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致良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读《传奇王阳明》体会

知行合一致良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读《传奇王阳明》体会邱敬书王阳明的伟大，创立了王学是重要原因，但一出世的立志读书做圣贤却显得更为重要，为了这个高远的志向努力了一辈子，终于有了非凡的成就。

对后人来说，创造新的学派很难，但立志却是可以做的。

而且，立志必须以一生的坚忍不拔来努力实现。

王阳明以一介书生先后平定多场叛乱，但创立王学才是他在历史中辉煌的根本原因。

王学的核心是“知行合一”、“致良知”，基本内涵是知识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有它的意义，还一定要还原到生活的实践当中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它的价值。

这一理论学说的提出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具有相当冲击力的行为，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有死读书且鄙夷实践的传统，结果是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却干不了半点圣贤事，真正的百无一用是书生。

所以，王阳明提出，要改变这种只讲“知”而不讲“行”的毛病，其重大意义可见一斑。

我由此想到了现在常讲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问题，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实践出真知，理论抽象实践，就是对“知行合一”的进一步发展深化。

在提倡“知行合一”的同时，王阳明创造了“心学”，提出人不一定非要去追寻外面的圣人之道，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良知”，这个良知是善的、纯洁的、高尚的，做道德的事才是每个人的本心；应该好好地去发现自己的良知，让良知主宰自己。

一个人真正的要优秀，不管怎么学，怎么做，根本的还是内心。

良知还有扩大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内心现有的，境界有多大，良知愈多，实践能力愈强，王阳明后来学生，很多都是自我修炼和不断扩大境界的典范。

古人言，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但真正能实现的很少。

王阳明是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的“真三不朽”。

有一次，王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王阳明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阳明谈的是花的存在与花存在的意义的问题，亦是认知活动与审美活动的问题。

依认知活动，作为客观存在的花，在山中自开自落，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

无论你看到它与否，它总会存在于此，与我心无关。

并且，花的颜色在科学实验中不可能出现“一时明白起来”的现象。

此时的花，只能是作为一个与主体无生命交流，毫无“意义”的自在之物而存在，“与汝心同归于寂”，不是对象，不是价值实体。

但在审美活动中，由于审美主体心灵的情感投射，审美主客体的意向性活动，才使那种“与汝心同归于寂”的毫无生命意义的存在物生成为审美对象，才有了花存在的意义，“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由于我的体验(看)，此时的花就有了我的“良知”(生命)，与我的生命无间隔地一气流通，并成为确证我的生命存在的对象。

因此“花”就不在审美主体之外了，而是审美主体的喜怒哀乐等生命活动的显现。

“花”的意义的获得正是审美体验作用的产物。

王阳明认为在审美活动中，由于意向性结构，审美主客体同时产生，不可相离，并且审美主体可达到超越时空，亘古亘今，与天地万物同流的关涉人的终极关怀的最高境界。

因此，他对审美体验作了进一步论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 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 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 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

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

如何与他间隔得?”又问，“天地鬼神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具无了?”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与观花一样，王阳明强调审美活动中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中的互动关系及其主体心灵的主导作用。

天地鬼神万物的意义和生命是我的灵明的投射，是我的灵明的延伸和另一体。

同时，作为有限的生命存在，我的灵明也只能是无限的天地鬼神万物的一部分，与其同体，一气流通，不可间隔。

王阳明对审美主体生命意识的感召，就表明其体验美学关涉到人的终极关怀。

作为审美对象的天之高远和地之深广，其自身是无法体认的。

只是由审美主体在“仰高”、“俯深”等超时空、冥物我的审美活动中，天地才生成了高远深广的审美意象。

同时，审美主体也感到了宇宙之无限及人在宇宙中的渺小。

因此，他感叹“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但王守仁更要以渺小之灵明去征服、统摄那无限之宇宙。

这是多么崇高、伟大的人类意识! 如果没有人的意识(如死的人)，天地万物还有何美丑可谈，更无生命意义可言，世界就永远只在吾心之外。

王阳明认为，“乐”作为心之本体，圣人、常人初非有别。

只是常人不能象圣人那样有“真乐”，主要在于自寻忧苦迷弃，为世事所累，不能保持一种澄明的“虚灵”心境状态。

这种‘虚灵”的心理状态是审美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

“虚灵”不是无知无识的空虚，而是一种“人生山水须认真，胡为利禄缠其身”的那种精神充实、不为世迁所累和自由的状态。

由此，一旦体悟到“良知”(一念开明)，“反身而诚”，那活泼泼、怡悦自得的‘孔颜之乐”也就朗现了。

为此，他提出了审美体验的两种基本方式即顿悟式的“觉”和渐悟式的“体”。

他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

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自去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所谓“觉”就是指主体的心理活动，是自我醒悟，对人生真谛的瞬间把握，同时也是自我心灵的升华。

又说：“可知是体来听讲不同。

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

只是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的。

”如果前者“觉”只注重了“顿悟”方式的话，那么，这里“体”则关注的是那种渐进性的生命体验过程的方式。

我们知道，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或把握，都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由浅入深，从局部到整体的不断深化过程。

对作为“至乐”境界的“良知”的体验，更是如此。

前述可知，在王守仁看来，“良知”是人生、社会、历史的统一体。

“致良知”凝聚着他的审美方式对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价值的认知和情感，更是他一生在功与过、荣与辱、达与穷之中细细品味人生，体验生命意义的理论升华。

用生命体验人生意义是王守仁体验美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审美体验的核心。

王阳明在强调主体意识的能动性，追求那种“与物同体”，“良知独显，与造物者游”，“个个心中有仲尼”的“至乐’境界的同时，王守仁强调审美体验在审美活动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王阳明认识到，作为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审美活动不同于纯理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理性的意志活动，而是一种具有感性自由的生命情感活动。

这种审美活动的实现存在于审美主体的生命体验中。

这种体验既非感性直观又非逻辑理性的心理活动，而是对于生命存在意义的瞬间把握，是与人的生命活动如情感、想象、直觉、欢乐、痛苦、意志等内心活动密切相关的。

因此，体验亦即是生命体验，它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人进入心醉神迷、物我消融的“至乐”境界。

正是这审美体验，无生命、无意义的自在之物才可成为审美对象，世界才会向我敞开，意义才能生成，同时，我的心灵也会得到提升，我的存在价值才能被确证。

王学由于对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肯定，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使其美学具有典型的体验美学特色。

这种体验美学是以“至乐”境界为目标，强调超然的与天地同体，美善合一，美丑自融的“孔颜之乐”。

美是礼的感性显现。

这种体现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美(至乐)只能在审美体验中把握。

在审美体验中，审美主客消融，世界向我敞开，生命意义的瞬间生成，我的存在被确证。

这种体验以“虚灵”为前提，有顿悟式的“觉”和渐悟式的“体”，而细细品味人生、社会、历史更是王守仁所崇尚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王守仁的美学是体验美学。

正是这种体验美学，王守仁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了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王阳明认为作为理性内容的善(礼)和作为感性形成的美(文)是统一的，“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的。

也就是说，善要表现在美的形式之中，而美的形式同时也正是善的表现，具有善的意义，不是外在于善的东西。

因此，他说：“《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

“吾心”即良知、礼，是善的内容，而乐、诗只能是“吾心”的外在感性形式。

由此，他说：“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

”这里，他就规定了美是礼的感性显现。

这一命题强调了善与美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社会与自然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

同时，在他看来，“礼”是存在于感性个体生命之中的体现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精神的道德律令，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肯定。

这体现了中国美学从道德境界走向审美境界亦即达到“天人合一”的“至乐”境界的重要特征。

也正是从“至乐”境界出发，王阳明认为作为本然状态的“良知”无善恶、无美丑。

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

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

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待也，故善恶只是一物。

”又说：“良知本来自明。

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

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

”虽然，“善恶只是一物”，“良知”本自是美(明)的，但在现实中，由于为世事所累，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利禄缠身，使明镜般的“良知”不能朗现，才出现了“过与不及”之善恶和美丑之分。

为了解其障蔽，他提出“致良知”，要求人们应在“过与不及之处”多下功夫以致“中和”，并使美丑、善恶自融，显现出“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水无缺”心灵莹彻的“至乐”境界。

王阳明于1506年因反对宦官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府修文县治，现为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镇）当驿丞。

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人的内心中自然包含世界运行的规则（心即理）。

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他认为：圣人的光明品质，人人都是具备，这个光明品质即是良知，良知想从外面的事物寻找是错误的，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

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

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

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他自己于7年后对这次略带传奇色彩的悟道叙述说：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

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

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人性本善，良知现成，但要懂得戒慎恐惧，所谓“慎独”（独处时犹如在大庭广众前，言行、思想均合乎礼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没有丝毫不善夹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心灵不受任何染污，这样良知自能百发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