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爱国主义教育

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爱国主义教育

●周明学

长期以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被认为是历史教学的主题①。高中新课改也把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作为重要的课程目标之一②。所以，无论是一纲一本时代还是一标多本时代，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应该是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点大家似乎不会有异议。但在历史教学中，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是狂热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是理性的爱国主义教育？这的确又是一个需要认真梳理和反思的严峻问题。在岁末年初以来的阅读中，笔者发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袁老师的“牛”需要警惕

去年底，读到《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四辑上的一篇文章——《我的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③，该文介绍了“北京最牛的历史教师”袁腾飞先生的一些平时教学和工作情况。因为作者詹坚是袁老师的学生兼崇拜者，应该说，詹文所记所感是真实可信的。从詹文中，笔者发现，袁老师之所以受到广大学生的追捧和崇拜，原因之一是他把爱国主义教育变成了仇恨教育，尤其是仇日教育。他告诉学生“日本人多半不是好东西”，理由竟然是：“许多日本人都叫‘犬养XX’‘猫饲XX’，自己起名的时候就说自己是狗娘养的，还能有什么好东西呢？”他的一句名言“千万别骂日本人是王八蛋，这是对王八蛋的不敬，日本人就是日本人”被学生奉为经典，以至于学生都知道“袁老师对日本有一种发自肺腑的痛恨”。原因之二是他把爱国主义教育变成了自大教育。他在首都师大附中校刊上发表的《20年后中国将统治世界》一文也被学生们奉为经典。其文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从标题看，略知大慨。西人若知，“中国威胁论”可又多了一份证据。我对袁老师不熟悉，也没有观看他在《百家讲坛》上主讲的“两宋风云”，按理不能妄加评论，但从詹文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愤青形象——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当然，如果袁老师是一位自由职业者，那么他多么愤青，多么仇日，多么自大，似乎都是可以理解并宽容的，我们也大可不必理会，因为现在毕竟是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多一个愤青无伤大局。可惜，他是一位中学历史教师，而且是位深受学生欢迎的历史教师，他利用课堂和校刊大肆宣泄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了。

大家知道，爱国主义教育不能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教育，历史课堂也不能成为宣扬狂热民族主义的阵地。从历史上看，狂热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历来都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据统计，自19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朱学勤先生指出：“狂热的民族主义，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④对此，笔者深有同感，同时对袁老师的“牛”也深感担忧。

两位任主编的提醒值得警觉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9年第12期封底上，任鹏杰主编说，“爱国主义”在很多地方变成盲目的情感，乃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悲剧，这是颇值得深思的！今年初又读到《历史教学》2010年第1期上任世江主编的两篇文章，再次引起笔者的共鸣。任世江主编在新年寄语——《提高专业素养活跃教学研究》一文中说：“历史教育应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是并不是所有爱国的行为都值得赞扬。”他在《从火烧赵家楼到火烧英国代办处》一文中指出：“两个事件都发生在北京，发人深省。北大、清华的学生大都

是高智商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什么也这样粗暴？事前的动员都打着爱国、革命的旗帜，为什么历史会重演？……在五四运动的教学中，火烧赵家楼对不对？应该作为一个常态问题，让学生思考。这是公民教育的典型实例。”两位任主编在几乎同一时间提出相同话题，的确应该引起我们中学历史教师的警觉。

历史教育本来就是公民教育的基础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历史学科的这一教育功能，我们很多历史教师缺乏足够的清醒的认识。许多历史教师以为在课堂上肯定了一切爱国行为——不管它的手段是多么的非理性，就是完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责任，而不考虑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样或那样的爱国主义，到底信奉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而这样的价值观念是否符合现代公民的要求？是否符合人类主流文明？有学者指出，公民意识不仅是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的认同，还包含着“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以及对本国与外部世界相互关系的认识。显然，正确的公民意识是正确的国家意识和正确的世界意识的综合，亦即具有平衡的、恰当的而非片面的、极端的国家意识和世界意识。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公民意识的扭曲往往是人类灾难的祸端。即以20世纪为例，两次世界大战和很多局部冲突都与某些极端的国家意识的膨胀密切相关，在错误的公民意识驱动下，爱国主义会蜕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会导致侵略他国的扩张主义。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加深世界历史运动的整体性，冷战后世界体系的重构也要求人们正确认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避免重蹈战争覆辙，争取建立起更加合理的、更加有利于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因此，作为承担政治教化功能的历史教育，在形成正确的公民意识方面应当发挥十分重要的、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作用。”⑤徐迅先生认为：“所谓人类主流文明，是指发源于现代化、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的那些价值和制度。一个民族的尊严和前途，不在于政治权力的利益，而在于对人类所认同的价值和制度的追求和尊敬。……在当今世界无休止的民族纷争中，惟有举起人类良知这面旗帜，民族纠纷才有可能求得解决。”⑥显而易见，狂热的民族主义教育不利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也不符合人类主流文明的发展方向。

史学大家的反思引人警省

最近在读大陆刚刚出版的《许倬云谈话录》。今年80高龄的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关于“爱国”话题有一段口述，他说：“我到五十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国和族，及各种共同体，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到五十岁我才理解，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固然是不容怀疑的情绪，但是到五十岁以后，我理解到人间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⑦联想到笔者过去读到的另一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所说的“爱国观念中消极的成分较积极的成分浓厚得多。爱国志士与其说是爱本国，不如说是恨别国。恨恶别国，轻视别国，是爱国观念的必需条件；要不然，爱国观念就必渐渐衰弱以至于消灭”⑧，笔者认为，这两位史学大家关于“爱国”的冷静思考足以引人警省。

大家知道，爱国主义在西方是从民族国家产生以后才普遍出现的，在中国则是在19世纪中后期才开始出现的。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爱国主义都出现了两种形式，一种是理性的爱国主义，如五卅运动中丁文江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迫使英国当局放弃上海租界的领事裁判权⑨。一种是狂热的爱国主义，如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五四运动的火烧赵家楼、纳粹德国的对外扩张等。也许正是因为爱国主义既有长处，也有短处，既可以把民族引向“天堂”，也可能把民族带向“地狱”。特别是，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爱国主义从产生的那天起，就被文化自大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的梦魇困扰着，打上了许多非理性的烙印。也许是基于上述原因，所以许多历史学家在爱国主义大潮中并不是推波助澜，而是理性的、冷静使之“降温”。作为当下的中学历史教师，我们需要的，也正是理性的、温和的爱国主义情绪，而不是狂热的、激进的爱国主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