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小说的情感色彩和法律因素

第5卷第4期2003年12月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 ol.5No.4 Dee.2003

狄更斯小说的情感色彩和法律因素孙建芳

(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贵州遵义563002)

摘要:狄更斯的童年经历和人生轨迹使他的作品充满着情感和法律的交织与冲突。作为一

个温和的人道主义者，狄更斯主张“行善施爱”，极力宣扬人性中善对恶、美对五的最终胜利，将“爱”高置于法律之上;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认为“恶者必亡”既猛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法律的不仁不义，又否定“恶”对法律的肆意践踏，展示了善恶冲突中的情与法、罪与罚的复杂纠葛。

关键词:狄更斯;文学;情感;法律

文学与法律渊源深厚:一抒写人情，一维护人权;一释放情感，一追究责任;一注重道德，一伸张正义;一追求真、善、美，一打击假、丑、恶。近代西欧文学更是与法律有着不解之

缘，文学一方面以社会的良心呼唤法律的公正无私，抒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文理想;另一方面又以人性的情感张扬排斥着法律的铁面无私和冷峻无情。情感与法律相依相存，相伴共生，它们既水火不容又水乳交融，既彼此悖离又相互吸引的特征给文学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表现内容，也使文学将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罪与罚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狄更斯小说中的情感色彩和法律因素的交织缠绕既表现了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善与恶、情与理的深刻冲突，又体现了狄更斯“惩恶扬善”的道德追求和价值标准。

人性中的善恶美丑从来就是文学作品不朽的主题，是文学内在的核心。黑格尔曾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的这句话的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

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伟大得多的思想”作为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创作对自由主义时代的英国社会作了广泛而真实的描绘。狄更斯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爱”是他评判是非曲直、善恶美丑的一个根本标准。丹纳认为“狄更斯的小说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行善和爱。”他主张用“爱”来陶冶、净化人的思想和心灵、用“爱”来缓和化解矛盾和纷争，用“爱”来感化和教育别人。因此，他的小说充满了一种令人心醉的博爱精神，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色彩，一种恒久不变的乐观态度。他将“爱”置于法律之上，认为“爱”比法律更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间公正。同时狄更斯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邪恶、丑恶、罪恶，使他时时关注“恶”，并对人性中潜藏的兽性、贪欲、伪善、个人主义、极端利己等作了冷静的剖析，在对“恶”进行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的同时，他又常常不得不借助于法律并批判法律。博爱的心灵与头脑，美好的理想不尽人意配搭现实，情感的色彩和法律的因素难解难分，错综交织，共同构成了狄更斯作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狄更斯一生共写了14部长篇小说:《皮克威克外传》(1536一1838)、(奥列佛·推斯特)(1837一1838)、《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一1839)、《老古玩店》(1841)、《巴纳比·

拉奇》(1841)、《马T·朱什尔维特》(1543一15科)、《董贝父子》(2926一1945)、《大卫·科波菲尔》(1849一850)、《荒凉山庄》(1852一1853)、《艰难时事》(1854)、《小杜丽》(1855-

1857)、《双城记》(1859)、《伟大的期望)(1860一1861)、《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一1865)。另外还有一部未完成的《艾德温·德鲁德的秘密》(1870)。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了狄更斯一贯的人道主义温情。他往往用抽象的善恶观点去认识社会问题，把罪责归咎于个别坏人和某些法律条文，以道德感化和惩恶劝善来解决社会矛盾。他始终坚信“爱总能战胜恨”，所以特别醉心于描写那些善良的小人物，尤其是那些不幸的儿童，他们往往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一无所有，孤苦无助，受尽欺压和凌辱—如《奥列佛·推斯特》中的奥列佛，《老古玩店》中的耐儿，《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伟大的期望》中的匹普等等。他们饱受磨难，屈辱，但都洁身自好，积善行德，正直，忠诚，仁爱，最终大都苦尽甘来，幸福美满。狄更斯以最温柔的怜悯、最感伤的情调描写了天使般善良纯洁的小耐儿之死，以至于被看作是矫揉造作的感情，常常为人所垢病，王尔德就有句名言“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读了小耐儿的死而不哭”。其实，正如有评论家所言:“为小耐儿哭泣，好比是为童工制和美国蓄奴制赎罪。”狄更斯始终怀有“期诈永远不会兴旺”、“德行终于要胜利”的坚定信念，认为只要人间有慈爱、宽恕、正义和同情，就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因此，首先良知和善恶相报使他的小说爱憎分明，特别是充满喜剧色彩的“大团圆”结局，更如童话般温馨、浪漫、迷人而富于感情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小说家杰斯特顿才说:“与其说狄更斯是一位小说家，不如说他是一位神话作家;他是最后一个神话作家，也许还是最伟大的神话作家。”因为“童话是原始民族的体验、现代人的娱乐，是最后的神话和最早的小说(fiction)，常见世面主题是善对恶的胜利。”

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和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犯罪、逃亡;流浪、追捕;法院、监狱;法庭、律师;公证人、诉讼人;债权人、债务人;小偷、恶棍;流氓、无赖……

《奥列佛·推斯特》通过遗产风波，抨击了当时的“新济贫法”，批判了人性的贪婪和残暴;《老古玩店》的结局虽然是善恶有报，但感伤中无疑谴责了法律的不公正，控诉了对仁爱

精神的摧残;《马丁·朱什尔维特》以马丁家族凯觑遗产以及由此引起的纷争为主要内容;《董贝父子》中是道德败坏，罪恶横行，是毫无人性、令人心寒的商业性婚约;《大卫·科波

菲尔》中阴险卑劣的律师助手希普弄虚作假，胡作非为;《双城记》中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对贵族没有丝毫的约束力，对罪恶更是无能为力，反而被封建特权阶级肆意践踏;(伟大的期

望》描写了资产阶级的金钱统治和犯罪行为;《小杜丽》通过小杜丽一家被囚禁在债务监狱的遭遇，着力揭露和抨击英国政府机构的昏暗无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号称“惩恶扬

善”、“人人平等”、“公正无私”的法律面对恶行败德，面对罪行、罪恶却显得如此的软弱，如此的无能，既无法保护弱小，也不能伸张正义，几乎就是一纸空文。

这里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荒凉山庄》，作品针对英国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统的黑暗腐败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小说一开始就浓墨重彩描绘了伦敦的泥泞和浓雾，它们象征着英国社会的污浊和昏暗。雾的中心是最高法院。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贾迪斯遗产案，集中暴露了司法制度的腐败和吃人本质。由于法律程序的僵化和司法人员的拘私枉法，案件拖了几十年仍无结果，庞大的遗产最后只够付诉讼费，案件双方的几代人为此消磨终生，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发疯，有的自杀。小说的另一条线索也与法律有关:险恶的家庭律师利用偶然掌握的秘密，对婚前失贞、养下私生女的受害者步步紧逼，使之不得不离家出走，冰天雪地中死在情人的墓前。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小说中凡是与法律有牵连的人物都没有好下场。腐败的法律犹如一架吃人的机器，一旦卷人进去，必定头破血流，家破人亡。久悬不决的案件养肥的是司法界的寄生虫，那些讼棍们借此机会任意胡为:贪脏枉法，营私舞弊，为非作歹，饱肥私囊，敲诈勒索，谋财害命。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揭露个别的坏人，而是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统进行了总的揭露。为了突出这一主题，狄更斯用象征手法和死亡意象来增强它的鲜明性，如《小杜丽》中监狱的阴影，《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散发着臭气的泰

晤士河和垃圾山，《荒凉山庄》中弥漫在伦敦“大法官法庭”一带的大雾，都显然在说明法庭的迂腐，暗示世界就是一个大监狱，那个被谑称为“大法官法庭”的废品商店的自燃，更是以寓言的方式象征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彻底崩溃。

荷兰著名的政治法律思想家、英勇的无神论者斯宾诺莎曾对“法律”这个名词的含义作过探讨和说明。他说“律这个字，概括地来说，是指个体的一切事物，或属于某类的诸多事物，遵一固定的方式而行。这种方式或是由于物理之必然，或是由于人事的命令而成的。由于物理之必然而成的律，是物的性质或物的定义的必然结果;由人的命令而成的律，说

得更正确一点，应该叫做法令。这种法律是人们为自己或别人立的。为的是生活更安全，更方便，或与此类似的理由。”而19世纪英国分析法学的首创者、著名的资产阶级法理学家

约翰·奥斯丁则断言法律的共同原则是功利，“自然理性”、“人类理想”是人类的一种感觉，实质就是功利。立法的最高目的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量的幸福”。对于实在法来说，功利是绝对的、普遍的原则。所有的法律和规则都是严格的普遍的建立在基础之上的。法律是基于人类的迫切需要提出来的。人类所以需要法律就是因为它有用，它能给人类带来功利。简言之，法律的出发点、作用和目的全在于功利，狄更斯曾一再强调说小说艺术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通过改变公众舆论来发行世界”。他在《皮克威克外传》的序言中称自己的这部作品在“努力完成它自己的天职”—“希望我原称所披露的各种社会弊端，将来在这一版的每一卷里都能发现其中某条某项业已根绝……”这是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对现实的审视与理解，对未来的寄托与希望。作为一个世所公认的人道主义者，狄更斯“小说的思想内容是丰富而复杂的，但有三个基本的侧面。首先，是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其次，是对伦理道德的提倡与弘扬，第三，是对人性广泛而深人的探索。而贯穿这三个方面

的是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人性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的基础与出发点，道德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对社会的批判是狄更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社会进行观察和评价的结果。在人道主义思想的统率下，三个方面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配合，共同形成一部复杂而又和谐的三重奏。”

狄更斯是继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一个举世闻名、堪与维克多·雨果、托尔斯泰、泰尔比肩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只要生活还要继续，只要社会还有罪恶，他在作品

中探讨的许多问题就永远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将情感与理性、道德与法律的亲和与悖离完美地统一于小说中，他真诚地告诫人们—向善靠近，与美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