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布哈林的平衡论与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历史的选择——布哈林的平衡论与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人们在历史上所提出来的解决他们那个时代问题的方案，主张及其所采取的行为和效只能放进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研究和分析苏联20年代关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方法。

一、布哈林和斯大林工业化理论的主要观点20年代，苏联处于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作出抉择的重要关头，不同的—选择不仅关系到工业化进程的速度和结构，而且也关系到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和形成。

苏联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历史条件下应确定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或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工业化方案?这个问题在当时迫在眉睫，是苏联党的领导人面临的选择。

从实际情况来看，到了20年代末，苏、联经济发展就是在布哈林与斯大林这二者之间进行的一种选择，即布哈林的“平衡发展战略”和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布哈林强调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协调性，主张工‘农业平衡发展。

他的“平衡”发展战略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增长的前提，同时只有工业才能改造农业和推动农业的发展——工农业平衡发展；‘重工业与轻工业并重发展；主张仍用新经济政策的方法发展经济，即利用市场的力量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工业化和发展经济；认为富农经济与个体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充分的积累资金。

布哈林在《关于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一文中说；“我国的需求大部分是农民的需（求。

……也就是说，决定需求的同内市场的接收能力直接决定轻工业规模，，部分地决定冶啪和其它工业规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连锁联系’这又决定其它部门间的比例。

”[1]因此，应首先按照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增加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生产，并相应地增加生产资料部门的，投资，使其与消费资料部门舶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

工业只有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高涨这样的结合下，才能持续地保持最高的速度。

工业的迅速发展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正积累为前提。

布哈林认为，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积累决定着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量，从而决定着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规模．因此，他主张重工业与轻工业并重发展，他说，“如果我们不得—不把重点放在生产资料的发展上，那么同时也必须使轻工业有相应的发展。

轻工业的资金周转较快，在较短期内即可收回投资额。

我们必须使两种工业的发展达到最佳的结合”。

[2]布哈林还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或者在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仍然需要利用价值规律。

应该利用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来控制经济过程，因为市场决定的交换率是最有效的经济状态，是实现最佳效率的指标。

因此，管理经济必须根据这个指标进行。

在工业化速度、积累和农民问题上，布哈林主张减低速度，认为为了加速发展工业，首先必须在巩固包括富农经济在内的农民经济的基础上来提高农业；还认为，高速度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集体农庄等不是巩固而是“拆散”工农联盟；为此，他要求放宽%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对富农的限制，以使农村富农经济得到更自由的发展。

他认为，城乡之间的结合应建立在满足农民个人需求的基础上，富农经济等个体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充分的积累资金。

并且，他反对用强制手段增加工业积累，主张依靠农村的自发性储蓄。

他说，“没有农民经济的积累，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就不能持久”。

“农民阶级的购买力越强，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越快”，“农民经济中戈比的积累为社会主义工业中卢布的积累打下了基础”。

[3]斯大林关于工业化问题的思想与布哈林不同，他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点：主导国民经济的是工业，而不是农业；必须高速度发展工业，但也不能牺牲农业，而农业的发、展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集体化-和机械化是苏联农业的根本出路，是实现工业化的保障；重工业与轻工业不能并重发展，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即第一部类的生产，走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从轻工业开始的不同的道路即“不同寻常的道路”；仍用旧的方法不能完成新时期党提出的工业化任务，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及其规定的结构和速度来完成这个任务；消灭富农经济，发展集体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充分的积累资金。

1926年4月，斯大林明确地指出了新经济政策两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和工作重点，他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

现在我国经济状况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心已转移到工业方面了。

”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依靠{农业的”，而现在“需要的正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

[4]斯大林在分析当时苏联经济中出现的粮食收购困难和”商品荒”时，把前者的原因归结为个体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率低，直接原因是富农破坏；把后者的原因归结为工业落后。

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解决前者困难的根本办法就是搞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解决后者的困难就是加速工业化，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集体化和机械化是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

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率的根本出路；集体化是加速工业化的保障。

因此，斯大林认为，城乡之间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结合，即所谓“生产结合”：一方面通过预购合同制和集体农庄，城市可以得到农产品的稳定供应，另千方面，城市向农村供应先进的技术、机器和农具等生产资料。

也就{是说，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作为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生产结合的手段。

在工业两大部类发展比例和工业化速度问题上，斯大林主张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的生产和高速发展。

这是与他的以赶超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

这个战略的一个突出重点就是以重工业为中心，高速度地重点发展重工业，赶超先进工业国家。

鉴于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他强调“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

”他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演说中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

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

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5]斯大林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会失败。

……因此，我们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现国家工业化”。

[6]20年代后半期，新经济政策进入第二阶段，情况发生了变化，恢复时期结束了，转入以新设备的建设为重点的改造时期，这就需要巨额的新固定资本。

从何处找到这个资金来源呢?斯大林认为可以从工人和农民那里得到。

“……这是因为我们落后而产生的‘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需要这种超额税是为了推进工业的发展，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

”[7]斯大林针对布哈林反对这种做法指出，富农在目前条件下是不会自愿地、自发地交出充分数量的粮食的，所以仍旧采取私人贸易自由、商品交换、市场，仍旧采取新经济政策体制的方法就不全面《了[8]，只靠过去“依靠市场”的方法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够的。

只有集体化，才能做到这一点。

二、历史的选择：布哈林与斯大林通过双方主要理论观点的综合归纳，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搞不搞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是在于用什么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双方斗争的结果是斯大林取得了胜利，’实行了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斯大林，而“抛弃”了布哈林呢?这是由苏联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一)布哈林所主张的从发展最轻的工业部门着手，通过它开始把轻工业，然后把中型》工业抓起来，最终达到生产的根本环节——基本生产资料生产的工业发展道路，以鼓’励消费，通过商品周转的方法实现工业化的“资本积累”的方案，到工业恢复时期结束时已不能满足新时期工业重建任务的需要了。

在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用鼓励消费需求来刺激工业生产(实际上是轻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纲领，已经满足了当时恢复时期的经济需要；但当新经济政策进入第二个阶段即“改造阶段”时，当现存的工厂充分开工时。

当生产扩大并从技术上更新固定资本、进行技术改造成为中心问题时，这个纲领就不再适应了。

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当时内战结束后国内经济政治危机，为了恢复遭受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

恢复过程最先出现在轻工业。

这是因为轻工业的恢复所遇到、的困难较小。

它在战时受损害不大，且能够就地取材，并可广泛自行采购本地区产的燃料来满足。

“恢复时期”已经恢复的工业和生产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它却是建立在相当落后，狭窄的基础之上，工厂的设备都已经陈旧破烂不堪，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经济中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十分紧张，商品匮竭，不仅缺乏必须从国外进口的某些原料，而且还缺乏本国生产的原料。

这种局面，要求下一阶段必须大量增加投资以便更新老工厂，尤其是建设新工厂(当时苏联国内许多工业部门还是空白)，以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而且，为了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农民向国家供粮的积极性(提高商品率)，也必须能够满足农民对各种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的需要。

另外，苏联当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军事上处于危险地位，在短期内迅速达到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成为迫切的任务。

为此，新的工业必须以先进的机器装备起来，这就需要建设相当规模的机器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新固定资本投资．而布哈林仍主张通过与农民进行商品交换来积累工业化急需的大量资金。

这是一种渐进的做法，在一种“轻松”的环境下或许可行，但对于尽快获得大量资金以便迅速实现工业化是不合适的。

总之，俄国革命前后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技术经济上的落后性，工业“改造时期”固定资本的消耗和折旧引起的固定资本严重不足和来源之间的矛盾，加上革命后农民摆脱了沉重的封建财政义务和几年来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带来的生产的恢复从而使他们向工!业提出了更高的需求，等等，都意味着当时苏联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真正病根是工业结构和生产不能满足消费方面的要求，而不是虚弱的国内市场问题，不是象布哈林所说的靠“刺激农民的消费胃口”所能解决了的。

在工业得到重建之前，供求之间的平衡是不可能达到的，相反，却会出现长期的“商品荒”。

另一方面，如何解决工业发展中的“追加资本”问题，意义重大，事实上，布哈林于1926年已开始公开表示担心“追加资本”的问题了。

然而，他的方法仍旧是靠农村自发的积蓄，也就是他所说的“农民手中戈比的积累就是工业中卢布的积累”，[9]这在经济上显然是行不通的。

(二)布哈林在农业上设想刺激农民的消费，使农民经济商业化(“通过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商业循环积累”)，就会解决“粮食收购危机”和工业资金积累，从而有足够的粮食供给城市，支持工业化．然而。

他却忽视了苏联当时农业内在的落后性和生产率低下的问题。

俄国农业的原始性和分散性，由于十月革命摧毁了庞大的生产剩余粮食的地主庄园和富农农场而变得更加严重。

即使苏联农业经过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时期重新达到革命前的生产率水平，仍然存在着农业产品的市场供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