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史课件整理 (12)

简论19世纪末中日两国间的修约交涉张兆敏（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273165）内容摘要：1870至1871年间，日本积极寻求与中国立约通商，企图仿效欧美列强从中国攫取特权。

在清廷涉外政要的坚拒下，双方于1871年9月签订了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清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从而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与外国多签不平等条约的惯例中出现了一个少见的例外。

未达目的的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或趁中国外交陷入困境，或利用中日关系的相对缓和对中国发起了两轮修改1871年约章的交涉。

清醒认识到不平等条约危害性的清廷涉外官员有礼有节地阻止了日本的修约要求，使后者一直到甲午战前终未在中国享受到内地通商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权利。

对当时中日两国间的这项重要外交活动，目前尚未见到专文论及。

笔者将梳理该修约交涉的基本事实和发展脉络，并进而批驳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揭示晚清中国人在条约认识史上所取得的重大进步。

关键词：《清日修好条规》日本中国修约交涉一、19世纪70年代初中日立约、换约的艰难实现1870年9月，日本政府派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等人来到天津，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

日本之所以主动向中国求约，出于诸多切实的政治、外交需求：想借助可能获得的外交成果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稳定国内政局，并企图从中国、朝鲜方面捞取或多或少的好处。

中国应允来年议约，则耽于笼络羁縻日本、联东制西的幻想。

1868年，日本倒幕派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以改革派武士为中心的明治政权。

新政权建立伊始，一些内政举措导致众多势力对政府不满。

如实行“奉还版籍”和“削藩”（即废除藩主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并减少藩主、藩士的俸禄）政策，引发了众多藩主、藩士对新政府的不满。

继续按旧年贡标准向农民征收沉重的土地税，导致多地多次出现农民的反抗事件。

在此情况下，新政府欲以外交的进展来转移内部矛盾。

1869年2月，向美国和荷兰公使表示希望提前修改不平等条约，被答以期限到达前不予考虑。

同年1月起，日本试图与最近的邻国——朝鲜建立近代的外交关系，并向后者通报天皇新政权的成立。

因为改变了交往惯例及文书中充斥“皇”、“敕”字样，朝鲜一直拒绝接受来书。

由于与欧美和朝鲜的交涉均不顺手，新政府无法以两者的进展来转移内部斗争的视线。

鉴于中国已与欧美多国订立近代条约，新政府认为与中国议约将会比较顺利，很希望借此走出外交困境，提升政府权威并稳定国内政局。

日本政要也了解到不少清廷要员昧于近代国际关系大局和国际法知识，认为利用该有利情况，求约于中国，可能同欧美列强一样在中国享受到特权，自然会大大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

借助与中国立约，铺平与朝鲜的缔约之路，更是日本政府的一个重要考虑。

在日本看来，与中国签约后，日本就取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而此时的朝鲜仍是中国的藩属国，自己得享与朝鲜宗主国平等的地位后再与朝方交往，定能取得优势地位；况且，朝鲜尚未与任何国家签定近代条约，若见宗主国与日方立约，就有可能答应日本的立约要求，甚至有可能让自己享受条约特权。

至于清廷在1870年10月底应允来年与日本议约，则是幻想用“天朝的恩德”笼络日方，并借以联合抵御欧美诸强。

出于如此考虑，总署于10月31日照会日方，允许日本次年派大员来华议约。

1871年6月，日本政府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与中国订约的全权正使，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择期来华立约。

7月29日，伊达一行在天津与清廷任命的全权代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式开始缔约谈判。

8月1日，日方向中国代表提交了柳原拟订的约章草案。

该草案充斥着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和最惠国待遇等规定，而且将上年旧草案中的有关对等原则和“双向条文”一笔勾销，只载明日方享有各项特权。

至此，日本欲在中国攫取条约特权的野心彻底曝光。

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清廷政要此时已初步认识到中国与欧美列强所签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

曾、李等人在年初有关中日议约的奏折、书函中都提出，将来的中日条约中要载明两国有对等的领事裁判权，并且废除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双方均不享受此前各自出让给欧美国家的权益。

针对日本的企图，李鸿章于2日提出了贯彻中方上述原则的约章草案，并坚持不对日人让步。

日方代表见初衷无法奏效，也只能在9月13日与中国签订了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清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

归纳《条规》和《通商章程》的诸多条款，包含着如下主要内容：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两国均可派使臣进驻对方首都；建立正常的通商关系，但两国商民只准在对方已开放的口岸经商，均不得进入对方内地；两国均根据对方与欧美国家确定的协定关税进行通商；两国均可在对方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均可对本国商民行使领事裁判权。

1可以看出，日本向中国求约的主要目的之一落空了——没有在中国攫取到内地通商权、片面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日本政府对贯彻对等原则的约章甚是不满。

加上欧美列强对写有“通好后自必相互关切”字样的《条规》第2条2的质疑，也助长了其换约前即想改约的决心。

日本政府隐忍数月后，便迫不及待地遣使来华，决心打破国际惯例，在换约之前修改条约。

1872年春，日本派柳原前光第三次来华交涉。

柳原于5月间在天津向李鸿章面呈了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要求改约的照会：撤消中国在日本行使领事裁判权的规定，而不废止日本在中国运用领事裁判权的条款；取消一度引起西方国家不满的《条规》第2条。

对于日本这种破坏两国立约对等原则、违反国际法的举动，中国坚决抵制，柳原的交涉只能无果而终。

到了1873年，日本当局感到短期内难以实现对中日约章的修改，加上想利用琉球渔民在台湾被害事件，其外务卿副岛种臣最终于4月间在天津与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完成了换约事宜。

此时距约章签署已过一年半之久，纯粹因为日方的原因，违背了缔约双方理应在一年之内完成换约手续的国际惯例。

中日作为具有悠久友好关系的东亚邻国，在近代之初又同受欧美列强侵略，在自愿的基础上缔结平等的条约本非难事。

日本在立约谈判中的企图，是造成缔约艰难实现的唯一原因。

当然，换约遭延宕，同样是日本不改对中国觊觎之心的结果。

纵观日本方面从遣约到换约的所作所为，足可以预示以后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日方必将提出修约要求以期从中国获得特权；修约与反修约的交涉将成为中日之间的一项长期外交斗争。

二、80年代初的修约交涉如上所述，《清日修好条规》未载明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可以修改条款事宜，并规定两国对等享受领事裁判权，也严禁两国商民进入对方内地进行贸易。

它作为两国签署的基本条约，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短期内不修改基本条约，也是当时国际法的通识。

看来，无论是按照《条规》具体条款，还是援引近代国际法准则，日本都无理由在短期内向中国提出改约。

实际上，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屡次提出改约的依据是与《条规》同时签署的《通商章程》。

该《章程》第32款规定：“两国现定章程，嗣后若彼此皆愿重修，应自互换之年起至十年为限，可先行知照，会商酌改。

”《通商章程》只谈两国货物进入对方开放口岸应纳税则等通商问题，并不涉及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的规定。

日本人以其为据提出修约，自然只能修改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7-324页。

2（1）《修好条规》第2条的原文：“两国既经通好，自必相互关切。

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2）《清日修好条规》第2条实际上模仿了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第1款——“嗣后大清与大合众国并其民人，各皆照前和平友好，毋得或异；更不得互相欺凌，偶因小故而起争端。

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

”（3）这种条款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生活中并无任何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但西方国家获知中日约章有此条款后，却颇为疑忌，因为他们不喜欢东方国家哪怕字面上的联合团结。

《通商章程》，不能奢求修改《修好条规》以得到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

不遵守既定约章和国际法，是近代日本政要对待东亚邻国的惯用伎俩。

日本政府为借修约在中国攫取特权，于是故意混淆《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的区别，以后者的条款为据，从1873年起到甲午战前，在中国外交困窘或中日关系相对缓和之时，多次提议修改中日约章。

两次大规模的交涉集中在80年代，发生在1880至1881年间的交涉是约章生效后的日本首次强求修约。

1879年3月底4月初，日本不顾琉球自为一国和500年来臣属中国的事实，悍然吞并了琉球。

其后，清政府基于“兴亡继绝”的传统政治理念，对日本开展了复琉运动，以使琉球王室后裔能世代相传宗庙祭祀权为基本目标，要求日本让琉球完整复国或部分复国。

1879年夏秋间中国从事的复琉斗争，目标是使之完整复国，并维持与中国的传统关系。

其间，清廷先是与日本进行单纯的外交交涉，后又敦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处，均没有整军备武以配合相关的外交活动，自然无法让日本吐出到口的果实。

首轮复琉交涉虽无果而终，但日本政要也认识到如果中国不停止复琉活动，自己也难以稳定地对琉球进行统治；倒不如在琉球问题上让中国接受日本微小的让步以消除中方复琉的口实，同时借机提出修改1871年约章从而在中国享受特权。

1880年2月，清廷正式声明拒绝批准崇厚与俄国擅自签定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基亚条约》，后者即向两国边境地区增派军队，威胁要与中国开战以期使中国屈服。

眼见中国外交陷入困境，日本政要认为有机可乘，一致认为己方可做出与俄联手的姿态，配合琉案上的微小退让，清廷定然不敢拒绝修约。

3至4月间，日本政府制定了“改约分琉”的方案：（1）琉球的北部和中部划归日本，南部的宫古、八重山二列岛划归中国。

（2）不待《中日通商章程》第32款所定修约需换约后的十年之期到来，提前修改《条规》和《章程》，抽去两约章程中不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通商的规定，并加入“一体均沾”条款。

（3）以日本将取消欧美国家在日领事裁判权和提高关税率为借口，要求中国放弃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并同意日本大幅度增加中国货物进入日本的关税。

16月29日，日方任命驻华公使宍户玑为全权办理大臣。

7月30日，清廷也下达上谕，派总署王大臣与日本使臣交涉琉案及改约之事。

8月18日，交涉正式开始。

24日，日方向中方正式提出了“改约分琉”方案。

此后，双方围绕着日方草案开始反复交涉。

奕等总署王大臣对日俄勾结的情形深信不疑，认为分琉与改约联结，是了结球案、杜绝日俄共谋的良策。

10月21日，总署参照日方草案与日本全权公使宍户玑议定了分琉联结改约的一系列条约约稿，允许日本在中国享有内地通商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至于日方要求的按照日本法律管理在日中国商民及提高海关税则诸事，则“俟（日本）与他各国订定后，再行彼此酌议”。

另外，双方还商定：一俟约稿为两国御笔批准，即于三个月内在大清国都互换，并在光绪七年正月交割两岛后之次月，开办加约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