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_严复变革思想之比较

西方的。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严复糅合了《周易》、老庄、荀 复讲，积习已久，不可骤更，国民素质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
子及刘禹锡等诸家学说。就近代西方文化而言，因严复在英 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必须是渐进式进行。 【黑龙江史志 2009 . 18（总第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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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何进行这一问题，严复认为，“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 逐渐更新乎。”[8]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使得国人读书阅世，提高 自身素质，解决“愚”的问题，继而解决“贫”、“弱”。由此可见， 严复主张从改造国民观念、启蒙国民思想入手，通过各式教 育来逐步提高国民素质，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其他方面的变 革发展。
严复是英伦式的社会渐进变革模式的积极倡导者[7]，其
于西学的福州船政学堂，那时初步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 经验主义色彩比较浓。严氏一生信奉英式君主立宪政体，主
五年后被派往英国留学，严复精通外文，在英留学的三年时 张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在他看来，中国的变法维新是一个漫
间里，他熟谙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对西方社会有了比较透彻 长的历史过程，“国家法制之变也，必以渐进而无顿”，“不宜
文化的认识不同、对西方思想的接受有异，导致了他们对中 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之下，康有为从其三世进们的进化思想呈现出不 提出全面快速地变革。康氏认为，“方今外患之来，天下亦知
同的色彩。
旧法之弊，思变计图存矣，然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
康有为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学功底比较深厚， 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未偏端而举之，无其本原……必至无
“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1]，正是这种强烈的 思想，认为物竞天择不仅适用于生物界，而且对于人类社会
忧患意识与民族情感使得他们有着同样的追求— ——变革图 同样适用。由于其学思多源于西方，所以进化思想亦主要源
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康严都融合中西思想，反对革命，主 于西方，他视进化论为西学中最富革命性的理论。正是由于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大同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39. [2]康有为，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1-219. [3]康有为.戊戊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M].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1957:215. [4]康有为.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321. [5]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715. [6]陈璐.浅析康有为的变革观[J].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 [7]董小燕.严复思想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240. [8]严复，王栻主编.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1550. [9]宋德华.岭南维新思想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2:304-308.
皇帝和明察的宰相，假如不从根本上考虑，也只能补补偏差 救救弊病，苟且地维持一段时间的统治而已。严复将皇帝的 政令喻为草木，认为它长在地上而发芽长大，必定是土壤、气 候等条件与其品性最适宜的才行，否则就会萎缩矮小，甚至 僵死枯干，所以光靠政令是不能治好社会的弊病的，社会变 革的根还是在“本”，即变于下的国民素质的提高。在严复看 来，国民素质具体体现为民力、民智、民德三个方面，“果使民 智 日 开 ，民 力 日 奋 ，民 德 日 和 ，则 上 虽 不 治 其 标 ，而 标 将 自 立。”[“8]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 三曰新民德。”[8] 鼓民力，主要是采取种种措施增强国民的体 质和坚毅果敢的精神。开民智，就是启发启蒙，加强对国民的 科学知识教育，培养国民新的思维方式与批判理性精神。新民 德，就是培养国民以自由、平等的现代公民道德。解决中国问 题最根本的途径就在于改善民力、民智、民德。“惟是使三者诚 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五功。”[8] 在 这三者中，严复认为开民智为最急，所以，要做到鼓民力、开民 智、新民德，关键是从教育入手。当然，严复也主张政治制度的 变革，但他认为中国地广人众，开议院将引起混乱，所以综合 考虑认为制度变革应以基层地方自治为起点。 严复试图以地 方 自 治 为 平 台 ，通 过“ 自 治 ”，使 人 人“ 与 闻 国 事 ”，“ 洞 达 外 情”，从而培养国人的参政意识与自立精神，为实行宪政奠定 良好的国民基础，以此实现国家自下而上的整体变革。
康有为与严复是中国近代维新派的两位启蒙思想大师， 国留学期间直接接触了西方的大量思想特别是进化思想，所
他们生活于共同的年代，面临着相同的时代问题—— —内忧外 以其进化思想受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人的影响比较大，
患，思索着同样的历史使命—— —救亡图存，用康有为的话讲， 他通过《天演论》向国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
但他对外文不通，对西方的认识主要是靠一些二手资料得 功。”[3]他认为“，不变则已，一变则当全变之、急变之。”[“4] 皇上
来，比如中译本书籍和在上海、香港等地的所见所闻等，所以 已深知变法，而臣犹为此言者，以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
西方思想对其影响不是很大，其进化思想主要还是源于中国 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5]康氏的变革思想涉及政
进化的。并且，康氏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对应于君主专制、 设制作了较详细的谋划。政治制度的变革是康有为变革思想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认为人类社会历史 的主体，是其上书奏折中所讲“全变”的核心[7]。康氏正是试图
就是按照这三个层级发展的。
以政治制度的变革为突破口来带动社会全面的变革。
严复与康有为不同，他学贯中西，小时读经，14 岁投考属
“所传闻世”的“三世”说与《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思 有实行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
想和《易》变易思想糅合起来，提出了“三世进化论”，认为人 《公车上书》 提出了内政外交的各项除旧布新措施，《上清帝
类社会的历史是循着据乱—— —升平— ——太平三世递相发展 第四书》正式提“设议院”的主张，《上清帝第六书》对议院的
传统文化中的易变思想，康氏讲，“当变不变，鲜不为害。法 治、经济、军事、行政、教育、外交等多方面，其中，政治制度的
《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 变革是重点。他认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
其在是矣。”[2] 康氏把《春秋公羊传》的“所见世”、“所闻世”、 隔之故”[2]，这种体制严重钳制了社会的发展，解决的办法唯
的了解和认识，回国后向国人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经典著 以人力强为变迁”[8]。社会变革要“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
作，并在译文后面加上按语，此类按语大多是严复联系中西 卫其成长，使其效不期而至。”[8]严氏认为，中国的变革需标本
问题所阐发的自己的见解，因此被称为“西学第一人”。由此 兼治，但重在本，即国民素质的提高，因为中国之患在“愚”、
由此看来，康严的变革程度是迥异的，康氏主张政治制 度变革优先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全方位的一蹴 而就式的变革，而严复介于当时的中国“民力已茶，民智已 卑，民德已薄”，“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主张思想启蒙优先 的“循乎天演之深浅”的渐进式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严复 改造国民性的保守渐进的启蒙方案要比变革制度等社会改 造方案更激进，因为他是试图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化价值体 系。严复一生坚持三民主题，坚持思想启蒙优先于政治改革， 从而开启了近现代中国国民性改造的现代化之路[7]。
三、变革的向度——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总的来讲，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运动方式具有双向 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在康严的变革思想和实践 中亦体现了此特点，只不过他们对此双向性有所侧重，且侧 重点不同，康氏倾向于“君权变法”式的自上而下的路向为 主，而严氏更注重于以提高国民素质和地方自治为路向的自 下而上式的变革。 纵观康有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实践来看，他既“变于上”， 重视走上层路线，如不停地向皇上奏折，联络朝廷高官，力争 政权上层的变革；又“变于下”，注重面向社会一般士大夫和 大众的结会等，但对此二路向，康氏主要还是重视前者，主张 借皇权来推动改革，他认为，“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 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康氏认为在当 时的背景下，要变法必须依靠和利用皇帝和孔子的权威，由 此主张托孔改制，君权变法。所谓“君权变法”，就是运用或依 靠君主的权力，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也就是维新派自己所 说的“变于上”。在整个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 所主要倡导并力求使其实现的是君权变法，君权变法既是他 们进行维新活动的指导思想，又是他们所设计所向往的变法 基本模式。对由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势”（或“时 势”）的认识是维新派主张君权变法的理论依据，这里的“势” 主要是指君权的强大。维新派主张君权变法的事实依据是 俄、日两国凭借君权进行变法所取得的成功。康有为讲中国 国情与俄日加以比较，认为中国完全具备采法俄日“以君权 变法”的条件[9]。所以，他认为中国变革的关键是“断自圣衷”， 要依靠皇权，为此他先后多次上书光绪皇帝，力请变法，指出 当今之世，外患内忧，祸在旦夕，如此下去国家必亡，要想国 家不亡必须变法，变法是立国自强之策，如果不变法“，恐自尔 以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 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2]由此可见，康有为 上奏皇帝的良苦用心，同时也见其变革的依靠主要还是皇上。 如上所述，严复主张中国的社会变革要标本兼治，“不为 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 亦将自废。”[8]所谓治标，就是收揽大权、练兵筹饷、开矿造铁 路、办实业、建立立宪体制等。所谓治本，就是发展教育、提高 国民素质。而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严氏认为，即使有英明的
康严二人虽然都主张上下结合、标本兼治，但他们侧重 于不同方面，康氏倾向于依靠皇帝等上层引领的君权变法， 而严氏则主张通过教育和地方自治来提高国民素质进而引 领其他方面变革的平民变法，可见二者变革的向度是不同 的，前者更主张自上而下，后者更主张自下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