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正确认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侯云灏 [郑州大学学报]时间：2004年10月15日作者：侯云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来源：郑州大学学报20世纪西方史学传入并影响中国，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世纪初，民国时期，新中国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

不同时期，传入的内容各有不同，传播的途径、宗旨和目的及其表现出的总体特征也各不相同。

关于西学对中学的影响问题，长期以来，存在较大的分歧。

梁启超认为：“东学之不如西学，夫人而知矣，何也?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

”(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过分夸大了西学对中国的影响。

但是，如果对西学视而不见，漠视其影响，显然也不符合事实。

如何恰当评价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惟一正确的办法就是，结合西方史学传入并影响中国史学的客观实际，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概括。

20世纪初传入的西方史学，包括世界史、区域史、国别史、编年史等各类史书，内容涉及各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史、立宪史、兴亡史、革命史、独立史、文明史以及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基本上属于西方早期文明史学的范围。

从传播途径上说，主要以通过日本作为中介传入的为主。

如日本学者冈本监辅著《万国史记》、小川银次郎等著《西洋史要》、本多浅次郎著《西洋历史教科书》、箕作元八、峰岸米造著《欧罗巴通史》、浮田和民著《史学原论》等。

也有直接翻译过来，如英国人李思伦白(John Lambert Rees )著《万国通史》(History of Ancient and Modern Nations)、美国人迈尔著《迈尔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等，总共约二百多种。

从整体上看，此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史地内容杂糅，类似于史地志的书较多；二是以唤起民族觉醒、挽救民族危亡为主旨的改革史、兴亡史和文明史居多；三是多通过日本这一中介传播过来，这是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西方的著作，在经过日本人的翻译改造之后，失去了西方史学原来固有的语境，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日本的痕迹，再传入中国，有的完全走了样，日本人自己的著作就更是如此。

例如，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本持地六三郎著、赵必振译《东亚将来大势论》(原名《支那问题》，又名《日本国民之觉悟》)一书说：“夫支那之将来，即支那亦难以自知，然以今日社会上、政治上腐蚀朽败之现状，而欲望其改弦更张，诚非易言。

分裂之势必不能免，其结果也亦未知鹿死谁手。

”“分割者一时之势，终必归于统一，所悲者，继而统一之人，非亚细亚人种而斯拉夫之人种。

”意思是说，将来灭亡中国的并不是亚洲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斯拉夫人种、是欧洲人。

在20世纪初，这种带有日本利益色彩的观点，比比皆是。

而国人沈兆ｈｕī@①在《新学书目提要》中评论道：“支那之分割，吾知日本且与泰西列强得分羹染指之惠，岂真有爱情于支那乎?吾得而断之曰：‘支那者，支那人之支那。

支那之亡，支那人自亡之；支那之兴，支那人自兴之。

’将来之东亚，其果如持氏所言乎?”(沈兆ｈｕī@①《新学书目提要》中《历史类》，上海通雅书局印行，光绪29年版)对于日本学者有关中国和亚洲问题的论述，保持了应有的警觉。

这是我们在研究20世纪初西方史学对中国的影响时，所应特别注意的。

日本学者的改造，已经使西方史学变了形。

研究中必须重视西方史学的传播背景，要进行不同层次的还原，把西方史学真正放在西方社会历史和史学发展的客观进程中，原原本本地加以把握，不应断章取义。

民国时期是西方史学大量涌入、广泛影响中国的时期，诸史学流派众流竞进、眼花缭乱。

从历史观来说，有英国早期文明史观、德国民族主义史观、美国新史学，还有文化形态史观、生机史观、生物史观、经济史观、唯物史观、实证史学等。

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众多史学流派大都昙花一现，惟有实证史学和唯物史观对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凡“舶来品”都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谁本土化得好，与中国固有传统结合得好，谁就会获得生长的土壤和生命力。

否则，就只能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

我们以实证史学为例来加以说明。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考据学传统，到乾嘉年间达到了鼎盛，形成了乾嘉史学。

与西方实证史学相比，中国的考据史学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考据史学主要是在文献考证的范围内，没有考古资料尤其是田野考古资料的支持，历史考证的范围和领域狭窄，问题碎化，缺乏自觉的、系统的理论总结。

再加上考证学所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各有不同，因此，虽然说中国的考据学传统悠久、著述很多，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历史考据学。

中国的历史考证学在受到西方实证史学的强劲影响、经过一段时期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之后，形成了新历史考证学派，在历史学特别是上古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这无论是从梁启超早期的史学思想，还是从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的史学著作中，均能清楚地反映出来。

中国是如何接受西方实证史学的呢?不同的时期，我们对兰克史学又是怎样理解的呢?这种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如何?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把兰克史学理解为“为历史而历史”，否认理解，否认历史有意义。

众所周知、反复征引的兰克那句名言：“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用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

本书并不企求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它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罢了。

”(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这被许多史学家当成了治史的座右铭。

然而，用这段话来概括兰克的全部史学思想，显然是片面的。

兰克虽以强调对事实的考证和批判而著名，但“他对事实的重视与他对历史演变的历史主义认识有密切的联系”。

因为，像黑格尔一样，兰克认为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的史学是同一的，它们都是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超验的真相或精神。

只是不能像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那样对这一真相作逻辑的概括，而是要通过每一件具体的历史事实来体现。

但是，在历史中，这一“绝对”的东西是存在的，黑格尔认为这种绝对的存在是“精神”，“而兰克则认为是上帝的干预”(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08—210页)。

由于上帝创造了万物，上帝便存在于万物之中。

每一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沟通，而所有的历史时代联接起来，便体现了上帝的意志。

历史于是就有了意义，每一个历史事件也就成了其中有意义的一环。

这样说来，兰克从来也没有否认过对历史的理解，更没有否认过历史的意义。

他虽强调历史主义，主张要重视事实、重视文献批判，但从来也没有类似“为历史而历史”、“史学就是史料学”、“取消主观，把史学变成纯客观的企业”、史学研究“要远离政治”之类的提法。

真实的兰克绝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兰克”。

但是，真实的兰克又有多少人知道呢?事实上，真实的兰克对我们已经不再重要(当然，不是说我们从事研究的可以不知道真实的兰克)，重要的是不同时期，史学界对西方实证史学的不同解读，是我们根据现实需要所塑造出来的“兰克”。

(Georg G.Iggers,“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History and Theory,2(1962),17—40)比如，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就是从批判封建旧史学的目的出发，以西方实证史学为模式，进行改造而成的。

他所理解的西方实证史学，就是一种“为历史而治历史”的史学，是在求真征实的基础上，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反对旧史学“因文见道”的传统。

这种诠释，只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出发，为了迎合中国史学当时的实际需要，去解读西方实证史学，所反映的也只能是实证史学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

这种解读，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就是在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历史和学术发展实际的一种创新，是史学乃至其它学科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

20世纪西方史学影响中国的第三个时期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苏联史学的传播和影响遂成为五六十年代西方史学影响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

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例，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

如以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替为架构的章节体通史，历史是社会生产发展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及民族理论、国家学说等诸多理论观点等，均来源于此。

这些观点并非全无道理，但把它们绝对化，则长期阻滞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不断深入，西方史学再次涌入，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期传入的西方史学包括年鉴学派、文化形态史观、心态史学、计量史学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跨学科史学。

历史研究的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如文化研究特别是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现代化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一系列涉及中西对比问题的逻辑展开，均存在一个前提：西方中心论。

在西方强势发展的对比之下，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劣势已经掩饰不住，致使国人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动摇。

拿西方的镜子照中国，比来比去，还是不像人家的模样。

于是，出现了“史学危机”的呼声。

综观近20多年来，西方史学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史学的发展自身，在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方面呈现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一、深信历史学是一种科学，并且进行了以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尝试，结果并没有成功。

二、心态史学、比较史学、文化形态史观和各种文化史学的强势影响，表明历史学的科学性受到怀疑，人们在思考：以前我们所深信不疑的历史科学是科学吗?只见阶级斗争不见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应该如何认识、如何解释?“史学危机”的出现，既表明了史学发展所暴露出的问题，同时又表明人们对史学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三、文化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出现，表明历史学正在超越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开辟新领域、拓展新视野，进行新的尝试。

历史学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至少说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把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是不可能的；第二，说历史学是一种纯人文学科，否认其科学性，甚至否认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作用、否认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行不通的；第三，历史学在经过曲折的徘徊和探索之后，表现出历史学寻找自己、寻找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向学科自身特性回归的新趋势；第四，重视社会变革和社会形态研究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表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等。

这表明中国史学既跳出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又开始了新的有益的探索。

从百年来西方史学影响中国史学的进程来看，在如何恰当地评价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基本认识：要重视西方史学自身的生长背景，把它放在西方社会历史和思想进程中来理解，要进行不同层次的“还原”，忠实地把握其思想本质；在认清了一种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之后，要自觉地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与中国固有的传统相结合，获得生长的土壤和生命力；不应照搬照抄，生吞活剥，食洋不化；必须从深层次上来反省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消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要自觉地朝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体系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