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山海经_华文本作者质疑_下_

・金沙江文化・

《山海经》华文本作者质疑(下)

唐世贵　唐晓梅

(攀枝花学院学院,四川攀枝花　6170000)

摘　要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对历代学者有关《山海经》的不同看法中,就《山海经》的内容

(山川、乐园、主神)、语言特点(《<山海经>中的上古蜀语新探》已专文发表)与考古资料进行了比较研究,最

后得出结论:《山海经》巴蜀图语本成书于西周前期,战国初中期,华文本《山海经》由定居蜀地的楚国贵族后裔综合图语本、口头流传,再加入楚地神话以及中原、海外历史地理知识编写而成。关键词　神话;考古;后裔;质疑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唐世贵(1950———),男,攀枝花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唐晓梅(1983———),女,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语言与艺术设计。

三、属地论者对华文本《山海经》作者的种种看法

关于《山海经》作者,由于论者的属地不同,某些人从各自的“中心论”出发,因而分歧很大,这样就出现了许多臆猜的、毫无依据的说法。何观洲

主张邹衍为《山海经》的作者[1]

,刘师培、游国恩、方孝岳、程耀芳等人都持《山海经》是邹衍的作品,苏雪林认为:“所谓《大荒》及《海外》诸经,则系神话地理。这部地理书恐系邹衍的讲义,由其弟子笔录,录则非一人,故体裁总杂,文词亦颇鄙俚[2]

”。21世纪仍有些人持此观点。顾颉刚等主张非一人之所作,作者为秦人,如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称:“《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中原河洛人说”,以郑德坤和日本人小川琢治为代表。袁珂等主张《山海经》作者为楚人或楚地人;吕子方、蒙文通等认为有巴蜀人的手笔(如吕子方《山海经杂记》等)。另外,卫聚贤主张“战国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为墨子弟子印度人随巢子写定[3](29)

。李行之认为《山海经》作者是楚国南部一位少数民族士

人,其籍贯之地望为今湖南省常宁县[3](344)

。还有人主张《山海经》有北方齐国、燕国人的手笔。归纳起来,《山海经》作者约三种说法:一种是“中原人(包括宋人、秦人、河洛人、齐鲁人、燕赵人)”说;第二种是“楚地人(包括楚南士人)”说;第三

种是“巴蜀人”说。另外还有“不是中国人”说,近

世著名学者梁启超,曾怀疑《山海经》不是中国人写的书,而是古时外国地理著作的“汉译本”,提出“此经盖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

汉间始写以华言[4]

”。继持此观点的是前面引用过的苏雪林,他们的观点赞同的人不多,却启示了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所谓“世界中心论”。《山海经》的作者究竟是何方人士?现在唯一的依据就是《山海经》的文本内容和语言特色,然后,辅之以地下考古文物来综合印证。

《山海经》的作者是“秦人说”、“河洛说”,其根据是《五藏山经》对陕中、晋南、豫西山脉记载的详细最正确,经文里距与实际相关一般不到二倍;离开这个地区越远,就越不正确[5]

。首先,益在向禹口述《山经》时是以自己所在地“薄山”为“中山”的,后世辗转移居蜀地的晋国贵族后裔的《山海经》作者尊崇大禹,便把它保留了下来作为中山“首经”。其次,陕东南、豫西南部分原本就是巴人的文化圈范围,相距陕中、晋南、豫西之河洛较近,巴人所记当然比较正确,并把其熟悉的山脉列入“中山”范围。如果《山海经》的作者是秦人,那为什么要把华山列入《西山》中?如果《山海经》的作者是河洛人、燕赵人,为什么要把太行之山、燕山列为《北山》?却要把巴人的玉(巫)山、高梁之山;

[基金项目]本文是攀枝花学院重点社会科学课题:《山海经与巴蜀文化・<山海经>成书时地及作者》之一,编号:SH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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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25卷第4期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8年8月Vol .25.No .4 Journal of Panzhihua University Aug .2008

蜀人的岷山、女几山等列入“中山经”?这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原人排斥异邦的文化背景下,是不可想象的!再看《山海经・大荒西经》唯一一则记载中原周王朝历史的文字:“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谷。稷之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6](497)。”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从“有西周之国”的叙事方式看:作者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叙写西周历史的,与其他先秦中原文献相比,找不到这样的叙事语言的,显然不是中原人的习惯语气。第二,作者叙述了西周与蜀国的亲缘关系。据《史记》记载,大禹的治水助手后稷亦出生于蜀地[7](20),后稷的母亲是姜嫄,姜嫄为帝喾的元妃[7](8)。《国语・周语上》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8](406—P5)”。《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9](445)”。意即后稷死后葬于成都平原。后稷是周王朝的先祖,也是黄帝的嫡系后裔,虽发端于西北的岐山,蜀地却是它的根源。主张《山海经》作者是“中原人”的人,原本就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仅仅从“中原中心论”出发进行臆猜,却不看看《山海经》1/2的内容究竟写的是中原还是巴蜀?是写上古巴蜀的“乐园”,还是河洛之“乐园”?中原文献,从孔子的《春秋》开始,先秦的《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等所有文献都未曾直接描写过巴蜀。西周中原人写的《禹贡》,以中原为中心,只写了1海,4列山。大禹本出生于蜀地,治水又主要在西部,却从侧面写道:“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岷山导江,东别为沱[10](68—P126—131)”。作者写《禹贡》时,当时巴国、蜀国为南方之大国,但作者竟用了“梁州”代之。周王朝编纂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录了巴蜀民歌,为了不直接提到巴国、蜀国,却用了“周南”“召南”替之。《尚书》在叙述伐殷商之战时,说到了西南八国,提到蜀,却回避了巴。从这三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央王朝是怎样排斥、恐惧巴国、蜀国的存在。从周朝到汉朝,“巴蜀”这个概念,是一种忌讳,相对中原主流意识是文化领域的一个禁区。巴人的十分强悍,已经成为睡在商、周王朝身边的一只猛虎,早已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凡正统文献挖空心思避免出现“巴蜀”这样的字眼。司马迁《史记》在叙述大禹出生地采用的是汉初陆贾(先秦文献、铭文都未称大禹出生于“西羌”)一个极不准确的词汇“西羌”来代“西蜀”。杨雄作为蜀人,他的《方言》凡涉及到巴蜀,皆用的是“梁益”。他写的《蜀王本纪》,可能不敢公诸于世,所以,后人怀疑是不是他写的?试想: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中原人会写巴蜀作为主体并占有1/2内容的《山海经》吗?有人说《山海经》“反映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先秦国家政治力量的趋于强大,以东周王畿所在的河洛为中心的文化趋向蘩荣”。两句话都加了后缀,演了一出“掩耳盗铃”的把戏后,宣称:“我还认为正如《禹贡》只能出于先秦儒家之手一样,它也是儒家学派的著述之一[11](3)”。只要读过《山海经》的人,可能在《山海经》中你是找不到孔老二的影子吧!有人认为《海经》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12]。简直是闭着眼睛胡诌!为什么《山海经》的作者不把“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描绘成齐鲁的“乐园”,《山经》为什么不把泰山列为“中山”?却要把它扔到《东山经》里去?

刘向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禹、益,他可能是把禹、益当成中原人看待的,因为《中山经》是以其地“薄山”为首经的。但此后二千多年来,中原人写的各种史书都没有把《山海经》作为其组成部分。因为,《山海经》既不是燕赵文化的一部分,也不是齐鲁文化、河洛文化的构成的必要因素,更不属秦文化的范畴,她只能是巴蜀文化的源头和结晶。某些人原本是一种矛盾心态,要么对《山海经》进行贬抑、排斥,要么,排斥不了,便要把它拉扯到自己身上来,于是,拾起西方、日本、港台人的牙慧,炮制出了“中国中心”、“埃及中心”、“世界中心”、“帕米尔高原中心”,因为直接宣称“河洛中心”,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啼笑皆非。“中原中心论者”正是在这种文化心态下曲折地运作的。20世纪30年代,“河洛中心论”者郑德坤在《山海经的研究》中针对“邹衍说”指出:“《山海经》是地理志,假使是邹衍作的,他安肯舍自己的学说而不书乎?[13]”郑文的指摘从内部击碎了“自我中心论者”之银样蜡头枪。因为《山海经》中根本就没有邹衍的“大九洲”、“神州”、“赤县”等概念。所以,赵庄愚在《〈山海经〉与上古典籍之互证》一文中说:“综合《大戴礼》、《世本》及《山海经》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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