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政策性负担与企业预算软约束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中国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
文章首先对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的概念进行界定，并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随后，文章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政策性负担与预算软约束的相关研究，总结了现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
在实证研究部分，文章选取了中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大量的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内容包括政策性负担对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影响程度、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异以及政策性负担与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等。
文章在实证研究中发现，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
文章还发现政策性负担与预算软约束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表明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问题亟待解决。
文章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旨在减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效率。
本文的研究对于深化理解中国企业面临的政策性负担与预算软约束问题，以及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将深入探讨政策性负担以及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两个核心概念的理论背景、发展历程以及现有研究成果。
我们将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出发，对这两个主题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评价，从而为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
我们回顾政策性负担的相关研究。
政策性负担通常指的是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或经济目标，而赋予企业的非市场性负担。
这些负担可能包括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
国内外学者对政策性负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性负担的成因、影响及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等方面。
我们将对这些研究进行综述，以理解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和预算决策的影响。
我们关注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
预算软约束是指企业在面临财务困境时，由于政府干预或其他原因，企业能够继续获得资金支持，从而避免破产清算的现象。
预算软约束
预算软约束" 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1、预算软约束是指,向企业提供资金的机构(政府或银行)未能坚持原先的商业约定,使企业的资金运用超过了它的当期收益的范围2、广义的预算软约束是指当一个预算约束体的支出超过了它所能获得的收益时,预算约束体没有被清算而破产,而是被支持体救助得以继续存活下去3、长期以来,在传统经济体制环境下,国有企业处于一种所有者缺位的状态,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利益与其所有者的利益处于一个不十分一致的状态,其受到约束相对较少,学术界称为“预算软约束”4、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并提供财政补贴,这种现象被亚诺什·科尔奈(Kornai,1986)称为“预算软约束”5、这种现象被亚诺什·科尔奈（Kornai,1986）称为“预算软约束”.科尔奈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归因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为了取得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成功,消除预算软约束刻不容缓科尔奈版本的预算软约束非常简单，说一个家里，有老子有儿子，老子自然是非常喜欢这个儿子，用他的原话就是“父爱主义”。
老子希望儿子不要成为纨绔子弟，花钱不要大手大脚。
但是呢，这个老子又偏偏是如此溺爱这个孩子。
所以，每次这个儿子找老子要钱，老子都照给不误。
科尔奈就说，有了这么一个老子，养十个儿子估计九个都会变成纨绔子弟。
这个老子就是政府，儿子就是国有企业，要钱就给这件事情就是预算软约束。
科尔奈最初的著作，尽管在理论上并谈不上优美，但是他揭示了一个及其重要的现象，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使得这些企业永远不用担心自己的生产是不是有效率，自己的产品是不是有销路，或者自己是不是亏损。
因为企业最后总是可以伸手向政府要钱。
后来有很多人为“父爱主义”提供理论基础，就是这种“父爱”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文献已经忘得差不多了，Eric Maskin的理论是认为，如果一个非常集中的金融体系，那么银行很可能被一个坏企业给套住。
预算软约束的成因,后果及治理对策
预算软约束的成因,后果及治理对策一、预算软约束的成因预算软约束是指组织或个人在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种情况，即预算制定者无法强制执行预算，导致预算失去约束力。
预算软约束的成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1 预算制定不科学预算制定过程中，可能存在预算目标不清晰、指标设定不合理、数据不准确等问题，导致预算制定的基础不牢固，难以为预算执行提供有效的约束力。
1.2 预算执行不到位预算执行中，可能存在预算执行责任人不尽职、预算执行过程不透明、预算执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导致预算执行无法有效约束组织或个人的行为。
1.3 利益冲突与信息不对称在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各方利益冲突，导致预算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了预算的约束力。
二、预算软约束的后果预算软约束的后果可能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2.1 预算目标无法实现由于预算无法约束组织或个人的行为，导致预算制定的目标无法实现，影响组织或个人的发展和运营。
2.2 资金浪费与效益低下预算软约束可能导致资金的浪费和效益的低下，由于无法有效约束和监管资金的使用，可能出现不必要的支出和低效的投资，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效益的降低。
2.3 组织失去信任与动力预算软约束可能导致组织内部失去对预算的信任和执行的动力，预算无法发挥激励和约束的作用，可能影响组织的凝聚力和团队合作。
三、治理预算软约束的对策为了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3.1 完善预算制定过程在预算制定过程中，要加强对预算目标的明确和指标的科学设定，确保预算制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同时，要加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提高预算制定的信息支持和科学性。
3.2 健全预算执行机制建立健全的预算执行机制，明确预算执行的责任人和监管机构，加强对预算执行的监督和考核。
同时，要加强预算执行的透明度和公开度，提高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效率。
3.3 加强沟通与协调在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要加强各方的沟通与协调，减少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提高预算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从而增强预算的约束力。
农村信用社改革中政策性业务问题探析
１ 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方 向与职能定位存在矛盾 ２ ０ 年农村信用社的资产已 占我 国金融资产总值 的９ ６ ， ０３ ．％ 农业贷款 余额 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 的 ８ ．％ 是我 国金融 ３８ ， 业的一支重 要力量 ，在农村金融领域 发挥着主导作用 。但 是， 农村信用合作 社在体制上存在严重的问题 ， 从成立之初 ， 它就 不是真正的农 民之间的互助组织 。１ ９ 年 以前 ，它是农业银 ９６ 行的基层组织 ，１９ ９ ６年与农业银行脱钩之后 ，经营方式也 与 商业银行基本相同 。 由于农村信用社产权 不明晰 ， 管理体制 不 顺 ，导致了身份尴尬 以及严重 的经 营困难 ，不 良资产 比例过 高，资产充足率极低 ，行业全面亏损 ，风 险积聚 己相 当严重 。
经过近年来的改革 ， 虽然上述情况得到了全面好转 ， 但究其原 因， 是依靠国家的资金支持来实现的 ， 农村信用合作社 自身的
生存能力仍然非常弱 。
２０ ０ ０年从 国家在江苏省进行 农村信用社改 革试 点以来 ，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正逐渐扩展 。 目前的信用社改革重点主要集
中在 明晰产权 关系和解决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农信社资产质量 问题 。 然而 ， 对于农村信用社的职能定位 问题 ， 仍未达成 共识 。
如 果仅仅把服务三农的经营方 向看作 是业务范 围的选择 ， 那 么它 与产权制度的建立并无直接联系 。 然而在我 国， 服务 三 农几乎 己成了政策扶持 的代名词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水平落
后， 农民人均 收入低下 ，农业投 资受不确定因素影响多， 险 风 大 ，一般商业性机构都 不愿介入 。１ ９ ９ ６年后 ，不但除农信 社 以外的金融机构全面撤离 农村 市场 ，农村储蓄存款还通过各 种渠道流向城市 ， 便是明证 。 目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 而 基本坚持了为三 农服务 的方针 ，是和国家的支农 贷款 资金投 放， 税收上的优惠 ，以及较宽的利 率浮动上 限是分不开的 ， 并 且 以产生大量的亏损挂账和不 良资产为 代价 。 如 果农村信 用社成为真正 的市场经济主 体 ，就必然 以盈 利为 目标 ， 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 然而如 果继续承担 政策 陛业务 ， 必然会与商业性 目标 构成 冲突， 从而影响改革最 终 目的的达成 ， 可能产生新一轮难以解决 的问题 。 并 本文将就 此 点进 行深 入分 析 。 ２ 农村信用社承担政策性业务导 致的问题
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与大型涉农金融机构激励机制设计
商业 性业 务 的努 力 程度 ，产生 小 同效 用观 察信 息 ： Ｓ ０Ｘ＋ １ － ２ Ｐ，０ 、 为 政 策 性 与 商 业 性 业 务 － ＝ １ＩＰ ，Ｐ－ ｘ＋ ２ １ － Ｏ 努 力 程度 的边 际 收 益 ，ｅ 为外 部 随 机 囚 素干 扰 的影 响 ，
假设 ４ ：涉农 金 融 机 构 为风 险规 避 者 ，风 险 规 避
程度 为 ｒ 。涉 农 金 融 机构 的 激 励 报 酬 契 约 采 用线 性 合
作者简介： 覃道爱 （９ ５ ） 男， １６ 一 ， 湖南人， 博士， 高级经济师， 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 李兴发 （９ ０ ） 男。 １７一 。 湖南人， 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海 口中心支行； 向志容 （９４ ） 男， １７一 ， 湖南人， 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意见。
（ ９ ４）等 人 的研 究 结 果 表 明 ，政 策 性 负担 会 导 致 企 １９
假设 ２ ：涉 农 金 融 机 构 政 策性 与商 业 性 业 务 的努
力 程 度 的选 择 是 一 次 性 的 ，Ｘ 和 分 别 是 政 策 性 和 ，
业 的预 算 软 约 束 。涉 农 金 融 机 构 较 高 的 不 良贷 款 率 、
（ ）模 型 假 定 。 一
假设 ｌ ：委 托 人政 府 为 风 险 中性 ，既 追 求 政 策 性
业 务 的社 会 目标 ，也 追求 商 业 性 业 务 的经 济 目标 。政
府 期 望 效 应 Ｕ 出卒： 效 益 和 经 济 效 益 尸组 成 ，而 ｛ 会
收 稿 日期 ： ０ ８ １—０ ２ ０ —０ １
浅谈我国高校财务风险防控的若干对策
源整体配置 中的马太效应 ， 这难免加剧一些ｉ 苗校之问 的竞争和
分化 ， 从而导致一些基 础差的高校陷入财务危机。
（ 二） 长 期 影 响 因素 方 面
１ ． 政府对高校 的投入严重不足
财 政 拨 款 是我 国高校 稳 定 的资 金米 源 之 一 ， 但是 近 ２ Ｏ 年来，
教育经 费支 出占 ＧＤ Ｐ比例为 ４ ％的日标始终没有实现， 这在很 大程度上表 明我 国政府对高校 的投入严重不足 。此外 ， 我 国对 高校基本遵 循扶强 的原则推行 “ 综合定额＋ 专项补助” 的基本拨
款模式 ， 比如 “ ２ １ １ ” 和“ ９ ８ ５ ” 工 程 等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强 化 了教 育 资
２ ． 高校财务 治理存在结构缺陷问题 从财务学的角度 来说， 我 国高校整体来看并未真正实现 从 政府机构 向独立经济 主体 的本质转变，也就是说 尚且缺乏财权 配置合理和权责对称 的财务治理结构。这也是 导致某些高校财 务管理漏洞频发的重要 原因。 二、 化解我 国高校财务风险的若 干对策 通过上文的三方面影 响因素分析 ， 文章捉出 日前我国高校 解困财务危机的若干对 策， 具体如下 。 （ 一） 正确理顺政府和高校 的关系 ， 逐 步完 善拨款机制
浅谈我 国高校 财务风险 防控 的若干对策
梁春典
（ ０ ０ ０ ）
要 ：随着近年来高校 财务危机的频发 ，高校 财务 管理 已经引起人 士的关注，如何建立一套完善 的高校财务风险预 警成为 当前
重要 的研 究课题。文章 旨在通过剖析我 国高校财务风 险形成的原因基础上 ，并 紧密结合 高校资金 的管理特点 ，提 出了化解 高校财 务 风险防控 的若干措施 ：正确理顺政府和高校 的关 系，逐步完善拨款机制 ；构建和完善 高校的资金安全管理体 系；推行 高校的全 面预算管理 建设 ；积极倡 导多元化 办学理念 ，大力拓 宽资金渠道。 旨在 为高校发展 中存在 的突出财务风险防范和控 制提供一些借
政策性负担名词解释
政策性负担名词解释
政策性负担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
战略性政策负担是指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大型国有企业在传统的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下，投资于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和产业区段所形成的负担。
由于这些企业所选择的产业、产业区段和技术是同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相违背的，它们会在高成本下从事生产，无法获得市场上的正常利润，这些企业便是缺乏“自生能力”的。
而社会性政策负担则是指由于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的退休、养老保险以及诸如职工医疗、子女教育等社会性职能所形成的负担。
社会性政策性负担同样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所以这些企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必然是要亏损的。
在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情况下，这些政策性负担便会引发国有企业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预算软约束”问题。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随着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原来的“大管家”到现在的“公正仲裁者”和“市场监管者”。
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调节市场秩序，在市场机制面前主要是通过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等方式来引导市场的行为，而预算软约束则是政府行为的一种后续调整。
政策性负担，指的是政府对某些行业或者企业采取一些行政措施增加企业成本，或是以行政手段影响市场。
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税费、补贴、行政许可等方式来实现。
政策性负担是政府实现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跨地区、跨产业的重点行业和企业。
政策性负担可以对行业结构进行调整，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实现市场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平衡，但是政策性负担的乱用也会制约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道德风险，是指因为市场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一种不同于实体风险的风险类型，主要是指不良的信用行为和行业外部性。
道德风险通常附加于交易中，使得交易另一方发生不利的情况。
道德风险也是政府调节市场的重要方式之一，政府可以通过公共信息平台、信用监督、市场准入规则等方式来降低道德风险，进而增强市场的竞争效率。
预算软约束，是指政府在预算制度中面临的制约，主要体现在政府对预算限制的“软约束”和预算执行能力的“软约束”上，而这两种“软约束”又相互关联。
预算软约束是行政管理中比较常见的制度问题，一方面，它既充分考虑了财政纪律和财务可行性，另外一方面，它也具有一定的弹性和调整性，因此在政府行为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和预算软约束的背景下，政府需要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继续探索和完善其经济调节的手段、方法，从宏观层面提高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从微观层面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为市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时，政府应该加强对政策实施成效的监督和评估，做好“阳光预算”等公共预算管理工作，保证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实现政府工作的透明化。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主要思想现有的文献在预算软约束的制度原因上还存在许多争论。
虽然任何一个单一的理论都不可能解释预算软约束所有方面的现象，但是，对于前社会主义经济和转型经济来讲，预算软约束的形成却有一些共同的原因。
林颜夫及其合作者系统阐述了转型经济中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的观点，认为“政策性负担”是形成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根本原因，企业的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的预算算软约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然的因果关系。
进一步，林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在一个更更大的框架下分析了为为什么转型经济中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会普遍存在在：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地推行着违背经济比较优势势的赶超战略。
下面我们以以中国的经济现实为例例，对上述思想进行简要的的归纳。
中国的国有企企业普遍承担着两方面的政政策性负担：战略性政策负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
战战略性政策负担，是指在传传统的赶超战略的影响下，投资于我国不具备比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业或产业区段所形成的负担担；社会性政策负担，则是是指由于国有企业承担过多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会性职能而形成的负担。
这这两方面的政策性负担，都都是中国推行重工业优优先发展战略的内生产产物。
中国从20世纪纪50年代开始推行重工业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而中国国是一个资本非常稀缺、劳劳动力相对富余的经济，政政府想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密集型的重工业是同中国经经济的比较优势相背离的，，所以这些企业在开放、竞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缺乏自生生能力。
为了实施重工业优优先发展的战略，就必然会会对经济进行扭曲，人为压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价价格等以降低重工业企业的的成本，并且给予市场垄断断地位以提高产品价格；但但是，当市场化改革开始后后，经济中的要素和产品价价格逐渐由市场竞争决定，，失去了这些补贴和保护以以后，重工业企业缺乏自生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场中无法盈利的问题就由隐隐性变为显性，这便形成了了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政策负负担。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Policy burden, moral hazard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Policy burden, moral hazard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Policy burden, moral hazard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Policy burden, moral hazard and budget soft constraint, 2008-12-20, 15:09:58Main idea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till has a lot of arguments about the reasons for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lthough no single theory can not explai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of all aspects of the phenomenon, but for the former socialist economy and transition economy, the formation of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but there are some common reasons.Lin Yan Fu and its partners (199419971999) introduce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of enterprises in transition economy point of view, that "the policy burden"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problems of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soft budget constraint between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 and there is no causal relationship. Further, Yifu Lin and his partners in a larger framework of why in transition economy enterprises "policy burden" will exist: these countries have varying degrees pursued against econo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ategy. Here, we take the economic realities of China as an example and make a brief summary of the above ideas.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generally bear two policy burdens: strategic, policy burden and social policy burden.Policy burden, refers to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overtaking strategy,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not formed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y or industry sector burden; social policy burden, is refers to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take functions of employees and workers and other social welfa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ultiple burden. The policy burden of these two aspects is an endogenous product of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eavy industry.China started to carry out the heavy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1950s, and Chinese is a very scarce capital, relative labor surplus economy, capital intensive government wants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is comparative advantage with Chinese economy deviates from, so that some enterprises lack of viability in the open and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heavy industry priority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economic distortions, artificially low interest rates, exchange rates, raw material prices and other heavy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o reduce the cost, and give the market monopoly to increase product prices; however, when the market reform began, the economy factor and product prices gradually by market competition, after losing these subsidies and protection, the lack of viability of heavy industrial enterprises, can not be profitable in open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is from recessive into dominant which will form the strategic policy burden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heavy industry is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y, it is able to absorb the employment of the population is very small, but China is a labor surplus countries, in orderto solve the employment problem, the government will requir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hire more staff, and assume some enterprises should not bear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social burden, it will undoubtedly increase the cos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policy burden on enterprises caused by the loss, in order to let the government take the policy burden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o survive, must advance the protec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r subsidies, but because of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know the policy burden to the enterprise's loss is how much. Also it is hard to know a business loss is the policy burden caused by the enterprise itself or due to improper management or moral risk managers which, in the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dition, enterprise managers will all losses, including the loss of policy burden and moral risk caused by improper management the loss is attributed to the policy burden, the government cannot distinguish the two kinds of loss difference, but can not dodge the work of policy burden When a loss is made, the enterprise has to bear all the losses of the enterprise. After the loss of the enterprise, it also gives the subsidy afterwards, thus form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of the enterprise. Becau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ex post protection or subsidy, the moral hazard of enterprise manager is more important. Thus, in the case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inconsistent incentives,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caused by the policy burden will seriously affect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ofstate-owned enterprises.As long as enterprises bear the policy burden, it will lead to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Whether the enterprise bears the policy burden or no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orm of ownership of the enterprise, so there is no necessary link betwee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nd the nature of the ownership of the enterpris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uch as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have not been stripped of their policy burden since their massive privatization,Moreover, privatization will increase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enterprises, so the problem of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has not only been solved, but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have increased. These fact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above theory.Policy burde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We use L to represent the policy burde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ear, with profit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o PI said the policy burden, the enterprise policy burden after profit for the l. We use B PI Zi (L) said the enterprise policy burden l to government benefits, assuming general B (L) >l, which means that in addition to economic benefits, but also bring some benefits to the policy burden of other government,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can performance to show off the capital intensive advanced industries, or to increase employment and promote social stability. Suppose the government to manager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ay a fixed payment. W * here we consider wh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olicy burdens, following the gam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a game: a period, before theproduc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choose whether to let the government bear the burden of policy during the period of two L; the managers i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observe whether the enterprise policy burdens of L, and then choose their effort for the production period; three, the production is completed, the government observed that the profit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n decide whether and how much subsidy subsidy.Several explanations are needed for the game. The first is the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y, assum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nly in the case of loss of production enterprises will consider whether subsidies; and, if the government decides business subsidies, subsidies is just equal to business losses;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s subsidy cost of theta s, including theta, (0, 1). That is to say, the government could only bear part of the cost of subsidies. The second is the question of pay managers, we assume that only when the production is completed, and to pay for production start-up capital and enterprise policy burden, before the payment of enterprise manager's compensation w *; that is to say, if in the period of three business losses and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provide subsidies, managers will not get paid in this case, the closure of enterprises, the government's payment is 0. third is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the model, if there is policy burden, production increased by some uncertain factors, which will bring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hypothesi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enterprises in (stage two), to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which is not observed unable to control the entrepreneur. Finally, it is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managers to retain payment,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allow enterprises to bear the burden of policy, the government kept the payment pi *, reserve managers i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pay 0. we assume at the same level of payment, the government tends to allow enterprises to bear the burden of policy, and the enterprise manager is always tend to make less effort. We use the backward method to solve the above, from which we can clearly see the policy burden is how to influence the produc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ake the policy burden of the enterprise is how to obtain th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First of all, the policy burden will affect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ch from the proposition 1, China has the choice of production managers can see. Many empirical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duction efficiency is lower than tha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literature tends to be attributed to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from the analysis here can see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olicy burden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the lack of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Secondly, due to the policy burden, l will inevitably increase the cos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 these enterprises do not have "viability"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A proposition tells us that the policy burde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survive the conditions, can rely on two ways: one is to rely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help the los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two is to maintain the monopol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striction of entering the marketto obtain monopoly profits. In fact, from a broader concept, the maintenance of monopoly statu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actually a subsidy, which is a hidden subsidy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t the expense of social efficiency.Of a proposition for further analysis, we can get some of the following corollary: corollary one, whe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policy burdens, enterprise managers choose q production yield is always less than the optimal output of Q *. A corollary the fact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moral hazard problem of policy burden will bring the enterprise manager the enterprise manager will reduce their effort, thereby reducing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crease social producer and consumer surplus losses. The policy burden is the cause of low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Because it raises the moral hazard probl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managers. In fact, from the critical value proposition for B (L) and non l of this, we have seen the impact of policy burden on the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ecause when the l< pi * corollary two, whe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policy burdens, increase the degree of market competition will be more prone to loss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nd increases the cos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Inference two, in fact, shows that the increase of market competition will make the budget soft constraints of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plicit and increase the cos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The course of China economic reform can well reflect the conclusion of corollary two: before the reformand opening up, generally profitabl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lo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ore and more big, largely because of their industry market entry threshold is low, a large number of non-public economy into the competition. Due to bear the burden of policy, and the resulting low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rollary 1), so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oss also can hardly be avoided, and the increasing los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for these enterprises are also increasing, which brings the risk of fiscal and financial system. By corollary two, we can also understand wh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adopt a "large" strategy for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state-owned enterprises nationwide because almost all of the profits are created by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monopoly industry,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despread losses,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he motivation to get rid of the burde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Inference three, whe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bears the policy burden and the loss, the lower the theta, the more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the outpu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eviate (lower), the greater the magnitude of the output.Inference three tells us that if the rate of government subsidy costs is lower, the larger the subsidy it can afford. The manager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the incentive to expand their losses, so that companies can receive more subsidies from the government. Corollary three the conclusion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Economy: the localgovernment has a strong incentive to intervene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loans to the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once these loans become bad debts, the loan loss costs are mostly borne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operators of state-owned commercial Chinese the bank is also reflected, since the reform of commercial banks in 1994, th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as become less and less, and they are mainly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e can infer from corollary three, whe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degree is high enough, if strict financial policy,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or financial constraints more hard (theta is higher), then the budget constraints of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hard (get less subsidies), the higher the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Inference four, wh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ear the policy burden, if the B (L) is bigger, the output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eviates (lower), the magnitude of the optimal output is greater.Inference four and inference are similar in three ways, but they apply more widely (do not requir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o lose money). If more benefits from the government policy burden from the enterprise, the government is willing to pay the subsidy amount is bigger, so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managers have an incentive to less effort to share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policy burden of goodExplanation of realistic problems and policy suggestionNext, we will use the model results to analyze some realistic problems in socialism and transitional economy. First of all, why, in the era of planned economy, enterprises basically do not have any production autonomy? When the enterprise undertakes the policy burden, enterprise managerial discretion completely will bring serious moral hazard, and deprived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enterprise, such as the use of means of production quotas, is a suboptim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t can reduce the efficiency los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o ensure the efforts of enterprises the manager of the lowest. Second, why,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form,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financial subsidies to bank loans, and then to the stock market financing In fact, for the government, this is because finance is the most hard on the financial constraints of the government, bank loan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stock market financing the most soft (i.e., theta minimum) is the government finance to take their money to subsidies, while bank lending is with other people's money subsidies, while the stock market financing. And equity financing constraint than debt financing more flexible. Third, why is the government offering more subsidies to firms after Russia's massive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f private enterprises bear the policy burden, private enterprises receive more subsidies from the government than state-owned enterprises,This can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Russia's economy. Then why doe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not divest the policy burden of the enterprises after privatization? This is because in the "Big Bang" type of reform measures, the policy burden of theenterprise has not been stripped, or do not have the conditions to divest enterprise policy burden.Finally, we discus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above model results. In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from plan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and inevitable market competition more intense, in this case, the policy burden of enterprises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the issue of soft budget constraint, so enterprises, to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hardening of enterprise must peel the policy burden of enterprises. But how to divest the enterprise's policy burden?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we can see that the key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to reduce the enterprise policy burden to the government to bring the benefits of B (L), or increase the government to allow enterprises to take the policy burden cost. B (L) in our model is exogenous, but obviously, B (L) size is also affe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system, if sufficient employment or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perfect, so the necessity for the government to allow enterprises to maintain a large number of redundant personnel is reduced, the B (L at the same time) will be relatively small, if the whole society know to catch up with the price, the government gave up to catch up with the idea, then B (L) will decrease.Two is the financial constraint to hardened government, implementation relatively tight financial and fiscal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the purpose is to let the government bear the full cost of its subsidies to enterprises (0 1), for example, reduc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commerci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become independent, the government subsid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tool. In addition,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s brought by the entry of WTO into the financial system also contribute to the commercial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ystem.When has two above conditions,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he enthusiasm to eliminate the policy burden of enterprises, but once the policy burden eliminated, the government is no longer on the loss of the enterprise responsibility, enterprise budget constraints also can be hardened, can improve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we can see why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without hardening budget constraints of enterprises, because it is not stripped of the policy burden of the enterprise, will only make the privatization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increased financial pressure, leading to serious inflation and financial risks.Policy burden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existing in the enterprise in the transition countries of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due to the government's strategy, so that our country to cancel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of existing enterprises, and to avoi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of new enterprises, must first give up the idea of catching up. Secondly, the right policy should be taken to remove the policy burden borne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short term, is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intensiv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social policy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stripping enterpris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o bring pressure; on the other hand, is to reduc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financial constraints of the government to reducethe risk of atherosclerosis.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capital intensive enterprises excessive use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or converting to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viabil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eliminate strategic policy burden.conclusionUnder the framework of a dynamic game, this paper modeled the theory of the policy burden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of Yifu Lin and its partners (1994, 1997 and 1999).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article include: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centive incompatibility, policy burden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moral hazard problem of enterprises, reduce the efficiency of the enterprise; further, if the degree of market competition is sufficient, policy burden will lead to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of enterprises, that is to say, in such a situation the former is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the latter; not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nd the enterprise, contrary to the enterprise policy burde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 tha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more prone to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nd the incentive to the government to more subsidies; whe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policy burdens, the production manager ofstate-owned enterprises deprived of autonomy, such as production quotas, is often a suboptimal system arrangement, which explains why the country before the reform The reasons for the ownership of the enterprise, the factory director and the manager, as well as the ownership of the wealth, material, production, supply and marketing have been deprived. Further,in the logic framework of this paper w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degree of market deepening, to harde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t must be the policy burden stripping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To divest the policy burde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e must abandon the idea of catching up, reduce the benefits of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policy burde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harden the financial constraints of the government itself.。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1. 引言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是经济学领域中一些重要概念。
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这些概念，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
2. 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是指政府通过一些经济政策向特定群体转移资源或权益的行为。
这种转移可能会导致负担者的资源减少或者权益受损。
政府往往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实施政策性负担。
政策性负担的实施可能会引发一些经济问题，如资源分配不均衡、企业利润下降等。
3. 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当个体或组织面临一定的制度约束时，由于其行为的道德性和正当性存在偏差，从而可能对其他人或集体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在经济领域中，道德风险往往指的是市场参与者由于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不道德或不正当手段，从而导致市场失效或资源错配的情况。
4. 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是指政府在预算执行过程中面临的一种制约形式。
与硬约束相对，预算软约束并没有明确的约束力或处罚机制。
它往往是基于信任和合作的原则来约束政府的行为。
预算软约束常见于政府预算执行过程中的不合理支出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资源浪费和经济效益下降。
5.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的关系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首先，政策性负担的实施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
例如，政府通过对某些企业征收高额税收来实施政策性负担，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进而引发企业采取不正当手段来规避税收，从而产生道德风险。
另外，预算软约束也可能对政策性负担和道德风险产生影响。
如果政府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受到较强的约束，那么政策性负担的实施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减少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
然而，如果预算软约束不明确或弱化，政府可能会滥用权力，实施过度的政策性负担，导致道德风险增加。
6. 应对政策性负担和道德风险的措施为了有效应对政策性负担和道德风险，需要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
首先，政府应加强预算管理，建立有效的预算约束机制，明确预算执行的规范和要求，避免预算软约束导致的滥用行为。
重复博弈、政策性负担与预算软约束
政策性负担与 长期预算软约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龚强徐朝阳内容摘要：传统预算软约束模型隐含假定借贷双方只进行一次合作，本文在重复博弈的框架下考察了借贷双方长期合作时的博弈行为，发现此时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都将得到有效缓解。
由此我们定义了长期预算软约束的概念并论证了其出现的条件，有效地扩展和补充了传统预算软约束的理论框架。
进一步，我们在这个一般化的框架下讨论了政策性负担与预算软约束的关系，发现政策性负担与道德风险和预算软约束存在着替代关系，落后国家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远远比发达国家企业严重，主要原因是它们承担着更为严重的政策性负担。
关键词：重复博弈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道德风险I、引言与文献综述自匈牙利经济学家Kornai（1979、1980、1986）首次提出“预算软约束”概念以来，预算软约束对于微观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扭曲作用逐步被经济学家们所认识。
正确地分析预算软约束现象的成因和影响，并研究如何克服预算软约束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扭曲作用，已经成为经济学、尤其是转型经济学领域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
在Kornai的早期文献中，预算软约束被认为是政府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父爱主义”的本能偏好造成的。
但是，后来包括Kornai本人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预算软约束现象也大量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企业中，“父爱主义”显然无法解释该现象。
对预算软约束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来源于Dewatripont和Maskin（1995）所作的工作。
他们认为，预算软约束是一个内生现象：由于时间非一致性问题（time inconsistent problem），政府或贷款者有积极性对未完工的无效率投资项目追加投资，从而导致预算软约束问题。
目前，该理论被广泛应用。
例如，Roland(2000)所著的《转型与经济学》教科书中，Dewatripont 和Maskin（1995）的理论框架就被当作一个基准模型贯穿全书。
债务中性原则政策负担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
债务中性原则政策负担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白少凡白仲林宋丽荣一、引言在我国信贷市场和债券发行市场中普遍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偏向，国有企业在融资的“价”与“量”两方面均呈现相对优势。
对于提供超过80%城镇劳动就业、完成70%以上技术创新和GDP贡献率逾60%的占比为九成以上的中小企业，其融资满足率远低于占比不及一成的国有企业，这与其在经济中的比重严重不匹配。
①例如，对于小微企业占绝大部分的中国物流行业，2022年有高达3万亿的融资需求，而被满足率不足5%;②相反一些严重亏损的地方国有企业却能够获得银行的持续注资支持，维持其“僵而不死”。
显然，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僵尸国有企业频现和资金配置效率低等现象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不无关系。
实际上，国有企业不仅享有非经济的公共职能，而且金融机构对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依然存在着“政府兜底”幻觉。
为此，2022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建①邹丽华：《竞争中性与金融业改革》，《科学发展》2022年第3期。
立健全了解决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的长效机制;2022年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对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有关要求的通知》，要求政府部门不得直接或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地方国有企业外债，不得对国企的外债进行担保。
显然，这些政策均是“债务中性原则”在我国国企改革中的实践，即“在债务融资方面，保证国企不因国家显性或隐性担保而获得更多竞争优势”。
邹丽华：《竞争中性与金融业改革》，《科学发展》2022年第3期。
因此，为了完善与国际接轨的国际经贸新规则，深化债务中性原则的国有企业改革，本文将以中国经济典型事实为基础，构建一种体现中国经济特征的ABM（Agent-BaedModeling）模型，即基于主体的存流量一致模型，对债务中性原则取向改革下的微观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仿真研究，以探究债务中性改革和减轻国有企业就业政策负担在破解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做大做优国有企业上的功效及其措施选择。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1林毅夫李志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10月1作者感谢李永军、张鹏飞、盛柳刚、邢兆鹏同学在经济中心发展战略研究组的讨论会上对本文提出的意见，也感谢与会的其他同学对本文的讨论。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摘要本文在一个动态博弈的框架下，考察了政策性负担与转轨经济中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文章发觉，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政策性负担必然带来国有企业领导的道德风险，从而使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而当市场竞争足够充分时，政策性负担必然致使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预算软约束问题同企业的产权性质无关：承担政策性负担时，一样的条件下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易产生预算软约束问题，而且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补助。
而且，在打算经济中当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时，政府剥夺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往往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道德风险国有企业私有企业Policy Burden，Moral Hazard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Justin Yifu Lin and Zhiyun Lee(CCER, Peking University)Abstract: We present a model of policy burde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SBC) that explains many stylized facts in socialist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We find that in the condition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policy burden will lead to the moral hazard of SOE managers and hence the low efficiency of SOEs; and when competition increases to certain degree, policy burden will definitely beget the SBC problems. Privatization will not necessarily eradicate the SBC problem of firms; on the contrary, a private firm with policy burdens will be more likely to bring SBC problems and ask for more subsidies from the government than a SOE in the same condition. We also prove that in socialist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when the SOEs bear policy burdens, a restriction of the control power of SOE managers by the government, as a second-best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ma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OEs and the social welfare.Key Words: Policy burden, Soft Budget Constraint, Moral Hazard, SOEs, Privatization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摘要本文在一个动态博弈的框架下，考察了政策性负担与转轨经济中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预算软约束的成因,后果及治理对策
预算软约束的成因,后果及治理对策预算软约束是指企业在预算制定、执行和控制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限制和制约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企业在预算方面的行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制约。
预算软约束的成因、后果及治理对策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问题，下面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预算软约束的成因1.信息不对称：在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是导致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
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管理层无法全面了解各个部门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误差和偏差。
2.管理层决策失误：管理层在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决策失误也是导致预算软约束的原因之一。
管理层的决策失误可能来自于对市场环境的不了解、对企业内部情况的不清楚等因素，导致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和误差。
3.绩效考核不合理：如果企业的绩效考核机制不合理，将会导致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软约束问题。
绩效考核不合理可能导致员工对预算目标的不重视，从而影响预算的执行效果。
4.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如果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将会导致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软约束问题。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可能导致预算目标的不准确、执行过程的不规范等问题。
二、预算软约束的后果1.预算目标无法实现：预算软约束的后果之一是企业的预算目标无法实现。
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预算目标无法实现，将会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
2.资源浪费：预算软约束还会导致企业资源的浪费。
由于预算目标无法实现或执行效果不佳，企业可能会出现资源的闲置或浪费现象，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
3.预算执行效果差：预算软约束还会导致企业的预算执行效果差。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预算执行效果差，将会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和竞争力。
三、预算软约束的治理对策1.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企业应加强内部信息共享和沟通。
通过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和信息共享，可以提高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准确性和透明度。
2.优化绩效考核机制：为了解决绩效考核不合理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企业应优化绩效考核机制。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成因：文献综述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成因：文献综述作者：周苗苗来源：《新经济》 2016年第2期周苗苗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经济发展转型时期。
预算软约束问题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非常重要，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才能更好的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要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就要先明确预算软约束问题产生的原因。
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不少中外学者都对预算软约束的成因进行了归纳分析，本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和述评，并着重展现2000年以后关于预算软约束成因的新进展。
关键词：预算软约束政策性负担内部控制人一、引言科尔奈1980年在分析社会主义企业行为时首先提出预算软约束的概念，它是指当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或面临破产时，国有企业的经理会预期得到国家财政支持，而国家或政府常常通过追加投资、减税、提供补贴等方式，以保证其生存下去。
之后才有经济学文献用“预算软约束”定义了这种现象。
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关于预算软约束的成因比较系统的总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外生性解释。
它包括“父爱主义”观点和政治目的观点。
“父爱主义”观点认为，国家之所以会对面临破产的企业给予援助，是因为企业破产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就业水平。
另一方面，企业关于国家是偏于“父爱主义”倾向还是“硬化”趋势的信息，并不能完全掌握，从而促使国家对企业实施软预算约束。
政治目的观点认为政治家可以通过增加就业和产出来使自己的政治基础更为巩固和雄厚。
因此，当政治家可以对企业进行直接管控或者可以有效地与企业进行谈判时，企业原有的盈利能力就可能由于要适应政治家们的非经济性目的的需要而大打折扣了。
作为回报，政治家们会通过软预算约束，譬如以向这些企业提供补贴等形式，来补偿企业的损失。
2、内生性解释。
它包括垄断观点和公有产权观点。
垄断观点认为：垄断或生产的过度集中可能产生预算软约束，是由于垄断企业不能实现完全的差别定价，消费者剩余就不可能完全被垄断企业内部化。
林毅夫的国企改革“超产权理论”
不具备 比较 优势 的资 本密 集型产 业 或
改革 的核 心 是什 么 ，我
林 毅 夫 曾 任 第 ７ 、 ９届 全 国 政 产 业 区 段 所 形 成 的 负 担 。 中 国从 ２ 、８ Ｏ世
普 遍主 张 ，是 产权 制度 协 委 员 （ ０ ５年 任 全 国 政 协 经 济 委 员 纪 ５ ０年 代 开 始 推 行 重 工 业 优 先 发 展 ２０ 夫却 认 为 ，国有企 业 问 会 副主任 ） ，中国人权发展 基金会专 家 的战 略。 政府 为 了实 施重 工业优 先发 原 因 不仅 在 于 产 权 制 度 ， 委 员 会 主 任 ，第三 世 界 科 学 院 院 士 ， 展 的战略 ，就 必然会对经济 进行扭 曲， 分竞争 的外部环境。
林 毅 夫 的 金 改 革 超 产权 理论”
口／ 卢栎仁
系 学 习。 １ ８ ９ ２年 ， 林 毅 夫 怀 揣 北 京 道 德风险 与预 算软约 束 》 、《自生能 力、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证 书 ， 远 渡 重 洋 ，到 芝 经济 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 、《自 加 哥 大 学 师从 舒 尔 茨 学 习 农业 经 济 ，
生能 力与 国企 改革 》 论 中 国经 济 改 、《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１８ ９ ６获 得 美 国芝 加 哥 大 学 经 济 系博 士 革的 渐进 式道 路 》 论股 份制 与 国营 、《
学 位 ，１ ８ ９ ７年 回国，成 为我 国改革开 大中型企业改革 》等。 放 后 的第一 个从 海外 归来 的经济 学博 士，１ ８ — １ ９ ７ ０年任 国务 院农村发展 二 、 国 有 企 业 主 要 问 题 是 政 策 ９ ９
研 究 中 心 发 展 研 究 所 副 所 长 ，１ ９ — ９０ １９ ９ ３年 任 国 务 院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农 村 部
财政分权中软预算约束问题探析
财政分权中软预算约束问题探析一、财政分权在财政分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政职能划分的研究备受重视。
美国经济学家夏普(Sharp)认为,不同级次的政府部门具有不同的职能,互相之间不能替代。
从国家的经济职能来看,实现调控的职能要由中央政府来实施,社会福利分配的职能也应由中央政府来执行。
而地方政府能取得资源配置的最好效果。
马斯格雷夫(Musgrave)则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所以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但是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美国学者埃克斯坦(Echesten)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他指出,应当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有效地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并依此作为分配财权的依据。
因此,那些有益于全体国民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来提供。
另有一些公共产品虽然只惠及某一阶层或某些人,但因对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由中央政府提供,但是,为了维护局部利益,地方政府也应具有一定的职权和财力。
夏普(Sharp)、马斯格雷夫(Musgrave)、埃克斯坦(Echesten)等人的研究阐明了财政职能分配的基本框架。
二、财政分权与软预算约束的关系长期以来,关于财政分权对预算约束的影响的研究在财政分权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大批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从财政分权对政府预算约束的影响的角度出发,怀尔德森(D.E.Wildasin)认为联邦的转移支付给大地方比给小地方可能会使预算约束更软一些。
钱颖一和罗兰(Roland)也从竞争的角度认为,在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体制下,官员倾向于救助效率低下的公司,或者浪费公共消费支出。
在联邦制下,跨地区的资源流动增加了地方政府救助效率低下的公司或浪费公共支出的机会成本,财政支出总是低效率的地方不可能吸引流动资源流到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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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是Kornai（1980）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时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描述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政府不能承诺不去解救亏损的国有企业，这些解救措施包括财政补贴、贷款支持等等。
预算软约束会带来经济中很多的问题，比如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问题、银行的呆坏帐问题、财政风险问题。
人们也越来越深刻的意识到，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已经成为解决社会主义和转轨经济中一系列问题的先决条件。
而要想真正的解决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就必须对预算软约束形成的原因具有正确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于预算软约束形成的根本性的原因，曾经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就是认为企业的公有制性质是形成预算软约束的原因。
然而，很多转型国家的国有企业在进行了大规模私有化之后，这些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消失，有些甚至变得更严重了，所以，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同企业的公有产权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4，1997，1998，1999）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对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国有企业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是形成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剥离政策性负担则是硬化企业预算约束的关键条件。
本文就是力图在一个一致的分析框架下对这一思想进行模型化。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是文献综述，我们从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分析框架和预算软约束产生的原因这两个角度，对文献进行了回顾；第二节是主要思想，在这一节我们简要阐述了文章将要论证的关于预算软约束问题的主要思想；第三节和第四节是文章的理论模型部分，我们分别考察了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在预算软约束问题上的影响，并分析了一些具体结论；第五节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和政策建议；第六节是结论。
一、文献综述虽然关于“预算软约束”问题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文献，并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但是，即使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对产生预算软约束的原因和制度环境仍然存在着争论。
对于预算软约束的文献，我们可以按照图1所表示的逻辑框图来进行归纳：图1的逻辑框图描述的是关于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前后的逻辑链条，从预算软约束问题产生的制度原因，到政府（银行）对企业进行救助的动机，再到预算软约束问题产生的后果。
现有的文献都集中于分析从（2）到（3）的逻辑关系，并且对于预算软约束所造成的后果，文献中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对于（1）预算软约束所产生的制度环境，实际也就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文献中有系统论述的却非常少，并且对预算软约束问题产生的原因（1）及政府（银行）进行救助的具体动机（2），文献中仍然存在许多争论。
图1 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因果链条图表来源：Kornai et al （2002）关于分析预算软约束问题的理论文章，Dewatripond和Maskin（1995）是一篇重要文献，这篇文献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从动态承诺不一致的角度为分析预算软约束问题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文章通过一个多期博弈模型所表达的主要思想是：由于政府或银行不能区别好企业和坏企业，所以它们有可能向坏企业提供融资；而在第二期，政府或银行发现坏企业亏损时，它们不能承诺拒绝向坏企业提供再融资，因为对坏企业进行再融资是“事后”有效的。
Dewatripond和Maskin（1995）的文章为分析图1的（2）到（3）的逻辑关系提供了一个模型框架，在他们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预算软约束各个方面问题的文章，“动态承诺的不一致性”也成为了研究预算软约束问题主要的分析框架。
Boycko、Sheleifer和Vishny（1996）在解释俄国的私有化问题是提出了另一种分析预算软约束的理论框架。
他们并不是从“动态承诺不一致”的角度去分析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即预算软约束）问题，而是在一个Nash讨价还价博弈的框架下去分析政府的补贴问题。
由于这是一个静态博弈，模型并不能给出很多的关于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启示，所以这个分析框架在分析预算软约束问题时被采用得比较少。
以上是对预算软约束分析框架的文献回顾，下面我们将对形成预算软约束原因方面的文献进行回顾。
Kornai（1980）将预算软约束的起因归结为社会主义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这种解释现在看来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并非每一个企业都存在预算软约束，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形，因此社会主义的父爱主义并不是产生预算软约束现象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曾经非常流行并且在国内仍然很有影响的观点是：公有产权是产生预算软约束的原因。
李稻葵（1992）认为，公有制可能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容易受预算软约束影响的原因。
在他的模型中，公有制就意味着再融资的决策是政府（银行）和企业共同做出的，这会导致预算软约束问题。
然而，在东欧和俄罗斯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之后，预算软约束现象并没有消失，有不少企业从政府得到的补贴不减反增（World Bank 2002, 1996; Lavigne 1995），这些事实都已经说明产权并不是造成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
Dewatripond和Maskin（1995）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容易出现预算软约束现象，是因为前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后者则是一个高度分权的经济，在企业进行再融资时，后者的交易成本会更高，使得再融资变成“事后无效”的，从而能够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
钱颖一和Roland（1998）的文章也支持这一观点，但他们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分权化有利于硬化预算约束的：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比东欧和前苏联要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行政结构相当于联邦制，由于各个地区之间投资于基础设施以吸引外资的竞争具有外部性，所以地区竞争会提高地方政府补贴亏损企业的成本，这就有利于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
虽然一个竞争的经济环境的确可能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但是，将预算软约束的制度原因归结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即没有实现分权化的制度安排）则有失偏颇，从后面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分权化反而会导致预算约束的软化。
Segal（1998）的文章对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市场价格放开后出现的严重的预算软约束现象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认为垄断是造成预算软约束的原因。
他的分析思路是这样的：由于垄断企业不能实现完全的差别定价，所以垄断企业的利润会比企业所带来的社会剩余要少，政府为了实现这部分社会剩余，便有动机对垄断企业进行补贴。
在一个动态承诺不一致的分析框架下，Segal（1998）认为“垄断企业所创造的社会剩余”是政府事后进行补贴的动机，这一点显得非常牵强，因为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更容易出现预算软约束问题，而且垄断会带来巨大的效率损失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Boycko、Sheleifer和Vishny（1996）在解释俄国的私有化问题提出了一个解释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思路，这一思路同我们将要阐述的观点比较类似。
他们认为，政府官员往往倾向于让企业雇佣冗员，因为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对政府是有利的，为了让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政府就要向企业提供补贴，这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问题。
但是，他们的文章在分析预算软约束问题时也存在缺陷：首先，雇佣更多的工人并非预算软约束存在的唯一原因，不少新设立的高科技企业雇佣的人员不多，但是也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形；其次，他们对预算软约束产生的制度环境没有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刻的分析，只是单单的指出政府官员倾向于让企业雇佣更多的员工。
二、主要思想现有的文献对于预算软约束所带来的后果，在很多问题上都已形成了共识，但是，对于造成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制度上的根本原因，理论界还存在许多争论。
预算软约束是一个涵盖范围非常广的经济现象，任何一个单一的理论都不可能解释预算软约束所有方面的现象，但是，对于前社会主义经济和转型经济来讲，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形成却有一些共同的原因。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对预算软约束的形成原因的确认，我们才能对症下药，找到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正确办法。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4、1997、1998、1999）在一系列的文章中系统阐述了对转型经济中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的观点，认为“政策性负担”是造成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根本原因，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进一步，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在一个更大的逻辑框架下分析了为什么转型经济中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会普遍存在，并建立了一个分析预算软约束问题统一框架。
本文就是力图将这个理论框架进行部分的模型化，并将模型的结果同相关的竞争性假说进行比较，提出我们的政策建议。
下面我们以中国的经济现实为例，对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所阐述的主要思想进行简要的归纳：中国的国有企业普遍都承担着两方面的政策性负担：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
战略性政策负担，是指在传统的赶超战略的影响下，投资于我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所形成的负担；社会性政策负担，则是指由于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职能而形成的负担。
国有企业所承担的这两方面的政策性负担，都是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内生产物。
中国从50年代开始推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然而当时中国却是一个资本非常稀缺、劳动力相对富余的经济，政府想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的企业所从事的产业、以及所选择的技术都是同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相背离的，所以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Lin 2003），国家为了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必然会对经济进行扭曲，人为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等以降低重工业中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成本，并且给与市场垄断地位以提高产品价格；但是，当市场化改革开始后，经济中的要素和产品价格逐渐由市场竞争决定，失去了这些补贴和保护以后，重工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盈利的问题就由隐性变为显性，这便形成了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政策负担。
另一方面，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它能够吸收的就业人口非常少，而中国却是一个劳动力富余的国家，为了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政府就会要求国有企业雇佣过多的冗员1，并承担起一些企业所不应当承担的社会职能，这就形成了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它无疑也将增加国有企业经营的成本。
2政府对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亏损负有责无旁贷的责任，政府为了让这些承担着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继续生存，就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事前的保护或者补贴，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政府无法确知政策性负担给企业带来的亏损是多少，也很难分清楚一个1比如，河南的民营的钢铁企业海鑫集团年产钢200多万吨，企业职工有4000多人，而国有钢铁企业包钢年产钢500多万吨，企业职工却高达1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