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主要有四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持此说者主要有李新等。

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而作出的。对于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由于我党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而不为一切暂时的因素所动摇”。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所竭诚拥护井为之实现的。”在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杀掉了蒋介石，那么，这就给“南京政府的‘讨伐派’即有了口实，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爆发，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中共中央认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经过中共多方面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持此观点的还有胡华等。

2．国民党内部矛盾决定说。持此说者有姬天舒等。

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从发动西安事变的当事人来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他们是坚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的。”“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是能够看清大局的，也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国民党内部，尽管有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不占主导地位。”因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斗争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3．一果多因、合力作用说持此观点的主要是侯雄飞、杨拯民、李淑等人。

侯雄飞认为：“要科学地说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必须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具体分析和探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当时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

间“相互作用，交错牵制，形成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其表现是：“一、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主体作用。”他们在事变和平解决的全过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发挥着主体作用”。从张、杨二将军发动事变的初衷看，他们“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结束内战，领导全民抗日。他们实行兵谏，是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逼使蒋介石接受建议的一种方式”。在事变的部署中，“张学良严令执行捉蒋任务的孙铭久，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在事变发生后，“张、杨还多次电邀中共派代表到西安协商解决事变。与此同时，他们也先后致电各地实力派……共同协商政治解决事变”。尽管蒋介石已成为阶下囚，“但张学良还是以部下礼节，向蒋再度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盼其纳谏。蒋介石虽顽固不化，但张学良的至诚行为，对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学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只要蒋介石基本上答应了他们的主张，就尽早将其释放”。在事变十分严重的紧急关头，“张学良果断决定立即放蒋，并说服了杨虎城将军，这就为和平解决事变跨出了决定性一步”。张学良不仅决定立即放蒋，还亲自送蒋回南京，这“有利于最终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当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时，西安形势骤然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学良不计较个人身处逆境，以民族利益为重，本

着和平解决事变的初衷，对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进行劝解，使可能爆发的战争得以制止。”“二、蒋介石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虽然成为张、杨的阶下囚，但他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并没有损伤，因而他具有一般囚徒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他的行为对事变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变之初，蒋介石不相信张、杨的真实用心，“确实抱有一死之念”。但经过端纳、宋美龄等的劝说和蒋的实际观察，终于“改变了以死来对抗事变的态度”，接受了张的要求，派蒋鼎文持手谕令南京停止轰炸，“从而暂时制止了何应钦的军事进攻，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宋美龄到西安后，与张、杨等就西安方面提出的六项主张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蒋介石作了一定的反省，并对谈判条件作了一定的保证和允诺。“尽管蒋是为形势所迫并为其切身利益着想，但所达到的客观效果，都是有利于和平解决的”。后来蒋介石被释放，这是实现和平解决事变的第一步。但“最后实现和平，还需要蒋介石本人‘言必行，行必果’，不对西安进行报复性的军事讨伐”。“蒋介石虽然未放弃军事手段，但并不是重新发动内战”。张学良被扣留南京后，双方对峙，形势十分危险。但从蒋介石致张学良、刘峙、顾祝同、于学忠、胡宗南的函电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尽量避免内战的爆发”。蒋介石既允许杨虎城在西安城内驻兵，又命令中央军进入西安，这样就有可能在两军之间发生冲突，蒋介石考虑到了这一点，并“为避免冲突采取了措施”。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的诺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实行了的”。“蒋介石被释放后，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改变与否，是判断蒋是否真有反省之意和实行诺言的重要标志。”蒋介石回南京后，由国民政府下令撤销西北“剿匪”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同时，“蒋介石还同意发给红军军费，实现在西安时所答应的经济上‘可经张手接济’的诺言”。“蒋介石还在政治上准备与共产党谈判，把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作为政治原则。”“关于红军改编后的编制，蒋介石也有了较大的松动。”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中，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八项主张的精神”。当然，也应当承认，“蒋介石对和平解决事变的作用是被迫产生的。是在经过切肤之痛、生命之危以后的反省而产生的。他的主要作用又是经张、杨二将军作出了最大牺牲而产生的”。然而，“从全局和中国当时的历史环

境来看，内战没有爆发，中国人没有因此而再自相残杀，这无疑是进步的。”“三、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和调解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经过冷静、严肃的分析，首先肯定了张、杨发动事变是为了实现其抗日救国的要求；接着对事变发展前途作了内战和和平两种估计。中国共产党力争实现和平的前途，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中共代表周恩来等抵西安后，立即和张、杨进行长谈，“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中共代表的到达，“更加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这是他们在事变后，首先得到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当时在东北军、西北军军官中，许多感情冲动的少壮军人要处死蒋介石。“由于中共过去的特殊地位，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的历史，中共代表做少壮派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张、杨的命令所不能达到的”。另外，“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给张、杨以有效的协助，而且在军事上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宋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后，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使谈判获得成功”。蒋介石被释后，为防止发生内战，使事变和平解决彻底实现，

“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四、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对事变和平解决的促进作用。”如孔祥熙在国民党中常委会和政治会议上，力主“和平解决”。“并与何应钦、戴季陶展开了激烈争论。为了稳定局势，孔以代行政院长的身份，首先向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地方实力派致电安抚，以免造成动乱，影响事变的和平解决”。宋美龄极力反对处罚张学良和派兵进攻西安。“她斥责主张军事进攻的人实想炸死蒋介石而代之，这就使何应钦等人不敢执行讨伐西安的计划，对主战派的行为起了有力的抑制作用。”宋美龄请端纳到西安，“端纳之行，为和平解决事变带来了希望”。后来，宋

美龄和宋子文飞往西安，“使和平解决的步伐大大加快”。“五、各地实力派的牵制作用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广西，事变发生后，李、白通电反对内战，“建议和平解决事变”。“整个西南除广东被亲蒋势力控制外，其他主要实力派都反对南京武力解决西安的。”在北平方面，宋哲元主张事变“以求政治妥协解决”，并要求“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善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在国民政府组织“讨逆军”时，李济深通电南京，“要求收回成命”。由此可见，“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和向背，对事变和平解决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事变的解决过程表明，尽管他们先后通电拥护中央，但都坚决

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事变，反对军事进攻，这对主战派是一个牵制，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有利的”。“六、强大的国民舆论推动着事变的和平解决。”如事变发生的当天，全国救国会代表团等十八个团体联合通电全国，“表示拥护张、杨的主张”。这些行动，“不仅坚定了张、杨实现八项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也扩大了张、杨正义之举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且对那些诬蔑张、杨，拥护南京讨伐西安的舆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另一方面，许多人因不明张、杨的意图而对他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