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人

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人一、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使所有人感兴趣，因为所有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都仿佛感到，这正是在问他自己：我是谁？于是，一个沉重的事实立刻就会提醒你它的存在：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责任。

的确，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人，而且在整个宇宙中，只有我们是人。

但是，这么一个离我们最近的问题，其答案却好像离我们最远。

因为我们宁愿不去想它，而是用日常生活的繁忙和娱乐把它打发到某个阴暗的角落。

这个问题之所以有趣，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一个答案都是不完全的。

完全正确的答案只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人就是除了不是人的东西之外的东西。

恰恰是因为所有有意义的答案都是不完整的，“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客观的提问方式，也不能要求得到一个客观的答案。

任何人给出的回答，其实都不过是“人应该是什么”，并且，都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处境中的临时的解决方案。

二、谁会问这个问题？人自己。

更具体地说，是哪些人、在什么时候会问这个问题？在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人认为人是永恒的谜。

苏格拉底借用德尔菲神庙的神谕，首先问道：我是谁？苏格拉底由于他的喋喋不休和诲人不倦，最终触犯众怒，被雅典人民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曾宣称自己是一只牛虻。

牛虻即使被打死，也会紧紧地叮着人的皮肉。

苏格拉底确实是这样一只牛虻。

在这之后，人们不再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讨论这么痴迷了，而是自己试着去给出独特的、有说服力的答案。

最经典的定义是亚里士多德给出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还说，人只有在有闲暇的时候才会去想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

整天为了生计而疲于奔命的人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因为这种问题是需要高于实用智慧的理论智慧才能加以思考的。

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恰恰是那些前途未卜、迷茫彷徨的年轻人，或者是那些被排挤到社会底层、边缘的人们才会真诚地质疑：人是什么？也就是说，那些并不显示出有很多实用智慧的人，才最容易去玄想。

他们想通过质疑和幻想，推翻压在他们身上的社会枷锁，并摆脱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他们想活得更明白，进而，活得更好。

所以，“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至少在自发提出问题的人那里，决不是为后来的一些百无聊赖的空想家或处心积虑的意识形态制作家们准备的一个为了装点门面而进行的思维游戏，而是一场人们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求得公平和正义而进行的严肃的斗争。

在与古希腊同时代的先秦时期的中国，人们却不问这个问题。

先秦诸子的提问方式更加直接：人应该怎么生活？国家应该怎么组织和治理？而且，在这两个问题中，后一个才是根本（唯一的例外是庄子）。

古希腊人讨论“人是什么”的意图其实与中国人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想要规定和指导人们的生活方式。

但，为什么要这样绕一个圈子呢？这要从讨论问题的人说起。

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苏格拉底在西方文化中相似。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两个人不同的故事。

孔子是广收学生，因材施教，加以指导，苏格拉底则是栖身街道，与人攀谈，并盘根问底。

孔子散发着智慧的光芒，苏格拉底则透出一股较真、“认死理”的呆气。

同样是述而不作，孔子流传下来的是语录体的《论语》，是由各种不同的教导组成的，这些教导被认为是不可置疑的真理，关键在于人们怎样去理解和领悟；而苏格拉底留下来的则是对话录，其中的主题是启发，并且含有不少诡辩，这些对话被认为展现了苏格拉底的思维和论辩的方法，而不是具体的教条，因此关键在于把他追求真理的精神运用到具体事务中去。

产生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不同行为和不同思想的原因何在？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是不同的，而且，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具体位置也不同。

苏格拉底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城邦，公民通过集体商议来决定城邦的事务，简单地说，权力最终落在人民的手上。

苏格拉底进行对话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地位平等的公民。

在一个已经实行民主制度形式的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开启民智的工作，在此，需要的不是告诉人们具体怎么做、怎么思考和判断，而是提示他们去质疑并思考他们作出评判和决策的最终根据，以防止人们局限于偏见和私利。

在这个根据得到充分讨论和揭示的基础上，对于人们的自我完善能力和人民的自我管理能力抱有充分的信任，从而使社会生活不断走向完善。

这是一个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的任务，因为作为雅典城邦中为数不多的公民中的一员，苏格拉底知道他的命运和荣誉是与这个城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而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的战乱时代，各个诸侯国都采取君主专制的统治，也就是说，权力最终落在君主的手上。

作为一个漂泊不定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任务是说服君主，使自己能够伸展政治抱负。

孔子想要说服的对象，是高高在上的君主。

不过，即使在一个君主那里没有成功，也没有关系，可以投靠下一个君主，继续宣传自己的治国理念和强国之策，希望他能与自己气味相投。

因此，对于专制政治本身，孔子绝不可能采取激烈反对的态度，于是，对于普罗大众，孔子也就绝不可能信任他们的自治能力。

孔子的立场是站在专制君主的一边的，他的期望是能够教化君主，以实行开明的专制。

因此，孔子把普通大众看作是家里的孩子，理智不健全是他们的宿命，因而总是需要少数“君子”去做淳民化俗、道德教化的工作，这其中就少不了一些善意的谎言。

苏格拉底则把城邦公民看作是与他一样的、可以自立的人，只有促使他们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德性即知识”），才能帮助他们真正自立。

归根结底，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改善现存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用一个新的制度取而代之，更具体地说，他们都希望去教育那些实际上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使有权者更有智慧，从而能够更好地运用权力。

所以，苏格拉底决口不谈当时雅典的奴隶人数是自由公民的十倍之多，孔子从不谈论皇族和官僚的腐化堕落而只是叹息世风日下、礼崩乐坏。

所以，苏格拉底宁愿被民众决议处死也不逃跑，孔子即使屡屡不受重视却仍然坚持“不怨天，不尤人”。

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个人处境的不同，他们就有了不同的思想和行动。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源头，孔子和苏格拉底影响了两个文明在随后几千年的发展，使之走上不同的道路，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从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故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真正尊重人的学说，往往乐于指出人的缺陷和局限性，而不是一味拔高人的优点和无限可能性。

这和俗话说的“打是疼、骂是爱”倒颇有暗合。

确实，不正视现实存在的黑暗与邪恶，怎么能自欺欺人地宣称正在走向光明与善良呢？三、通过以上的讨论，至少可以明确一点，“我是什么”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问题。

因此，说“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理性或受理性控制”、“人在什么情况下表现出理性、在什么情况下表现出非理性”，这都出自西方的思想文化源流。

但，中国人在什么时候也开始发出这样的疑问了呢？在一个身份变化、地位升降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里，人们很容易迷失方向感、“找不到北”，也容易“找不到家”、处于无根的精神流浪状态。

因此，“人是什么”以及它所暗示的“我是谁”的问题就开始变得极为重要。

这在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里得到了赤裸裸的反映，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也有极为精彩、极为恐怖的描写。

在面对资本主义这台冷冰冰的机器时，我们每个人活生生的劳动都被资本这个贪婪的吸血鬼不停地吮吸着，为这台机器的运转和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能量。

这种悲惨的状况之所以未被看穿，因为这台机器成功地诱使每个人都生活在梦中，其中，最甜美的那个梦就是由好莱坞制作、由华尔街和五角大楼帮忙推销的美国梦。

偶尔，有些被放逐或自我放逐到边缘的人们从梦中醒来，于是感到陌生、恶心、异化，甚至感到自己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只甲虫。

在更多的时候，看起来似乎是回到梦境中才更好些，因为历史已经终结了，而且人们已经无可选择了。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力量一方面刺激人们的欲望不断膨胀，就像一个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因为，只有欲望的不断增多和增强才能使劳动阶级甘心被管制、被奴役，同时也使统治阶级从中坐收渔利，实现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另一方面，它又导致理性控制的增强、扩展和延伸，不管是以官僚制、科学技术的方式，还是以意识形态、文化工业的方式，理性的创造物都反过来监控、操纵、愚弄着它的创造者。

资本主义是最激进、最革命的力量，它打破一切属于旧传统的东西，并形成一个“没有传统的新传统”，正所谓“一切神圣的都被亵渎了，一切固定的都烟消云散了”。

直接导致传统土崩瓦解的是人们的怀疑，而人们之所以开始怀疑起已经习以为常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则是因为原来的传统不再能保证人们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原来那样的舒适安定的生活。

简而言之，民族的、或个人的求生本能迫使人们不得不求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怀疑带来了自由，即自主安排生活的能力；但，自由则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舒适、安全、幸福，而首先意味着责任，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

于是，怀疑也就带来了焦虑。

为了摆脱焦虑、消除不安全感，雅典公民投票决定处死苏格拉底，同样，德国民众则投票选举希特勒和纳粹党上台执政。

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选择了最有魅力的靠山，而在九十年代则选择一头扎进商品经济的洪流之中。

成长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个人如此，人类亦然。

.不过，“人是什么？”这一提问本身，就已经蕴含了思想文化上的一次巨大的转变、一次冒险的跳跃。

自我意识的产生，是每个民族或每个个人在精神上经历的一次分娩，而且一旦出了娘胎，就再也没有回去的可能了。

温情脉脉的旧传统已经与人们决裂了，成了渐行渐远的魅影，新的传统则在众神狂欢、群魔乱舞的激烈冲突中渐渐形成。

从此，路就在自己的脚下。

四、对于没有宗教传统、并且被迫卷入全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中国来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本质是理性”是最能够被接受的回答。

这和几千年来的认为人性本善、人性本来向善或人应该向善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十分相似的精神实质，即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追求：如果多数人都能向内去寻求心灵的宁静、境界的升华，而不是向外去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权力，那么，社会上各种利益诉求的冲突就能被掩盖起来，并且转化为个人的内心冲突，于是，社会的统治结构就能保持稳定。

此外，在文字上，“理性”二字也能够大致接上宋代以来谈论心、性、理的“理学”传统，宋明儒家强调“天命之谓性”、“性即理也”（或“心即理也”），认为人道和天理是同一的。

略微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皇天之理”被替换为“天然之理”，而实际上，所谓“客观规律”，不过是“天理”的现代文说法而已。

但是，“人是什么？”这思想上危险的一跃，终于还是导致了非常激烈的后果。

从“睁眼看世界”到二十世纪的两次启蒙浪潮，带来的是恐惧、焦虑、不安，因为世界太奇妙，而未来太不确定了。

启蒙的事业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完成。

实际上，启蒙本来就是一场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事业。

就像歌德所言，每一代人只有在付出辛劳的汗水之后，才能接过祖辈留下的文化遗产。

相反，败家子的故事数不胜数，以致于有“富不过三代”的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