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门槛与自然资源诅咒_基于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_胡援成

《管理世界》（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４期摘要：本文在论证我国省际层面存在自然资源诅咒的同时，重点研究了制约资源诅咒现象的经济因素。

通过模型的构建和运用面板门槛回归分析，我们认为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是制约我国省际层面资源诅咒存在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入能够有效地解决资源诅咒现象。

另外，实证结果还揭示了金融支持作为缓解资源诅咒重要途径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解决资源的硬约束，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

关键词：资源诅咒经济发展面板门槛人力资本金融支持一、引言自然资源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丰富的自然资源引领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的经济强国在历史上的强力发展阶段都曾受益于自然资源的贡献（ＭａｒｑｕｅｚａｎｄＴａｍａｒｉｔ，２００２）。

目前，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资源约束和资源诅咒。

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固定的，这就意味着任何的试图步入一条永久性地增加产出的路径的企图将最终耗尽那些资源，因而必定会失败。

自然资源的硬约束使得工人可利用的实际资源在逐渐降低，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１９９２）指出资源约束对实体存在着增长阻力（ｇｒｏｗｔｈｄｒａｇ），并且估计出这个阻力值约为０．００２４，也就是每年大约为一个百分点的１／４，阻力的大部分来自于有限的资源。

资源约束影响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时间的发展，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是呈负相关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卢森堡、新加坡、瑞士和香港并没有富裕的自然资源，而塞拉利昂、中非、赞比亚、委内瑞拉等国家虽然自然资本占国民财富的比超过２５％，但经济却负增长。

对此做出解释的最主要一个理论是资源诅咒假说（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ｕｒｓ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Ｓａｃｈｓ和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用实证方法证明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负相关，并指出了产生资源诅咒的传输途径。

此后，相当多的文献（Ｇｙｌｆａｓｏｎ，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ＲｏｄｒｉｑｕｅｚａｎｄＳａｃｈｓ，１９９９；ＬｅｉｔｅａｎｄＷｅｉｄｍａｎｎ，１９９９；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ａｎｄＧｅｒｌａｇｈ，２００４）对资源诅咒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和探讨。

然而，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究竟是个福音（ｂｌｅｓｓｉｎｇ）还是个诅咒（ｃｕｒｓｅ），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资源诅咒或者充足悖论（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ｐｌｅｎｔｙ）理论一直饱受争议。

这不仅是因为存在着挪威、波斯瓦那、加拿大等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特例，而且也没有明显的原因指明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有破坏作用（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ａｎｄＧｅｒｌａｇｈ，２００３）。

另外，关于资源富裕与资源依赖的定义以及被定义为资源丰裕或是国家在资源要素富裕上的稳定性一直存在争论（Ｃｏｘｈｅａｄ，２００６）。

因此，自然资源的富裕与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非直接也远非简单明了。

某种经济因素如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策措施能有效地征服资源诅咒（Ｍｅｈｌｕｍ，ＭｏｅｎｅａｎｄＴｏｒｖｉｋ，２００２）。

于是，不同经济因素的发展程度对资源诅咒的影响逐渐成为了研究的重点，投资水平、分配方式、政治治理、金融状况、技术创新都被不同的学者纳入分析框架，得出不少富有创造性的结论。

总体上说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富裕的国家，自然资本占国民财富的比超过５％。

事实经济发展门槛与自然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胡援成肖德勇＊本项研究是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重点研究课题（ＷＢ２００６Ｂ１７）的阶段性成果。

上我国已从一个早期自然资源依赖性国家转变成非依赖性国家，逃离了资源的诅咒（ＧｙｌｆａｓｏｎａｎｄＺｏｅｇａ，２００１）。

然而，基于国内不同区域的研究结论却显示资源诅咒在我国内部的地区层面上成立（徐康宁、王剑，２００６）。

自然资源富裕的山西、辽宁、黑龙江等地经济增长明显落后于资源贫乏的福建、广东、浙江。

可是因为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国内省际样本的特殊性，传统的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可能并不足以解释国内的资源诅咒。

比如“荷兰病”（Ｄｕｔｃｈｄｉｓｅａｓｅ）效应因为缺少汇率波动的影响而缺乏说服力，再如政治制度与政策的优劣在我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内显然缺少合理性。

那么我国省际层面上是否真的存在资源诅咒以及产生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教育水平的强弱是不是制约着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呢？另外，自然资源的硬约束不可避免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资源诅咒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有效的解除资源约束的途径呢？这都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本文提出了一个包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内生增长的理论模型，并推导得出存在人力资本等门槛值的模型结果。

通过对模型结果的说明和结合我国实际的实证分析，指明我国省际自然资源诅咒的制约因素，以及进一步探讨解决资源约束的合理措施。

本文除引言部分外，基本结构安排如下：（１）文献回顾；（２）存在制约门槛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模型；（３）面板门槛的理论和实证变量及数据的说明；（４）计量结果及评析；（５）结论。

二、文献回顾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指的是人类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得，并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源。

一般分为可再生资源如森林、水等和不可再生资源如矿藏等。

本文所指的自然资源采用《文化素质新词典》!"的经济学概念，定义为非人力创造的生产要素，如矿石和能源等。

Ｓａｃｈｓ和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在研究中采用第一产业出口份额和金属产值来衡量自然资源，实际上它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

这一做法后来受到了批评。

事实上香蕉与石油产生资源诅咒的途径是不同的（ＬａｙａｎｄＭａｈ－ｍｏｕｄ，２００４），有必要对自然资源经济意义上的细分才能使结果更有说服力。

另外，对于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模型衡量明显存在着差异（ＭａｒｑｕｅｚａｎｄＴａｍａｒｉｔ，２００２）。

如土地因为其数量上的固定，在长期内用于生产的土地数量不会增长；而风能则不会因为开发而减少。

另外，我们所指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的是相对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而不是绝对意义的负增长。

因此，我们采用经济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长。

对于造成资源诅咒的解释理论并不止一种。

“荷兰病”效应可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

“荷兰病”效应推导自出口型经济增长，它产生的资源诅咒也有不同的形式。

共识性结论主要有自然资源的突然发现引起了汇率的走高，减少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出口（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ｓｏｎ，ＳｋｕｌａｄｏｔｔｉｒａｎｄＺｏｅｇａ，２０００）。

同时，汇率的不稳定也影响了贸易投资和进出口，带来投资水平下降和进出口萎缩（ＤｉｘｉｔａｎｄＰｉｎｄｙｃｋ，１９９４）。

资源产业的繁荣使得该产业出现高工资和福利，从而挤压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良性发展，甚至引发罢工运动和政治派别的争斗，带来国家的不稳定（Ｐａｌｄａｍ，１９９７）。

实际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能带来一国经济量的增长，而且有利于其结构调整从而带来质的发展（Ｆｒａｎｋｅｌａｎｄ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９）。

从我国省际层面上看，汇率的影响肯定不足以解释资源诅咒。

如果“荷兰病”通过挤出效应使经济要素发生转移，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那么当地非资源行业同样能从外地吸收新的资金，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此，有必要对挤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教育发展的忽视也被认为是造就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

资源产业的强劲发展使得政府有意或无意的轻视或忽视人力资本的培育，对教育的投入和经费开支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这就造成了学生的入学率与自然资源的开发正反向关系，影响了经济质的提升和长久发展（Ｇｙｌ－ｆａｓｏｎ，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ｓｏｎａｎｄＺｏｅｇａ，１９９９）。

跨国数据实证显示国家的教育经费支出和初级、高级学校学生入学率都与自然资本饱有率成反向关系（Ｇｙｌｆａｓｏｎ，２００１）。

更多更好的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和扶植民主一直被认为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先决条件。

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最穷国与最富国的差异大致有近１／４来源于人力资本差异（Ｈａｌｌａｎｄ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９）。

因此资源诅咒的产生在国内很可能受制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部分学者认为制度缺位和管理水平低下引发的寻租现象和政府变质引起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发经济发展门槛与自然资源诅咒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管理世界》（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４期展负相关。

他们认为并不是自然资源本身带来经济增长不力，而是对自然资源利用和管理不善造成资源的诅咒。

这其中政治制度安排不合理，政策制定不正确，产权不合理，政府机关的官僚作风、腐败现象和对经济的不合理干扰，松散的法律结构都可能引发寻租行为甚至政府变质。

Ｅｎｇｅｒｍａｎ和Ｓｏｋｏｌｏｆｆ（２００１）及Ｋｎａｃｋ和Ｋｅｅｆｅｒ（１９９５）都坚持认为制度因素对经济的是否良性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同党派对自然资源的争夺甚至会引发国内战争造成经济的直接倒退。

Ｃｏｌｌｉｅｒ和Ｈｏｅｆｆｌｅｒ（１９９８）就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自然资源是如何引发国内战争的。

实际上一国为维持即得的自然资源利益而盲目发展军事就会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阻碍经济健康发展。

一个寻租性的政府可能为了维护其特殊关系企业的利益往往不合理干预市场，造成市场扭曲。

实证分析和经济理论都证明了进出口的保护、任用亲信和腐败都会造成自然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从而阻碍经济效率，影响经济增长（Ｍａｕｒｏ，１９９５）。

然而对于资源诅咒的制度因素的研究并不仅限于此，Ｍｅｈｌｕｍ，Ｍｏｅｎｅ和Ｔｏｒｖｉｋ（２００２）的研究是有创造性的，他们不仅指出了制度因素对资源诅咒现象有明显的影响，而且用实证方法说明当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高于０．９３这一门槛值（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ｖａｌｕｅ）时，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正相关，否则两者负相关。

这不仅给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也开创了我们研究的新思路。

Ｌａｙ和Ｍａｈｍｏｕｄ（２００４）采用同样的方法也用实证方法揭示了对于资源诅咒的制度影响因素存在门槛值。

但是，从我国国内情况来看，制度因素引起资源诅咒显然不太合理。

产权不清晰和市场经济的体制缺陷具有普遍性，应该不足以造成省际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差异。

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影响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争议。

金融发展滞后影响了资金的合理配置，使得富裕的自然资源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基于现代金融系统的强大作用，有效运作的金融体系可以提高资本的生产率进而提高利率和储蓄，带来经济增长。

Ｋｉｎｇ和Ｌｅｖｉｎｅ（１９９３）指出了金融的有效发展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性增长，物质资本的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