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研究综述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09级赵雪 200902120222

摘要1919年 1月13～17日，英、法、美、日、意五国举行巴黎和会准备会议，背着多数国家制定了和会的议事规则。规定英、法、美、日、意五大国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可参加和会的一切会议。比利时、中国、塞尔维亚等国为有“个别利益的交战国”，只能出席与其本国有关的会议。北京政府为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规定的任务有四项。结果，除了第四点得到较好的解决外，前二项更重要的内容都未能如愿。坦白的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了。本文就旨在综述一下造成这一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

关键词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原因及影响

一、关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因

（一）、期望过高导致议案过分理想化。

王彪和岳珑在《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外交的内向影响》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获悉将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起初所有的人都保持着相对清醒的头脑，所持的态度还是比较冷静的。然而，至巴黎和会召开时，国人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思潮与中国代表团的心态不断演变，中国政府与中国代表团对和会上的行动纲领一再进行修改，所提出的议案越来越理想化，要求也在逐次提升，偏离了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其议案的可行性也一再降低。

李玉在《再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中认为，中国人民上上下下对这次议会期望过高，以致产生幻想。

（二）、中国代表团“联美制日”的失策

王彪和岳珑在《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外交的内向影响》中认为，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鉴于美日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联美制日”的方针。中国代表团寄希望于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以收回山东的权益以及其他的一些利益。但是，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的实质缺乏清醒的认识。国际争端冲突激烈时，强国一旦达成妥协意见，所牺牲的必然是弱国的正当权利。美国是不可能因为中国与日本撕破脸皮的。因此，中国代表团寄希望于美国身上，就已注定了“联美制日”方针的必然失败。

杨璇在《中国代表团缘何在巴黎和会上拒签》中认为，美国因素不可忽视。

（三）、中国代表团内部缺乏统一认识

王彪和岳珑在《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外交的内向影响》中提到，顾维钧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中国代表团的内耗，这一矛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代表团的凝聚力。内耗最初的动因来自代表团内部的名次排位，具体表现为顾维钧、王正廷之间的矛盾，实际是政治见解不同，中国代表团的内耗是国内政治矛盾的产物。

杨璇在《中国代表团缘何在巴黎和会上拒签》中认为，北京政府的内部不统一和对外软弱，使其实施了“放挺”政策。在和会举行完签字仪式后，北京政府的拒签电文才到。此外各省的军政要员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如吴佩孚和张敬尧等，或反对签字，或主张罢免曹汝霖等。

二、关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意义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了，对充满幻想的中国人来说，失败感尤为强烈，但理性地分析一下，这种失败是必然的，而且中国在和会上并不是一无所获。

（一）、中国代表团的目标之一，结束德、奥在华政治经济特权的交涉取得成功。

李玉在《再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中认为，1919年3月8日，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了《德奥和约中应列条件说帖》，中国要求德国将德、奥“从前用威吓手段或用实在武力，而向中国获得之领土与权利产业，仍归还中国，并除去其政治、经济、自由发展之各种限制。其中对德和约，除山东问题待定处理外，和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国的要求;对奥和约则由于其实力不济，挣扎一番后，中国的要求全部得到实现。

祝丹在《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政策研究》中认为，尽管在争取山东权益等问题上外交失利，但为日后在华盛顿会议解决山东问题奠定了基础。并通过签署对奥和约，得以加入国际联盟，收回部分国家权益。

郭谦在《北洋政府与巴黎和会再探讨》中认为，拒签使中国免受山东条款束缚，日本陷入尴尬境地。山东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悬案，从而为重新提出和解决这一问题铺平了道路。

（二）、中国代表团的斗争树立了中国人的良好的形象，一批职业外交家走上历史舞台。

李玉在《再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中认为，在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克服本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内部的磨擦、掣肘，为中国的权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尽管由于国力衰落而收效甚微，但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支持，展示了中国人的良好形象。

杨璇在《中国代表团缘何在巴黎和会上拒签》中认为，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合约，此举顺应了民意，得到了当时舆论的欢迎，也体现了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官的凛然气节。

（三）、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次。

李玉在《再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中认为，和会列强不顾中国人民和中国代表的抗议，执意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代表团在给政府的报告中阐明了拒绝签约的原因。中国虽拒签《对德和约》，但由于签署《对奥和约》而仍得以加入国联。1920年12月，中国首任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且当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1921年8月又当选为国联理事会主席，提高了中国的国

际地位。对中国更为重要的影响是，这一举动改变了过去中国外交史上“始争终让”的局而，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郭谦在《北洋政府与巴黎和会再探讨》中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多是“始争终让，几成惯例”。这次在帝国主义列强集体面前，敢于说不，勇敢捍卫国家尊严，尚属首例。

（四）、围绕着巴黎和会的斗争，中国国民外交运动被推向高潮。

李玉在《再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中认为，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充满了期待，时刻关注着它的进展。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在十人会上成功发言的消息传出后，国内上至总统、总理，下至团体、个人，纷纷发去贺电，极大地鼓舞了代表团的斗志。

郭谦在《北洋政府与巴黎和会再探讨》中认为，拒约顺应了民意，也激发了全国人民同仇敌汽的民气，随着对列强“维持公理”幻想的破灭，中国人民更加懂得了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改变国家的地位。

（五）、广泛和深远的意义

郭谦在《北洋政府与巴黎和会再探讨》中认为，这次拒约大大迟滞了不平等条约的蔓延和毒害，转而开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从此，对外关系开始由被动走向主动。

三、总结

总之，对巴黎和会实质的认识不足，“联美制日”方针的制定、实施运用的失败，国内纷繁复杂、混乱不堪的政治格局，极大的干扰了他们的政治理念，由此引发的内部矛盾分散了中国代表团的力量。因此，当我们回望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时，在宏观的“弱势外交”的根本原因之下，仔细审视外交官们的表现，分析其内在的因素，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20世纪初的中国外交与外交家，给予他们更准确的定位。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因“五四运动”的爆发而被夸大了。其实，巴黎和会中国还是有收获的，它的积极成果应当肯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中国近代外交的转折点，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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