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幸福观分析

2011年4月6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幸福观分析》
>>节目点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幸福观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孙春晨
2011年03月24日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3245字
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人的幸福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改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多元化价值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变化。在经济生活领域，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在政治生活领域，尽管民主政治建设尚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人们的民主意识普遍得到提高；在法律生活领域，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使得个人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相对有效的保障。这些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使得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尊重，为人们理解幸福、感受幸福、实现幸福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人的幸福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改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多元化价值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的总体特征
一是幸福观与实现个人价值紧密结合。虽然对于什么是幸福观，人们有不同的表述，但在构成幸福的诸要素中，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确立，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发展自我的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觉醒和高扬，人们拥有了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而实现自我价值，进而获得幸福。
二是幸福观趋向世俗化。注重物质生活幸福是幸福观趋向世俗化的表现形态之一。人们通过合法劳动得到相应的物质回报，不断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水平，自然能够增强个体的幸福感。将获得幸福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这是对幸福的一种合理理解，无可厚非。但是，一部分人认为幸福的程度与物质生活水平高低和物质财富多少成正比，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弥漫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在人们幸福观上的体现。幸福与物质生活有关，但绝不是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越多就越幸福。
注重眼前利益的现实幸福是幸福观趋向世俗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是幸福观物质化的发展和延伸，因为物质享受看得见、摸得着，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最直接、最紧密，在一部分人看来，追求物质生活的幸福也是最现实的。如果能立即拥有物质财富，即便精神上不愉快，也是值得追求的一种幸福，精神享受在物质财富面前苍白无力。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人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物质

生活越来越优裕的今天，为什么一些人仍然认为自己并不幸福？问题就出在不断满足的现实物质生活失去了精神灵魂，而没有精神之根的物质生活享受不仅不是幸福的真实样态，相反，它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伤害个人对真正幸福的追求。
三是幸福观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不同的人身处不同的生活环境，对幸福的理解就会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幸福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个人对幸福的不同理解和体验幸福的多种方式，是以个人拥有自主和自由的选择权利为前提的。
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自主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人们可以依据对人生意义和生活价值观的认识，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幸福观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引起的观念变革的反映。人们在各自生活价值目标的指引下，可以自由地去体验不同的幸福感受，幸福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色。当一部分农民因为种地不能满足自身对幸福的追求时，走出村庄到城市打工，尽管在城市生活得很辛苦，却乐在其中，城市文明给他们带来了幸福感。一些进城务工农民却因城市生活的艰辛而返回乡村，回到他们所熟悉的乡村生活，因为他们认为乡村生活能带来在城市所不能获得的安定、温暖和幸福，这是农民对幸福的自主选择。当代中国人的幸福观呈现出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有人重视物质生活的幸福，有人享受提升精神境界的幸福，有人以服务社会和他人为幸福，有人以健康长寿为幸福，有人以远离喧嚣都市到偏远乡村寻求桃花源般的生活状态为幸福。
二、多元价值观对个人幸福观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元性政治价值观转向多元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多元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客观的社会条件，而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西方社会思潮是人们价值观念变化的理论基础。对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幸福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价值观主要有个人主义价值观、享乐主义价值观和相对主义价值观。
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西方学者看来，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是不同的概念。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主张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的限制。自私自利或利己主义则是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上，为了谋取个人最大利益、获得个人的幸福，不惜违反、损害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这是违背道德要求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
与西方对个人主义的理解不同，中国传统

伦理文化是从否定意义上看待个人主义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不少人认同个人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独立和创造的价值观，赞同通过个人的奋斗来获得幸福，而市场经济机制又为个人奋斗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遇，因此，一部分人相信，只要依靠个人奋斗，就能够获得成功和走向幸福。现代社会鼓励通过个人奋斗，但需要处理好个人奋斗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个人主义把自我利益当作行为的出发点，一切行动服务于自我利益的实现，如果无视甚至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个人主义膨胀，就必然走向利己主义。因此，在肯定个人奋斗带来成功和幸福的同时，必须警惕个人主义价值观追求自我利益的本性可能导致的不道德行为。
享乐主义价值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趋乐避苦是人的自然本性。随着资本主义的生长发育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享乐主义有了更强大的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又由于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人的欲望不断得到释放，享乐主义人生哲学得到了更多人的呼应。
享乐主义是一种物质主义，它将人生幸福简单地等同于物质快乐，对幸福的追求也就自然地演化为对物质享乐的追求。享乐主义在幸福观上的价值导向不是崇高和神圣，而是能满足人们欲望和需求的物质财富。信奉享乐主义幸福观的人喜好在物质财富的竞争和攀比中来展现自身的价值，显示自己的地位，他们认为，占有的物质财富越多，个人的生命价值就越大，幸福感就越强。享乐主义幸福观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一些人把物质享受与幸福的关系夸大到极端，是否拥有足够多的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的标识性符号。中国社会的一个严峻现实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别，如果以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人们的幸福感受，就会对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幸福的内涵带来负面影响，也不能对中国人整体的幸福状态做出准确的判断。
相对主义价值观。相对主义是20世纪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社会文化思潮。与价值观和幸福观有着直接理论关联的是道德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主张，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不同价值之间无所谓对错和善恶，没有客观的、普遍的、统一的价值标准，道德是个人的“私事”，每个人选择的价值观都具有同样的正当性。因此，人们可以各自信奉不同的道德价值，遵循不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道德相对主义容易造成道德信仰、道德权威的危机，导致享乐主义、利己主义道德观以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流行。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特别强调道德之于幸福的重要性，提倡德福一致。这里的“德”，既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指个人行为应遵守的伦理准则。个人良好的品德修养能够增强遵守伦理准则的自觉性。虽然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呈现出多样化和差异性的态势，但是，无论追求什么样的幸福，道德对幸福的获得都起着引导和规范作用。一些人以相对主义价值观追求幸福，采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立场，认为只要能获得幸福，自己选择任何价值都是正当的，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这种相对主义幸福观，抽去了道德的根基，将会导致为了个人幸福而不择手段的情形发生。因此，从道德与幸福的关系看，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自觉遵守公共伦理准则，不仅是追求幸福方向上的道德指引，也是体验德福一致幸福观的人生过程。#


正派做人 公道做事
燕山客
2011年03月21日《浙江日报》（942字）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就近来发生的—些贪官绯闻讲了这么一番话：一些干部腐化堕落是从低俗场所找“三陪”开始的……对党员领导干部涉足低俗场所的，在考核时就要在日常品行方面记上一笔。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就要从这些苗头性的不良行为抓起，牢守党纪国法这一防线，做到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人不用、不法之行不为，正派做人、公道做事。
人生之路诱惑多。丰厚的利、妩媚的色、华丽的衣、可口的食，无不诱人，让人迷恋。“欲如水，不遏则滔天。”现在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很多，如果放纵私欲，就会成为权钱色的俘虏。而正是欲望造成了当今一些贪官的犯罪落马。纵观一些干部之所以能保持廉洁奉公，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欲望，而是因为他们能把好欲望关；一些干部之所以走上腐败的道路，就是因为没有做到慎独、慎微、慎情、慎友。
近日在谈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古训时，中纪委书记贺国强认为修身是成长进步之基，也是工作事业之本。要有一番大成就，前提条件是要修身，即加强自身的修养。远离诱惑，就要把握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而理想的滑坡，是伤人致命的开始；信念的动摇，是走入歧途的根子。大量事实表明，经济腐败与生活腐化往往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腐败变质，最初都是从生活上不检点、不正派起步的。生活作风出现问题后，权力就会迅速异化为获得金钱、美色的工具，从而跌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深渊。领导干部一旦在道德情操、生活情趣上打开缺口、出现滑坡，廉洁从政的底线失守势成必然。
“明荣

”应当先“清廉”，“知耻”应是先“拒贪”，作为党员干部，就应该“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就要不断增强反腐倡廉的“免疫力”，重视和加强自身“免疫力”的培育。经不经得起考验就看其有无“免疫力”或“免疫力”的强弱了。时下有不少党员干部“落马”，其主要原因除了放松世界观的改造，人生观的走向、荣辱观和价值观的分辨出现偏差外，就是没有“免疫力”或“免疫力”不强。领导干部提高“免疫力”，不仅要做到清正廉洁，而且要坚定理想信念，一门心思把岗位当舞台、把工作当事业、把付出当追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带领人民群众在创业创新的实践中，勇拔头筹，建功立业，不断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11年3月31日《官场“弱势”群体画像》
>>节目点播<<

官场“弱势”群体画像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谢志强
中央党校博士生姜飞云
2010年12月07日《人民论坛》（3060字）
当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说自己是弱势群体的时候，没有人会对此质疑。但是，当白领、城管、老板和官员群体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的时候，就对我们的常识形成了冲击。你大可以说这些强势群体“得了便宜还卖乖”，但笔者宁可相信他们在描述自己处于某种弱势时的某种特定的无力感。其实，每当社会转型发生巨大变化时，都会有一部分社会成员不适应变化而被甩到边缘地带，在社会利益的新的分配格局中被弱势化，逐步转变为社会弱势群体，在一个强势群体内部也会出现社会分化，成为相对的弱势群体。
其实，官场“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官场边缘人。在社会转型期，“弱势”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转型人格，是现代生活转型和多元文化冲突的产物。在笔者看来，官场“弱势”群体的特点大致有四：
不满现状，又拘于现状。官员中的边缘人对官场的功能、目标、规则、做法等多持反对意见，不大认同所谓领导或上级的工作安排。这种人对自己的份内职责有自我理解，内心深处有依照自我理解行事的强烈倾向。边缘人认为，官场的体制机制现实不利于自我的健康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充分体现，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脱离官场生态。边缘人既有自己的官场理想，又常常觉得现实使之沦为了空想，虽然还是时不时地怀揣“突出重围”的梦想，但最终不免在现实的撞击中沦为幻想。
职务不小实权小，调动资源有限。边缘人常患得患失，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官场边缘人相对于中心人，权力阶位有时并不低，如同样是处级干部，有的却经济地位低，社会声望低，调动资源十分有限，

并且当其苦苦追求而不得的时候，易引起持久的抱怨、苦闷和失望情绪。步入官场的时间无论长短，官场让官员中的边缘人陷入的往往是一种“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取舍困境。
有鸿鹄之志，却又常常目标散乱。社会转型影响官场的功能和地位，而官场与社会既有竭力接洽的倾向，又有双向排斥的离向，但官场的中心人一般能较好地统一这两种态势，在所谓的发展中名利双收；边缘人或者坚守以往自认为正确的传统理念，或者主张“激进超前”的为官思想，他们既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确立着个性独特的品格和人格，又往往在冲突中只能自说自话而无法付诸行动。因此，边缘人原有的理想目标开始游离，时而此地，时而彼处，不断寻求却始终难以找到让独立思想实践的寓所。在这一过程中，力量的博弈使得中心人更靠近中心，边缘人更趋向边缘。这时，官场扩大着张力，同时也为变革蓄积着动力。
被动边缘化与主动边缘化并存。社会转型首先影响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官员对官场有自己的看法，官场的运行也使官员产生某种认识，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于是，官员或者因种种原因放弃官场追求而主动边缘化，成为“看客”或“不思进取”的平庸者，或者在官场生态中被动地成为边缘人。一般而论，官场的边缘化绝大多数是被动的，是体制机制、时代主题、社会认知等造成的。谁会成为官场的边缘人，除了大的环境，还与一个地方的官场生态、主要领导的意志倾向等关系十分密切。
生活中对于官场“弱势”群体的判别，除了从岗位、职务的重要性程度去判断，还可以从个体的行动表现去探究其个体心理，大凡心态消极、工作怠惰、自我动力不足、工作压力不大、没有方向感、对官场失去归属感的，大体是官场中的边缘人。
官场“弱势”群体 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与或然性。赤道为中心时，极地是边缘；极地为中心时，赤道是边缘。一切存在，无不有中心与边缘之分，自然界如此，社会亦然。无论怎样将社会按职业、阶层、群体等标准划分，弱势与强势的存在似乎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
官员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精英”就意味着这个群体处于社会的中心地带。如，基层干部是中心化的，但相对于高级干部而言，其或许又是边缘化的。即使在高层干部中，也由于见识、行动等诸多不同，也存在中心与边缘之分。所以，边缘（弱势）也好，中心（强势）也罢，都是动态的，是相比较而言的，是可以互换的。
这样说来，官场“弱势”群体的存在就有其或然性。在一个思想高度统一、步调高度一致的理

想社会中，边缘人实际存在的可能性较小，数量最少，对组织或集体的负面影响也最轻。在建党到新中国成立以至到改革开放的较长一个时期内，人们的思想高度统一，工作的高低贵贱之别不明显，官员们的宗旨观念浓厚，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及服务意识相对强烈，这可能是中国社会官场“弱势”群体比重相对最小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有一些斗争，但由于斗争各方有较强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意识，中心与边缘所处的地位便经常互移，少有居处不变的边缘人。如“文革”中尽管斗争的力量此消彼长，但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无不高度关注政治命运和社会走向，都是官场或社会的“中心人”，完全置时代命运于不顾的“边缘人”甚或很少。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官场“弱势”群体相对较少的时期。这一时期，改革的目标日益明确，改革的空间不断增大，改革的变数不断增多，脱离贫穷与封闭的人们对社会未来满怀无限希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激励方式与官场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硬道理”得以倡导，“唯才是举”等新的选人用人观念得到践行，包括官员在内的社会大众人心思进，极大地避免了被社会和组织所边缘化。如今的诸多中高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边缘人开始大量涌现，并不止于官场。究其根由，是改革的矛盾进一步凸显，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进一步加剧，文化的多元影响使人们思想观念的差异和分歧增大，社会鸿沟进一步扩大，经济与政治不当的利益联姻消解着许多官员的从政信仰。更重要的是，目前社会已经产生了一个排斥性的体制，一批既得利益者在享受这个社会的成果，而一批社会底层人群越来越发现自己很难进入到另外一个阶层里，即社会阶层已经开始封闭。以官场为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并非愿不愿意，而是能不能当好官，德才兼备的人有没有机会当官。社会上许多顺口溜直指的“官场潜规则”、“跑官买官”现象，以及舆情不减的官场腐败，都生动地说明这个社会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对官场“不适应”或“看不惯”的官员弱势化了。
部分官员的“弱势”感可能给社会带来哪些消极影响？初步判断有五：一是认为官途渺茫，“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消极怠工；二是千方百计拉关系，靠近主要领导，努力实现从边缘人到中心人的转变；三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如适当的时候经商办企；四是对社会不满，非议时事，制造矛盾；五是寻求精神寄托，有的甚至转投宗教或邪教。无论

哪一种可能，于社会都绝无利好。从正面讲，一些处在官场的边缘人，有的始终怀有远大抱负，有的因为年轻充满希望，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工作的热情，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使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怎样减少官场“弱势”群体的负面影响呢？在社会结构上将官场“弱势”群体消除，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社会或组织要做的，一是要树立全局观念，无论是处在体制或系统的中心，还是体制或系统的边缘，都是社会良性运行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即在思想上对其做中心化的吸纳，在思想上将边缘人消除，所谓“人心齐，泰山移”。二是在充分发挥每个人专业才能的前提下，建立一种良好的中心与边缘官员的互动互换机制，使大家都有机会向着自己理想的岗位流动。三是作为官场的所谓边缘人要摆正心态，要彻底改变主动边缘人的心理，要有所为，才会有地位有希望。我们可能无法改变体制，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心态决定事态，行动改变命运，这或许是有效的减少包括官场边缘人在内的各类弱势群体的一个方式。#


有敬畏之心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 金泽
选自金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读本》（2465字）
信仰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一种精神需求、精神创造，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复杂的内在机制。信仰具有形而上学性、超越性和神圣性。神圣性是信仰之最本质的要素和最合理的内核。没有神圣和世俗的区别，没有敬畏之心，就没有任何现实的信仰。
一 、敬畏自然的神圣
自然是一种完美的和谐，具有高度的智慧。人的意识取法自然，永远也超越不了自然。中国古代道家崇尚自然，主张人类应效法自然；古希腊哲人提出自然法思想，以自然为人间法律、道德的源泉和准绳。爱因斯坦认为：“任何一位认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深信，在宇宙的种种规律中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地超越于人类的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在这一精神面前应当感到渺小。”他信仰宇宙自然的神秘性，从宇宙自然的庄严结构中觉察到一种人类无法洞悉的存在——最幽杳的理性与最璀璨的美，人文精神和大自然情怀与科学实践和谐的包容与统一，铸就了爱因斯坦伟大又平凡的一生。信仰情怀鼓舞科学家怀着对宇宙规律和精神的无限敬谨和热情，探讨人类经验中的一切。
大自然的神圣性给我们最直接的启示便是自然生长的状态。看植物的生长：旁逸斜出代表着自由，向上的内驱力代表着崇高。自由、崇高的价值是神圣的。美国作家亨利?梭罗说：“我相信种子里有强烈的信仰，相信你也同样是一颗

种子，我已在期待你奇迹的发生。”大自然的智慧与奇迹昭示我们： 人类属于地球，而地球不属于人类。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存在，人类要学会欣赏自然和生命的神秘和奇迹，应尊重其规律、学习其精神、参配其自由和崇高的品格，向宇宙自然献上无限心力和敬意；自觉追求“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高远境界，怀有“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的博大思想，认识所有的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善，共同体验周围的幸福乃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唯一厚爱；深刻认识人类理性的限度，确立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价值，人类再不应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盲目地征服自然，向地球母亲大开杀戒。我们敬畏宇宙、敬畏自然，也就是敬畏我们自己。
二、敬畏生命的神圣
人类是自然界的杰作，人类每一个体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其价值最高。马克思主义最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以此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最不符合人性，把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确立为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鲜明的、无条件的人道主义的信念，没有对于神圣高贵的生命的无限与无条件的敬畏之情。封建专制主义不把人当人看，压抑、蔑视人性，忽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受落后传统的影响，“文革”时期，我们离开生命的神圣性原则，脱离历史和现实的土壤，高谈道德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被片面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信仰所内在蕴涵的文化、道德、经济等特质被强行割裂出去，信仰体系丧失了和谐性、完整性。信仰简单化、庸俗化、宗教化和工具化的直接后果，导致了虚幻的人生信仰——人民最基本的生命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因言论、思想和行为而获罪者不计其数。教训惨痛！市场经济目标确立之后，信仰又消失在功名利禄之中，信仰失去了它对社会发展和人生导向的神圣性，产生了信仰危机，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
现代社会，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获得了合法性，人的主体性、个体性、理性得以伸张，使人不仅为自然立法，而且为自己立法。我们从自然界中提升人的生命意识，从类本位中理解生命的意义，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生命价值。敬畏生命的神圣，需要我们培植对生命的敏感，关注所有生命的价值，肯定所有生命的意义，有同情目光、慈悲心肠和大爱境界；维护与尊重个人的尊严，尊重生命的差异、宽容生命的多元，维护与倡导自由自主选择、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考和自我成

全的权利；唤醒和满足人的灵性需求，维护每一个人追求神圣、成就自己事业、实现自身价值的权利。
敬畏生命的神圣还要求我们继续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作不懈的斗争，大力弘扬人类优秀文化精神，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特别是共产党人的革命传统文化——革命理想高于天，人民生命财产和利益重于泰山。
人是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的统一体，舍弃任何一个，生命都是不完整的。树立共产主义信仰，要从基础做起，从生命关怀着手，因为信仰的形而上学性、超越性和神圣性是以它的自然性、现实性和社会性为基础的。
三、敬畏制度的神圣
制度文明体现自然、社会发展规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崭新里程碑。人类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必须对法律存有信仰。法律准则被赋予一种神圣正义性，对自然和生命权利的敬畏、关切，确立个体主体性、个性自由的原则，需要法律制度作保障。
法治国家要求国民对法律具有虔诚的信仰，而中国法律信仰的培育、形成，有赖于党和国家对国民进行持久的法制教育。林语堂在《吾土与吾民》中指出：中国人只期待仁慈的领袖，而不关心建立捍卫其权利与自由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仅为法制工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背着封建自然经济和“人治”传统的包袱进入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我们的法观念和法信仰仍是很落后、很幼稚的。超前一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和落后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书本上的法律制度和行动中的法观念、外在的法规则与内在的法信仰仍存在着很大的落差与断裂。因此，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尤其重要。领导干部要有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树立制度文明的意识，即对社会主义制度、党规党法和国家法律高度尊重，内化为自身的信念、信仰，对之有宗教般的敬畏与虔诚，代替对个人的迷信和崇拜，逐步学会在制度框架内生活和信仰。高度重视并实行党内的“思想训练”和“民主精神”的培养，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只有如此，才能营造出社会主体对法律所具有的终极关怀的信仰之氛围。真正实现人、社会、国家、政府“把人当人看”和“使人成为人”的道德理想。
对自然、生命和制度神圣性的敬畏，是领导干部信仰情怀的基本内核。 领导干部应承诺“与伟大同在”，通过自己的生活、工作将信仰渗透到生命之中，灵性倾注于社会，爱心奉献于人民。#


【观点摘播】（582字）

为政通下情当抓三点
湖南省浏阳市农业局 杨厚波
2011年03月14日《中国发展观察》（1675字）

“为政，通下情为急”，语出明代

《薛子论道》，意指为政治国，最急迫的是体察民情。这一千古名训，被历代推崇为治国兴邦准则。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居官必览》警示：“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能否“通下情”，决定着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当前下情不通已直逼执政底线。人民网对全国7111人调查显示，认为“下情不通”的高达96.8%。为政通下情，当抓三点。
1、虚心体察下情。“虚则生明，不虚则蔽”。人民是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惟有虚心体察，才能“民隐上通”，“观风俗，知得失，治天下”。唐太宗“反复研寻”下情， 造就贞观盛世。唐玄宗傲漠下情，引发“安史之乱”。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虚心向群众学习”。《居官日省录》云：“官府政事繁多，下情阻隔，全在虚心体察。”当前一些为政者刚愎自傲，阻隔下情，导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正如康有为所言：“上体太尊下情不达”、“太尊则易蔽，易蔽则奸生”，故力举“纡尊降贵”。
虚心体察下情，就要放下架子，躬身下访。“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下情不在官衙和吃喝餐桌上，而在田间棚区和投诉群众的泪水里。到村寨篱落、穷乡下邑，遍访渔樵耕读，才能“周知民隐”。何谓知州、知县？《州县事宜》释：必对一州一县的风土人情、物产生计、民生疾苦等，“知之周悉，而后处之始当”。《官箴书集成》云：若深居简出，高坐衙署，于一切物理民情，茫然无知，判然隔绝。南州巡抚王阳明下访时撤掉“肃静”、“回避”大牌，换举“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两牌。何也？“肃静欲使无言，闻过则招之使言；回避欲其不见，通情则召之来见”。为政者俯首下察，不搞“远程指挥”，多搞“不打招呼”、“不作导演”的随机调研，才能接通“天线”与“地线”，找到破解增收难、看病难等诸多民瘼的办法。
2、善待人民陈情。人民陈情，往往诤言直谏，一针见血，如芒刺背，尤需善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越是诤声，反映的越是重大失误，越要善纳修正。邯郸农民张二廷不满公共食堂饥荒，指着访邯的周恩来说：“再吃两年大锅饭，连你们也得饿死！”周恩来连夜电告中央，很快解散了公共食堂。温家宝总理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当前一些领导者对诤言者或“穿小鞋”，或动用警力拘捕。河南农民王清因向181个行政部门申请7项政府信息公开，被当成间谍问罪，导致“下情阻隔，病危立至”。
善待人民陈情，重在倾听不同意见，“

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既能统一官民认识，“上下同欲者胜”，又能互攻它短，各扬其长，取长补短，优化决策。“和而不同，同则不继”。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倾听不同意见”。如果搞“一言堂”，压制不同，则只能掩盖下情，殃及稳定。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则有利于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惟有“不同”， 思想才会活跃，下情才能上达，社会才会充满生机活力。
3、务实解决民难。“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务实解决民难，是通下情的最高境界。然而，人民网对全国7111人调查显示，1/3的人拨过政府热线，但其中仅有3.2%的人反映的问题得到反馈。邓小平同志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荀子云：“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务实解决民难，当敬其宝、爱其器、除其妖。
务实解决民难，要既不失实又不失时。下情事件都有“窗口期”，及早核实应对就会事半功倍。一旦“窗口期”关闭，则要付出沉重代价。民难解决要做“两点钟叫的公鸡”，而不是“九点钟叫的慢鸭”。要既不失语又不妄语。对群众反映强烈、政府确有过失的，应勇于承认并设法解决。对陈情方式欠妥而事情又确需解决的，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真诚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对群众热盼而政府暂无力举办的事情，应坦诚相告有哪些难处，争取谅解。多搞“抓铁有痕”的务实解难，不搞“已阅”了之、“请你百度”的敷衍推诿，坚持“善者从之，误者释之，悖者商之”，通惠民之情，行益民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