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名人-法史-典故

法治人物

1、韩非

名句：法不阿贵

人物简介：韩非（约公元前288年-前233年）是战国后期政治理论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其著述后人辑成《韩非子》一书。

主要法治思想:

一、“抱法处世则治”的法律思想。韩菲从法与势结合的角度来论势。一方面，他认为“势治”是“法治”的前提和依靠：“君执柄处势，故令行禁止”，只有将“法”与权力结合起来才能作到令行禁止，可见“法”离不开“势”。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势”离不开“法”，“势治”离开了“法”便成了依靠“贤者”的“人治”。但贤者“千世而一出”，更何况现实中大多数君主并非“贤者”，而是“上不即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中人之资”。如果实行“法治”，这些只有中等才能的君主们只要“抱法处势”就能把国家治理好了。

二、“法与时转”的历史进化观。韩菲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观，从发展和进化的角度观察，描述社会的进程。认为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进步，国家的法制和统治方式也就要相应做出改变，反对墨守成规，更反对复古倒退。

三、“法不阿贵”思想。韩非强调“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贵匹夫”、“不避尊贵、不就卑贱”，认为要使赏罚必信，还必须注重公平，强调不分亲疏贵贱，一律依法行施赏罚，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表现了法家执法的坚决和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要求。

四、“法治”胜于“礼治”。韩非指出，仁义礼治只是有名无实的空话，用它来治国，“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因为“仁义”是以同情心为基础的，表现为施舍贫困和不忍行罚，这样必然造成“无功者得赏”，“暴乱者不止”，以至“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他认为，只有法令刑罚才最有效，“威势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乱”。结论是：“不务德而务法”。

2、商鞅

名句：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

人物简介：商鞅（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是战国中期政治家、思想家、法家“法治”理论的奠基者。其主要思想反映在《商君书》中。

主要法治思想:

一、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的思想。商鞅认为，法的作用大于仁义德化，是君主治国的关键所在。他说，仁人能够对人仁慈，却不能使人们都仁慈；义士能够爱人，却不能使人们都相爱。所以“仁义不足以治下下”，治天下只能靠法：“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同时提出，从仁义与法的关系来看，有了仁义并不能使人们都仁义，都守法令；但有了法却可能使人们即守法令，又仁义。商鞅认为儒家讲求的“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等，只不过是确立了“法度”之后的必然结果。所以他认为，能够破除战胜私党与奸巧，制裁、取消私议，一切按照法令办事，就能形成对亲近的人不徇私，对所憎恶的人不加害，人们互相监督、共同打击恶人的“大治”景象，即“法任而国治”。

二、“不法古”、“不修令”的变法理论。商鞅以历史进化观点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指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礼法，法令制度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他从“礼法以时而定”、“利民不循其利”、“观俗立法则治”等方面，说明“变法”、“更礼”的必然性。

三、“任法”、“重信”、“权势独制”。这里的法指以刑罚为主体的法令，信指赏罚的信用，权指君主的权柄。(一）“任法”。商鞅指出实行“法治”首先要将法令公之于众，同时各级官吏都要认真学法，并设置专门的司法官员，其次他认为法的地位要高于君主个人，君主本人也要服从法制，做到“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应该明确“公私之分”，公正地行施赏罚，“赏随功，罚随罪”，“不失疏远，不避亲近”；（二）“重信”。在执

法上，商鞅强调“任法而去私议”，“立法明分”，坚决执法；（三）权势独制。商鞅认为，要使君主的法讼能够顺利推行，还必须“尊君”，由君主掌握一切权力，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休。

3、慎到

名句：君道无为反对身治

人物简介：慎到（约公元前395年-前315年），赵国人，是法家中最早将“道”与“法”结合起来的思想家。存世的著作主要是今本《慎子》。

主要法治思想:

一、“君道无为”，反对“身治”。慎到主张尊君集权，但并不赞成“专制”。他所反对的“专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行私”、“任智”，即依靠个人的爱好和聪明才智治理国家，其结果是有法而“其乱甚于无法”，有君则“其乱甚于无君”。二是指“身治”，即事必亲躬，什么都自己说了算；因为君主未必在智能、贤得方面就高于臣吏，在臣吏“人多智广”的情况下，如果“国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实行“身治”，那么必然应接不暇，力所不及，怎么能“以一人之识识天下”。

二、“立公弃私”的“公法”论思想。慎到把国家利益称之为“公”，而将包括君主与各级官吏在内的个人利益称之为“私”。“公”是所有的人都应该遵守和维护的准则，表现为法，所以又称为“公法”；“私”是违背这种共同准则的行为，表现为对法令的破坏，即“行私”。首先，慎到认为法是“至公”的准则。“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只要掌握了“法度”这个公正的准则，就不必依赖或者等待“禹”那样的圣贤，就是一般的“中人”也能治理好国家。慎到认为“法”的功能在于禁止“行私”；“法之功莫大于使私不行”，“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由此可见，慎到说的“公”，即不是“共同占有”也不是“舍己为人”，而是人们共同遵循的原则或规范。慎到说的“私”，即非“私有”，亦非“自私”，而是违背破坏法令的行为。慎到强调，对于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统治者来说，都有一个“立公”还是“行私”的原则问题。一方面，“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这里“为天下”、“为国”就是“立公”；“为天子”、“为君”便属于“行私”。君主应该“立公弃私”，即抛弃个人利益，为天下、为国家效劳。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新论。

4、沈家本

名句：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

人物简介：沈家本（1840年-1913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是清末修律过程中“法理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法治思想：

沈家本从修订法律的需要出发，比较重视研究法理学。他说：“法之修也不可不审，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审、法之明，不可不穷其理。”他从中外法学的比较中,发现“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强调经验与学理应该并重,互相结合。

修律应“参考古今，博稽中外”：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仅表现为对法理学的探讨，也贯彻于修律的实践当中。他全面阐明了修订法律的根据，指出：法律应该伴随今昔形势的不同，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特别是他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范围以内，进行考察，借以说明海禁大开以后的中国，万难固守祖宗成法而不变。否则“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优劣之势，不言自明。

民主主义法律思想：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应以制定新刑律为整个修律工作的起点。鉴于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轻者为多”，遂以刑法“当改重为轻”为首要步骤。为此，奏请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绞，只有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斩刑；将戏杀、误杀、擅杀3项虚拟死罪改为流徙，以重名实而讲实际。

5、史良(民国十大才女,中国第一个女部长)_

6、董必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