”所追求的“天下归仁”的理想境界,还是墨子“兼爱”所倡导的“天下治”的盛世局面,都体现出一种“大同社会”的理想。儒家讲“爱人”“以德治民”“下不犯上”“以仁治民”,强调“仁礼结合”,认为只有“礼”的社会才是安定的社会,从而实现“仁政结合”,达到安邦定国,人人皆有利可得。墨家从互惠互利的角度出发,认为只有实行无差等的爱,从而在思想上消除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才能实现博爱、平等的“大同社会”,即“天下无大国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

儒家的“仁爱”是与天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说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论语·泰伯》) “则天”主张不仅说明孔子尊重而且也体现了孔子“畏天命”的思想。孔子还认为在天意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他坚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孟子则提出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一说,通过尽心、知性、知天命来达到人人皆有仁爱之心,通过无限扩充自己的仁爱之心,再推己及人便含扩充他人的仁爱之心,最终可育万民,赞天地,达到融天地万物于一体的境界,即“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墨子则提出“天志”说,认为无天能够赏善罚恶,人们只有以“天”为法,顺天旨意办事,才能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我之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顺天意者义政也”,(《墨子·天志上》)“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法仪》)天要人相爱、相利,不要人相恶相贼。墨子把兼爱说上升到天的高度,从而站在“天志”的角度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三)均注重个人内在修养

儒家的“仁爱”是从修己开始的,强调个体的道德主体性和个体的道德自主人格,惟有如此方可成圣。为此,孔子提出“反躬自省”“吾日三省吾身”,重视“克己”的内心修养功夫,以达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也主张人要尽心、知性、知天,要求人能克己,养成浩然之气,从而成己成物,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一。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修养的反映和体现。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太平,人们之所以不相爱,那是因为人的欲望过多且过度地膨胀。因而,只有人人都在内心抑制利欲的膨胀,天下方可太平,人们方会相爱。因此,墨子重视人自身的修身养性,注重人自身的发展。墨子有云:“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始终,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墨子·修身》)墨子意即对于士人来说,品行为重,君子要明察身边人的善行予以借鉴,看到品行差的人要反省自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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