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_严复变革思想之比较

“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1]，正是这种强烈的 思想，认为物竞天择不仅适用于生物界，而且对于人类社会
忧患意识与民族情感使得他们有着同样的追求— ——变革图 同样适用。由于其学思多源于西方，所以进化思想亦主要源
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康严都融合中西思想，反对革命，主 于西方，他视进化论为西学中最富革命性的理论。正是由于
但他对外文不通，对西方的认识主要是靠一些二手资料得 功。”[3]他认为“，不变则已，一变则当全变之、急变之。”[“4] 皇上
来，比如中译本书籍和在上海、香港等地的所见所闻等，所以 已深知变法，而臣犹为此言者，以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
西方思想对其影响不是很大，其进化思想主要还是源于中国 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5]康氏的变革思想涉及政
“所传闻世”的“三世”说与《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思 有实行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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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易》变易思想糅合起来，提出了“三世进化论”，认为人 《公车上书》 提出了内政外交的各项除旧布新措施，《上清帝
类社会的历史是循着据乱—— —升平— ——太平三世递相发展 第四书》正式提“设议院”的主张，《上清帝第六书》对议院的
皇帝和明察的宰相，假如不从根本上考虑，也只能补补偏差 救救弊病，苟且地维持一段时间的统治而已。严复将皇帝的 政令喻为草木，认为它长在地上而发芽长大，必定是土壤、气 候等条件与其品性最适宜的才行，否则就会萎缩矮小，甚至 僵死枯干，所以光靠政令是不能治好社会的弊病的，社会变 革的根还是在“本”，即变于下的国民素质的提高。在严复看 来，国民素质具体体现为民力、民智、民德三个方面，“果使民 智 日 开 ，民 力 日 奋 ，民 德 日 和 ，则 上 虽 不 治 其 标 ，而 标 将 自 立。”[“8]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 三曰新民德。”[8] 鼓民力，主要是采取种种措施增强国民的体 质和坚毅果敢的精神。开民智，就是启发启蒙，加强对国民的 科学知识教育，培养国民新的思维方式与批判理性精神。新民 德，就是培养国民以自由、平等的现代公民道德。解决中国问 题最根本的途径就在于改善民力、民智、民德。“惟是使三者诚 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五功。”[8] 在 这三者中，严复认为开民智为最急，所以，要做到鼓民力、开民 智、新民德，关键是从教育入手。当然，严复也主张政治制度的 变革，但他认为中国地广人众，开议院将引起混乱，所以综合 考虑认为制度变革应以基层地方自治为起点。 严复试图以地 方 自 治 为 平 台 ，通 过“ 自 治 ”，使 人 人“ 与 闻 国 事 ”，“ 洞 达 外 情”，从而培养国人的参政意识与自立精神，为实行宪政奠定 良好的国民基础，以此实现国家自下而上的整体变革。
三、变革的向度——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总的来讲，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运动方式具有双向 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在康严的变革思想和实践 中亦体现了此特点，只不过他们对此双向性有所侧重，且侧 重点不同，康氏倾向于“君权变法”式的自上而下的路向为 主，而严氏更注重于以提高国民素质和地方自治为路向的自 下而上式的变革。 纵观康有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实践来看，他既“变于上”， 重视走上层路线，如不停地向皇上奏折，联络朝廷高官，力争 政权上层的变革；又“变于下”，注重面向社会一般士大夫和 大众的结会等，但对此二路向，康氏主要还是重视前者，主张 借皇权来推动改革，他认为，“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 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康氏认为在当 时的背景下，要变法必须依靠和利用皇帝和孔子的权威，由 此主张托孔改制，君权变法。所谓“君权变法”，就是运用或依 靠君主的权力，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也就是维新派自己所 说的“变于上”。在整个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 所主要倡导并力求使其实现的是君权变法，君权变法既是他 们进行维新活动的指导思想，又是他们所设计所向往的变法 基本模式。对由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势”（或“时 势”）的认识是维新派主张君权变法的理论依据，这里的“势” 主要是指君权的强大。维新派主张君权变法的事实依据是 俄、日两国凭借君权进行变法所取得的成功。康有为讲中国 国情与俄日加以比较，认为中国完全具备采法俄日“以君权 变法”的条件[9]。所以，他认为中国变革的关键是“断自圣衷”， 要依靠皇权，为此他先后多次上书光绪皇帝，力请变法，指出 当今之世，外患内忧，祸在旦夕，如此下去国家必亡，要想国 家不亡必须变法，变法是立国自强之策，如果不变法“，恐自尔 以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 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2]由此可见，康有为 上奏皇帝的良苦用心，同时也见其变革的依靠主要还是皇上。 如上所述，严复主张中国的社会变革要标本兼治，“不为 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 亦将自废。”[8]所谓治标，就是收揽大权、练兵筹饷、开矿造铁 路、办实业、建立立宪体制等。所谓治本，就是发展教育、提高 国民素质。而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严氏认为，即使有英明的
康严二人虽然都主张上下结合、标本兼治，但他们侧重 于不同方面，康氏倾向于依靠皇帝等上层引领的君权变法， 而严氏则主张通过教育和地方自治来提高国民素质进而引 领其他方面变革的平民变法，可见二者变革的向度是不同 的，前者更主张自上而下，后者更主张自下而上。
结语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重要启蒙思想家，生于同时代 的康有为、严复有着同样的忧患意识，提出了相同的救国之 路—— —变法图强，但由于各自的学识背景、问题意识不同，二 者在变革的路径上呈现出不同的特性，以中国传统文化背景 为支撑的康有为主张以政治制度优先的君权为主的自上而 下的顿变，而受西方思想影响巨深的严复则倾向于以思想启 蒙优先的以提高国民素质为主的自下而上的渐进式变革。虽 然他们的变革路径不同，而且都不曾成功，但不成功并不意 味着没有价值，相反他们的变革思想影响了大批的国人，对 中国近现代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某些思想在当今时 代仍彰显出其实践价值和历史意义。
二、变革的程度—— —顿变与渐变
一、变革的理论依据— ——进化论
康有为与严复的变革思想以上述进化思想为理论依据，
进化论是康严变革思想的理论依据，正是在此理论的支 在此基础上他们都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变革，但在变革的程
撑下，他们提出了各自的变革思想。但由于他们对中国传统 度上二者差异很大，康有为主张顿变，而严复则主张渐变。
进化的。并且，康氏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对应于君主专制、 设制作了较详细的谋划。政治制度的变革是康有为变革思想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认为人类社会历史 的主体，是其上书奏折中所讲“全变”的核心[7]。康氏正是试图
就是按照这三个层级发展的。
以政治制度的变革为突破口来带动社会全面的变革。
严复与康有为不同，他学贯中西，小时读经，14 岁投考属
康有为与严复是中国近代维新派的两位启蒙思想大师， 国留学期间直接接触了西方的大量思想特别是进化思想，所
他们生活于共同的年代，面临着相同的时代问题—— —内忧外 以其进化思想受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人的影响比较大，
患，思索着同样的历史使命—— —救亡图存，用康有为的话讲， 他通过《天演论》向国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
的了解和认识，回国后向国人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经典著 以人力强为变迁”[8]。社会变革要“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
作，并在译文后面加上按语，此类按语大多是严复联系中西 卫其成长，使其效不期而至。”[8]严氏认为，中国的变革需标本
问题所阐发的自己的见解，因此被称为“西学第一人”。由此 兼治，但重在本，即国民素质的提高，因为中国之患在“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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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严复变革思想之比较
秦绪娜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重要启蒙思想家—— —康有为、严复，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之下，为了挽救民 族危亡，实现国强民富，他们都提出了变革的思想。但在变革的具体路径上他们是有差异的：康氏主张全变，重在以皇 权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变革，政治制度变革优先；而严氏则主张渐变，重在以改造国民性为主的自下而上的变革，思想启 蒙优先。 [关键词] 康有为 严复 变革思想 比较
文化的认识不同、对西方思想的接受有异，导致了他们对中 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之下，康有为从其三世进化论出发，
西进化思想的取舍不同，最终使得他们的进化思想呈现出不 提出全面快速地变革。康氏认为，“方今外患之来，天下亦知
同的色彩。
旧法之弊，思变计图存矣，然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
康有为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学功底比较深厚， 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未偏端而举之，无其本原……必至无
严复是英伦式的社会渐进变革模式的积极倡导者[7]，其
于西学的福州船政学堂，那时初步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 经验主义色彩比较浓。严氏一生信奉英式君主立宪政体，主
五年后被派往英国留学，严复精通外文，在英留学的三年时 张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在他看来，中国的变法维新是一个漫
间里，他熟谙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对西方社会有了比较透彻 长的历史过程，“国家法制之变也，必以渐进而无顿”，“不宜
由此看来，康严的变革程度是迥异的，康氏主张政治制 度变革优先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全方位的一蹴 而就式的变革，而严复介于当时的中国“民力已茶，民智已 卑，民德已薄”，“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主张思想启蒙优先 的“循乎天演之深浅”的渐进式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严复 改造国民性的保守渐进的启蒙方案要比变革制度等社会改 造方案更激进，因为他是试图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化价值体 系。严复一生坚持三民主题，坚持思想启蒙优先于政治改革， 从而开启了近现代中国国民性改造的现代化之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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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严复糅合了《周易》、老庄、荀 复讲，积习已久，不可骤更，国民素质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
子及刘禹锡等诸家学说。就近代西方文化而言，因严复在英 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必须是渐进式进行。 【黑龙江史志 2009 . 18（总第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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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何进行这一问题，严复认为，“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 逐渐更新乎。”[8]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使得国人读书阅世，提高 自身素质，解决“愚”的问题，继而解决“贫”、“弱”。由此可见， 严复主张从改造国民观念、启蒙国民思想入手，通过各式教 育来逐步提高国民素质，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其他方面的变 革发展。
传统文化中的易变思想，康氏讲，“当变不变，鲜不为害。法 治、经济、军事、行政、教育、外交等多方面，其中，政治制度的
《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 变革是重点。他认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
其在是矣。”[2] 康氏把《春秋公羊传》的“所见世”、“所闻世”、 隔之故”[2]，这种体制严重钳制了社会的发展，解决的办法唯
看出，严复青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所阅读的书籍以及所研 “贫”、 “弱”，而贫弱的原因在于愚，所以愈愚为最急。然而，中
究的学术都是以西方思想为主，其进化思想亦主要源于西方 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极大地压制了国民的自主性和
的进化论。严复的进化思想来源十分复杂，既有中国的又有 独立意识，两千年来的老百姓大多处于“无智”状态，所以严
张变革。令人奇怪的是，生于同时代属于同阵营（维新阵营） 进化思想的主导来源不同，康有为与严复的进化理论呈现出
的康严两位却在当时未真正合作过，这主要缘于二位的学思 不同特点，前者主张三世进化论，后者倾向于物竞天择、适者
历程不同，他们变革的“道”亦不同，对此“道”的差异做一分 生存。
析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