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医

《现代中医》研究一．概况《现代中医》，民国二十三年元月（1934年1月）由余鸿仁、陈惠民创办于上海，全张纸印刷。

初由余鸿仁任主编，陈惠民任发行人，社址在上海西门石皮弄亦仁里一号（近今河南南路），月刊（刊名由秦伯未题写），每月一日发行。

民国二十六年初（1937年），余鸿仁因诊务繁忙，坚辞主编职，经内部协商、社务调整，陈惠民恳请其师丁济万出任社长，自任主编，于五月十五日恢复出版，又坚持发行三期，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停刊。

前后合计共出39期，其中民国二十五年5至12期为两期合刊本。

余鸿仁（1915—1970），江苏常熟人，孟河医派传人，清末名医余听鸿（景和）之孙，余继鸿（振元、渭经）次子，1932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因其系孟河丁济万的弟子，遂以“孟河余鸿仁”之名悬壶沪上。

其兄余鸿孙（1906—1956）是余听鸿长孙，为孟河丁甘仁的学生，沪上名医。

余氏求学期间，萌发中医革新思想，并注意收集相关资料，毕业不久即与同学陈惠民创办该刊，又因家学渊源，与前辈同道如秦伯未、陈存仁等多有接触交流，为办刊提供了资源方便。

二．主要内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民心思变，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泛科学化思潮，同时，西医的广泛传播对祖国医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医界的有识之士希望中医理论有所变革，以顺应时代的需要。

如同主编余鸿仁所说：“创立一充满现代精神之医学学术，以运用并发展中医之本质。

”所以，《现代中医》创刊伊始，就将“促中医进入现代化，助同道认识新思想”作为办刊宗旨（余鸿仁《“现代中医”解》，载1934年第1期第2页）。

同时，许多中医家认为，祖国医学良好的诊疗经验值得继承推广，需要改良发展的是相对落后的理论知识。

因此，《现代中医》刊物内容主要围绕“继承中医学术经验”和“改良中医学术理论”两个方面展开，具体如下：1.学术探讨主要包括“医事评论”和“学术评论”两个重要栏目，也是《现代中医》杂志的核心内容之一。

期刊就中医科学化、改良国医国药、驳斥中医无用论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其中又以对中医基础理论“阴阳五行”的科学性探讨，以及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若干问题的发凡最为集中。

如凌树人明确指出：“阴阳五行不足为中医累，中医的治病，并非完全靠阴阳五行，除此之外，亦自有其实验之学理。

”他认为祖国医学以临床疗效见长，即使阴阳五行确实存在玄奥难解的问题，也“犹似白璧微瑕”，无损中医学本身（《中医科学化与现代化》，1934年第3期第3页）。

杨子良也认为，五行学说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尚有研究的必要，比如《黄帝内经》认为“肝脏属木，木与酸味有密切关系，若肝脏患病，则必须服有酸味之药剂”，这与西医治疗黄疸性肝炎，“除用卡尔巴德盐为泻剂外，且须加盐酸数滴”，有异曲同工之妙。

（《黄帝内经之研究》，载1935年第1期第9页）其他如王合三《六气改错》、许公岩《孔穴探原》、陈伯涛《内经之免疫概念》、路登云《中医科学化略论》等，无不是希望借鉴西医的基础知识和临床案例，为中医基础理论寻求科学的佐证，折射出当时中医家的矛盾心态。

其中许多观点有一定时代性和进步性。

如王合三引《灵枢·百病始生》“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为论据，试图解释风雨寒热并非自然界唯一的致病因素，而人们“有时感受即病者”，其实是遭受了“风寒暑湿燥火之混合物体”，然而这种所谓混合物体究竟是什么，《内经》没有明确记载，他认为“大约非病菌即病虫”（《六气改错》，载1934年第4期第3页）。

这显然是受细菌病原致病说的影响，比吴又可的“戾气”说又进一步。

2.基础研究主要有“生理学”、“病理学”和“疾病总纂”三个固定栏目。

如前所述，继承中医学术经验和改良中医学术理论是期刊内容的两个重要方面。

《现代中医》开辟的“生理学”和“病理学”两个栏目，所载文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介绍中医文献，结合西医基础知识，加以评述阐发。

如郭荫昌《唾液之研究》、朱良春《谈大便之通与秘》等。

另一类更多的是试图运用西医生理、病理学知识解释传统医学的名词术语。

如王合三《余之三焦研究》，提出中医的三焦相当于西医解剖学的淋巴管（《余之三焦之研究》，载1934年第5期第8页）。

王祥瑞则认为“营”即动脉血，“卫即人体回血管中之血，亦称静脉血”（《营卫新解》，载1935年第4期第10页）。

他如黄仲贤《中医之肾脏观》、胡蜇庵《三阳经之探讨》、王传华《诸气新释》诸文，皆有个人见解。

相比这两个栏目，“疾病总纂”的文章无论是理论还是临床实践，水平都要高出很多。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流行病疾控。

如郑叔纶《对于浙江第四监狱发生青腿牙疳之研究》，通过实地调研与临证经验，详述浙江第四监狱在民国21年（1932）犯人中爆发青腿牙疳的原因、症状、病因病机、历史沿革、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强调改善监狱条件，犯人伙食供给鲜菜，合理营养的重要性，同时配合中药内服外敷治疗原发病员。

采取这些措施后，该监狱此后两年中未发生青腿牙疳，反映中医指导地域性流行病的防治效果良好。

二是传染病治疗。

涉及黑死病（鼠疫）、霍乱、白喉、细菌性痢疾、麻风等病症，通过所载文章可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尤其是疾病初起阶段作用显著。

以黑热病为例，仲晓秋介绍其师张锡纯运用中医中药防治鼠疫的经验，认为该病初起类似“伤寒少阴热证”，根据疾病的发展情况，创设八张自拟方，以清热解毒、养阴滋肾为总纲，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全活之人，不计其数”（《黑死病之检讨及其验方》，《黑死病诊察概要》，载1935年第1期第5页、第3期第4页）。

三是对内科病症的理论探讨，如黄文东《虚损概论》、孙道明《水肿浅说》、周允超《心痛的研究》、钱公玄《湿温之初病与发汗》、吴颂华《伤风之研究》、朱良春《论头痛》等。

这些文章或剖析遣方用药，或进行鉴别诊断，对今日临床实践有一定启发作用。

3.药物方剂主要介绍常用中药的产地、药性、功效、主治、验方和临床使用禁忌，如黄连、附子、桂枝、木通、萆薢、葛根等。

连载章次公主编的《章编药物学》。

涉及方剂的文章不多，主要是医家介绍自己临证心得，如《归脾汤之运用》、《治疟用小柴胡汤之商榷》等。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医家已经认识到发掘民间医药的重要性，如朱寿朋撰文明确指出，“‘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民间药者……实包括草药与单方两大类”，进而分析了民间医药秘而不宣的原因，以及官方如何加以利用等（《民间药之价值》，载1934年第3期第9页）。

4.临证各科由于内科学知识已散见于“药物方剂”、“疾病总纂”、“医案专著”等栏目，所以该刊不再专辟内科专栏，而是设立“妇人科”、“小儿科”、“外科、咽喉科”、“伤科与针灸科”等几个固定栏目，主要包括各科常见病的探讨，经验方介绍和诊疗方法推荐。

如吴鹤亭《经闭论治》、陈惠民《瘄子正论》、路登云《咽喉病疗法概论》、谢绪仙《治刎颈经验谈》、蒋景山《中风之针灸疗法》等。

另外还专辟“学术名著特载栏”，刊登相应专科征集稿，如庄履严《妇科百辨》（原名《胎产百辨》），郑霨昆《小儿科论》等著作节选。

这些文章对了解当时中医专科的学术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5.医案、实验报告该刊所载医案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介绍近现代名医的诊疗经验，如何时希《程门雪近案》、陈惠民《丁济万近案》、汤君捷《秦伯未近案》等；另一类是医家自己的临证心得，如《虚疟治验》、《中暑证之治验》、《饮癖治验》、《奔豚治验例》等。

此外还先后连载前辈名医曹颖甫《经方实验录》验案八则、仲晓秋《晚悔斋医案》湿温治验五则。

实验报告是该部分的特色之处，有现代临床实验的雏形，体现了医家的创新实践精神，如对“重用生石膏”的临床观察，先后有陈家鸿《重用生石膏实验录》、仲晓秋《重用生石膏之实验报告》、陆慎其《读仲君生石膏实验报告后》等多篇文章，临床证实重用生石膏退热迅速，效果每每胜于西药。

6.医话、专著类该刊所载医话多以补白的形式，轻松幽默，或谈感想，或说掌故，或发劝诫。

如陈惠民《诊余漫谈》、郑叔纶《蕉园医话》、胡润之《医林述古》、宋紫波《医之十诫》等。

《医之十诫》强调为医者，第一诫“中西诋谤”，因为“夫医者，活人之术也。

治疗容或有异，而其用心则一也。

中医不如所长，西医岂无所短，要在各取其长，而弃其短，融会贯通” ，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载1935年第4期第12页）相较医话的科普性，“长篇专著”则为学术论文，主题突出，篇幅较长，多为编辑约稿，而且往往连载多期。

如潘澄濂《内脏形态学》、谢诵穆《徐灵胎评传》、许公岩《伤寒刺法集义考释》、程门雪《程著金匮讲义》等。

有些作品是即将或已集结出版的专著，作者再从中选出一些代表性章节进行连载，对当时中医学术的推广宣传有重要意义。

7.征文特辑征文特辑是《现代中医》的一大特色，该刊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民国二十五年（1936）共组织全国性专题征文十二次（其中“恶性疟疾之研究”作为民国二十五年第7期的特别征文刊出），先后选登各地医家征文稿四十八篇。

这十二次征文主题主要包括四大类：一是对伤寒、温病的学术探讨，如第一次的主题为温病可否有外感伏气之分别，第二次的主题为伤寒与温病是否有对立之可能等。

二是对中医学术经验的继承，如全国医药家之经验谈、各地民间疗法实录、谈我经验之药物、谈我经验之方剂以及恶性疟疾之研究等。

三是对中医业界本身的反思与规范，如中医药前途之预测、中医药疗病处方之规则、中医界提倡读书之必要等。

四是对中医名词术语的深入探讨，如气之究竟等。

另外，民国二十六年（1937）人事变动后出版的三期，以特刊形式又分别推出三次征文，主题分别为“妇科病”、“奇病治验”、“脾胃病”，但其影响范围、文章质量都逊色很多。

这十二次全国性征文，充分反映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医界同仁的学术状态和精神面貌，在中医业界和关心中医发展的有识人士中引起广泛关注和深远影响。

如第六次征文“中医药前途之预测”，吸引众多医家踊跃来稿，从内容上看，大多医者虽然存在忧患意识，但总体来说还是希望通过自身变革以适应发展，对未来充满希望，如毕成一《改善现状以发皇价值》、薛定华《中医药并非无望》、陈伯涛《中医药改革论》等。

当然也有医家持悲观态度，如陈家鸿《无希望的前途》。

在20世纪初中西医论争背景下，这些文章是中医界人士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是近代中医思想发展史的文献资料，值得重视和比较研究。

8.启事通告与广告、来信启事主要是编辑部就相关事务向读者大众的公开声明或解释，通告则是有关机构或社团就相关事务向大众的普遍告知，广告仅限于医药或书籍的推介。

这三个方面是期刊的附属部分，对医事文化的研究有一定意义。

三．贡献与特色在上世纪30年代，全国各地出版发行的中医期刊数量剧增。

根据统计，仅1935年全国就有中医药期刊137种，分布在全国16个省市（宋大仁、沈警凡《全国医药期刊调查记》，载《中西医药》1935年第1期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