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心理结构特征探析

西方文化心理结构特征探析
摘要：笔者试图从理性至上、个体本位、基督教精神三个方面对西方文化心理结构进行解读，借此了解西方文化的实质和精髓。

关键词：文化心理结构；理性；个体；基督教精神
【中图分类号】 g649【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10-0012-02
首先，需要对西方文化这个概念做一个界定，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西方文化指的是产生于西半球与东方文化相对应的文化体系。

狭义的西方文化体系仅指欧洲文化。

本文在此所指的西方文化心理结构是从后者的角度而言。

所谓文化心理结构是指特定的地区（国家）、民族和主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各种文化环境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并内化于主体头脑中的认知心理结构、价值体系结构和思维方式的总和，是对该地区（国家）和民族传统的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层次的反映[1]。

这种无意识的潜在机制是隐性于人类内部的集体意向。

此集体意向不但反映了作为该文化主体对其客体的认识规律及态度，也反映了一个时期某社会群体的共同愿望，价值选择及评价和心理倾向。

因此，对西方文化心理结构问题做一定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文化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有助于我们解决中国当今所面临的现代化转向问题。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发源于古希腊理性文化和古希伯来基督教文化。

古希腊理性精神重视现实，幸福及科学，而希伯来基督教精
神重视超验，崇高及灵魂。

两者为西方文化确定了不同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特殊基调，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沉淀、凝结于西方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两者并列构成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基本精神，并因此不断被继承下来。

总体来讲，西方文化心理结构有着以下三点特征：①崇尚理性；②个体本位；③基督教精神。

一崇尚理性
西方崇尚理性的精神是西方文化心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它表现为承认客观自然世界的可认知性，在各个领域中对形式逻辑的推论和证明法则的普遍遵从，在科学及学术活动中对概念、范畴的建立和理论抽象的偏好，对真理的虔诚信念以及在日常行为方式中的工具合理性原则。

这种对理性的崇拜可以体现为两点：第一，理性万能。

在西方理性主义中，理性是一种绝对力量，它具有跟上帝一样万能的能力。

人们借用理性，可以解决人类在历史进步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任何不合理的社会问题或弊端仅仅是暂时的时代原因或历史片段，人们凭借理性的力量可以不断推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及进步。

在这里，情感及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没有地位。

第二，理性至善。

理性是一种善的力量，它构成人的本性，代表着人的本质。

在理性主义者那里，价值理性的地位被知识理性及科学技术理性所代替。

古希腊哲学体现着古希腊理性主义的精髓。

古希腊哲学家对其理性主义有着基本的理论和思想。

即自然、宇宙和世界是依据理性或逻各斯而运行存在的，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理性对世界的规律及
本质进行认识和把握，从而掌握和改善自然。

例如，赫拉克利特扬弃了米利都学派试图用一种自然物质作为整个自然界变化的根据的学说，指出事物的变化是按照某些固定的关系完成的，是在一种永恒不变的连锁中完成的，因而只有这个事件的节奏（后来称作受规律支配的自然界的一致性）才是永恒的，这就是宇宙理性[2]。

同时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将事物的本源归结于不生不灭、不变不动的“存在”，与赫拉克利特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古希腊哲学家中，真正将“宇宙理性”充分展开的是柏拉图的理念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

柏拉图认为独立于人心与事物之外有一个等级分明的理念世界，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唯一真实的存在。

理念才是事物的原型，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分有”了理念，事物只不过是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或“影子”。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为我们描绘了宇宙万物由质料到形式，由潜能到现实的发展过程和统一过程，从而构造了从最低级的、纯粹的质料到最顶端的“纯形式”，即“绝对的存在”这样一个合乎理性的宇宙结构。

在中世纪（西方传统农业时期），是人们暂时生活在以宗法关系和经验文化要素所构成的自然和自在的世界之中。

由于时代的原因理性主义传统没有得到重视。

随着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革命的相继出现，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得以复苏并以科技理性的方式得以巨大发展。

科技理性继承了古希腊理性主义精神关于宇宙理性结构和人是理性存在的基本思想，并结合近现代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迅速以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成为新时代的人类特
征。

人们提倡理性，追求知识及技术，重视科学实验，探索自然。

并高度相信科技的无限潜能及万能作用，相信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终究可以了解世界并解决世界上的任何问题，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获得全面的胜利。

这种理性至上的思想仍然在西方乃至全球有着巨大的影响。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是一种形式逻辑的理性主义，在此种意义上的理性概念往往与知性相混淆。

所谓知性，是指理解的性能，包括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识的性能或求知的能力在内。

同样，形式理性它不注重具体的个别的思维内容而是注重从形式结构方面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规律。

正如贝尔所言“希腊人都面向那永恒的形式，而不顾物质。

他们把物质看做是存在的降格，而认为用语物质的活动是卑贱的。

此外，实验的观念在他们是和对幻术、迷信、变把戏等的观念联系一起的。

”[3]形式逻辑具有超越实际趋于用纯粹的方法认识世界的指向。

它通过运用抽象符号，建立公理公式等纯粹认识方式寻找系统理论的建立。

这些理论体系并非直观实际，而是注重在逻辑和理论上的成立。

也就是说，只要在理论上能够完成判断，便形成了对某事物的认知。

中国式的辩证逻辑的理性主义则主要指多表现为重视实际实用的一面。

这种辩证逻辑的理性主义面向现实生活，而非执着于去解决理论上抽象的逻辑和思辨问题，与西方的形式主义相反，它多考虑在活生生的世界中如何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如何在行动中体现
辩证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往往又是最高的宇宙理性“它（中国式的辩证法）的重点在揭示对立项双方的补充、渗透和运动推移以取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而不在强调概念或事物的斗争成毁或不可相容。

”[4]这种中国式的辩证法在梁漱溟那里被表述为理性早熟，此种意义上的理性绝不同于知性。

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理性早熟就是没有经过知性的层面而直接达到了理性的层面。

对于最高的宇宙理性，只需体悟便可获得，不需要知性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思想多考虑融合与贯通，分界意识不强，所以对于世界本源的理解多混沌不清。

如老子一面将“道”作为宇宙的终极本源，一面却说“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不可言说的。

不能言说就是不能和他物相区分。

因此中国文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融的文化。

相反，西方知性层面上的形式逻辑的理性主义强调逻辑分析，强调彼此的区别和差异，因此是一种隔的文化。

这种隔的文化表现在人们对界限意识的热衷和推崇。

如此说来，西方文化心理结构中对理性的崇拜应该是知性层面上的形式逻辑的理性。

而中国文化中缺少了知性的作用，也就缺少了界限意识。

而这种崇高形式逻辑的理性主义传统，也直接反映到到西方学术界对形式、符号及语言等问题的敏感和不懈追求。

二个人本位
西方文化心理结构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就是相对于中国群体本位而言的个体本位主义。

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人们要对个人的命运负责。

人们应当
依靠自身的自由意志来决定怎样处理各种关系，怎样依靠自身的理性完成自我价值的体现。

而中国文化将个人看做社会和群体的派生物，是类的存在。

个人只有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利益和命运托付给社会或群体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这是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人们多以家庭血缘关系来维持劳作，在相互协作中生产实践，个人离开群体便不能体现其价值。

而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腊时代便形成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并重的经济结构。

随着工商业阶层的崛起，以平等交换的商业原则促使了古希腊人民对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熟，因此孕育出与西方个体本位的文化特征。

正是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熟，形成了西方世界崇尚个人自由及个人权利的重要表征。

雅斯贝尔斯说道：“西方懂得政治自由的思想。

希腊产生了一种自由，它虽然只是短暂的现象，但没有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出现过。

自由的人们忠贞不渝的兄弟关系，胜过自称正将幸福带给各民族的极权主义组织的普遍专制。

以这种行动，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

按照这种政治意义，中国和印度对自由一无所知。

”[5]经过四百年中世纪基督教的黑暗统治之后，文艺复兴将人本主义精神重新焕发出来。

人们高扬人格尊严，提倡人的价值，反对神性。

肯定人的权利反对神权。

18世纪启蒙思想家更是高举“天赋人权”的旗帜，高喊人生而自由品等的口号。

从此，这种重视人性及人的主体性为特征的人本主义精神更加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

三基督教精神
古希伯来文明带给西方文化的便是基督教精神。

在基督教看来，人是一种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体，而只有肉体是归属于人自身的，灵魂则归属于上帝。

那么，基督教便带给西方文化一种超越的宗教尺度，即人类世界是有限的经验世界。

而彼岸世界是无尽的超验世界。

这种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相互对立的认识，完全区别于我国古代文明对自然世界混沌无异、浑然一体的理解。

耶稣说“凯撒的物归于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这都突出了天国与人间、彼岸与此岸的两个世界的划分。

在西方人看来，由于人类生活在有限的经验世界，所以不可能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和救赎，而上帝作为世界的主宰将完成对全人类的审判。

所以，只有彼岸世界的生活才是真正永恒和幸福的。

经验世界现实生活从根本上是痛苦的和罪恶的。

人们只有把幸福和希望寄托于上帝，并且甘愿承受此生的痛苦和磨难，才能超越到彼岸世界，才能回归上帝。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便是这种基督教精神的最好写照，即通过克己禁欲乃至牺牲来完成对灵魂的拷问从而达到与上帝同在的愿望。

基督教精神对于西方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

”[6]由此可见，基督教精神也深深的存在于西方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并且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西方世界。

应当指出，西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点都离不开以上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

西方文明对于以下三方面的认知明显突出于中华
文明，即对知识、权利和上帝的了解。

对知识的追求源于对理性的崇拜和形式理性的思维对理论体系的构造。

重视权利则是肯定个人本位主义的结果，正是肯定了自己的同时又肯定了他人，才可以保证个人权利的实施。

而对上帝的崇仰则是基督教精神的体现。

西方文化心理结构的三个特征无不起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相对于中国式的体悟型文化，有人讲西方文化看作是一种反思型的文化。

这也可以从西方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三个特征的角度得以解释。

总体上来说，正是人通过自己的理性意识到了自我，并将对象世界看做是自我的对象化使之与主体分离开来，进而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实践或改造将自身的本质作用到外部世界，给外部世界打上了自身理性的烙印，并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来了解自我认识自我。

此时的世界或宇宙恰似一面明镜，反应出人的本质和人性。

这种认知和追求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需要一个超验的上帝和天堂让人们能有信心继续完成对自己的超越，完成对自身价值的评价。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崇拜、个人本位主义和基督教精神并不是各自平行发展，而是在相互的作用中不断渗透到西方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并在相互的促进中形成了西方文明特有的认识方式、价值判断及思维形式。

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它们都将不断影响着西方乃至全球文明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引自袁银传《文化心理结构之我见》《哲学动态》，1988年第10期
[2] 引自文德尔班著罗达仁译《哲学史教程-特别关于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5-56页
[3] 莱昂·罗斑著，昂利·贝尔序《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4页
[4]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89页
[5] 雅斯贝尔斯著 .《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6]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和基督教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