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太信子与周作人的悲剧人生
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
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近年来，关于周作人的“附逆”问题，闹的沸沸扬扬。
有说迫不得已，情有可原的；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说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
以上种种，充满了对汉奸周作人的回护和同情，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其实，周作人自己的作品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当汉奸。
一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二周”（鲁迅、周作人）一直在文学界具有崇高威望。
1923年兄弟因家务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但二人在文学取向乃至政治取向上，大致上还都一致。
“语丝社”的成立、对“现代评论派”的抨击、对“三·一八惨案”的揭露乃至对“四·一二”大屠杀的愤怒控诉，都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叫嚣和侵略行径，二人也都是坚决反对和抗议的。
特别是周作人，在这方面甚至表现尤为激烈。
1925至1927年间，他一连写下了《日本与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等十余篇文章，无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和侵略逻辑，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抗日爱国的一片赤诚。
他特别痛恨以《顺天时报》为代表的日本人在中国的报纸，说它们“专以造遥为事”（《谈龙集·香园》），“它们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的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的一种。
”他称《顺天时报》为“这个天下最恶劣的东西”（再是《顺天时报》）。
作为一名留日六年而又娶了一名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的留学生，周作人上述对日本侵华的清醒认识和愤怒斥责，不能不让人惊异和钦敬。
这也和他日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汉奸形成了让人无法置信的强烈对照！周作人的这种正确态度，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
在《谈日本文化书》、《老人的胡闹》文中，他说“日本近来对中国的手段不但凶狠而且卑鄙可丑”，并且怒斥老牌法西斯分子三上参次疯狂的侵华叫嚣，对于希特勒的倒行逆施，也有辛辣讽刺。
二周作人由反日到媚日的180度大转弯，开始于《岳飞与秦桧》一文。
周作人的汉奸问题
隐士与叛徒——周作人的汉奸问题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周作人无疑是公认的散文大师，他以欠激烈的笔调写作欠激烈的文章，辅之以超常的学养和清雅的趣味，往往给人以恬淡高明的感觉。
他提倡“人的文学”，乐意为妇女和儿童说话，同情因和平请愿而不幸死难的学生。
至于水乡的乌篷船、江南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希腊的哲人、苍蝇的传说和平安的接吻，他都能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身为作家，他触手成春。
身为教授，他腹笥丰赡。
僻居于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宅院里，在乱世久不消停的苦雨时节闲饮苦茶，做个万人如海一身藏的隐士，自由自在地读书会友，这是周作人向往的理想境界。
然而，苛刻的时代不容许他善始善终。
好端端的隐士一不小心弄了个“汉奸”标签贴在额头上，由身安名泰到身败名裂，被人唾其面而批其颊，于周作人而言，这真是生生世世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一往而不复的蜕变过程比他熟稔的任何一幕古希腊悲剧更加不折不扣。
审决者主张疑罪从有，向来就不喜欢留下商量的余地，他们只管猛拍几记惊堂木，抛出一个不容申辩的考题：“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这八个字原本是专为汪精卫这等好身段好功架的角色量身定制的，用于周作人是否同样合乎卯榫？汪精卫素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炎炎大话自欺欺世，周作人也曾有维护北方教育舍我其谁的法庭辩解，表面看去，他们似乎是气味相投的同路人，但彼此合作时并未言欢，“蜜月期”短之又短。
不少黉门学者和职业评论家喜欢枕着“公论”呼呼酣睡，这个懒他们可真是偷定了，而且偷得心安理得。
近年来，铁案不铁、掘开史墓启棺重论的事情屡有发生，此案的疑点也逐渐水落石出，新旧史料值得有心人去仔细研寻和甄别。
“文化汉奸”这个定性对周作人算不算过于严厉？竟弄成仁者见“智”、智者见“仁”的别扭局面，趋于公允的结论恐怕永难从官方的判断和民间的认识里轻松娩出。
中国历史故事-周作人的妻子是谁？鲁迅为何会与周作人闹翻？
中国历史故事-周作人的妻子是谁？鲁迅为何会与周作人闹翻？鲁迅本人是中国伟大的文人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他弟弟周作人评价就不那么好了，虽然周作人在文学上也有些成就，但大家一直记着的却是他任职伪政权的事儿。
周作人历来都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因为在抗战时期他曾与日本有过文化上的合作，所以被批评为投敌汉奸。
后来又在汪伪政权工作，这更加重了他汉奸的分量。
前一个还比较好解释，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没有随行。
但是他并不是投敌，而是因为他被校长蒋梦麟委托为留平教授之一。
周作人后来因为这事儿被关在南京，蒋梦麟还曾写信为他作证。
后面出任汪伪政权却是实打实的，本来就受人非议，又出任伪政权，也难怪大家对他不那么友好了。
周作人不仅被外人议论，实际上他与自己的兄弟也闹翻了。
三兄弟本来感情很好，但后来鲁迅、周建人与周作人闹翻，鲁迅还搬出了北平的家另住，将周老太太也接了过去。
两兄弟与周作人闹翻，倒不是因为他有通敌的嫌疑，而完全因为一个日本女人。
此女便是周作人的日本籍太太——羽太信子。
后人曾分析鲁迅和周作人为何会闹翻，说法多样，但都围绕着羽太信子展开。
第一种说法是羽太信子爱慕虚荣，生活挥霍，花钱大手大脚的，以至于家中常常入不敷出，使得两兄弟产生嫌隙。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鲁迅和羽太信子有私情，因此引发兄弟不和。
第三种说法则是周家众人都对羽太信子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紧张。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是在他留学日本期间相爱的，并于1909年步入婚姻殿堂，1911年羽太信子跟随周作人来到中国。
羽太信子不是没有优点，她和大多数日本女人一样操持家务。
但她爱慕虚荣，挥金如土则将这优点给掩盖了。
周建人曾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记述：“增田涉（鲁迅的学生）说：‘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
他用充满伤感的话说：好像穷人买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周建人还记述鲁迅曾对他说：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周作人走上歧途的性格悲剧
周作人走上歧途的性格悲剧摘要：周作人是中国文化史上难以定论的作家，从一个救国者到成为所谓的汉奸，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性格悲剧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
小时候母亲对他的评价、和鲁迅一起从事文学出版的经历、走上歧途的过程以及被释后的生活，都说明周作人的性格中有很浓重的悲剧成分。
关键词：周作人汉奸性格悲剧周作人的性格是他人生成败的重要因素，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背叛者。
研究者多从信仰和道德角度阐释周作人的生平，虽颇有成效但到底关注心理层面少一些，本文力图从周作人性格悲剧入手，并非要为其翻案，只是略做一些分析。
“鲁迅的道路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发展方向及其全部丰富性与深刻性。
和他相比，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剧的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与曲折性[1]。
”少时的周作人就已经表现出让母亲担忧的性格特征，母亲曾说“二子喜沉默，多数时间是自己一个人沉默着思考”[2]。
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预测到周作人一生必定无法完全符合时代审美，或者说必定无法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纯粹者。
他的性格决定他更喜欢自己的世界，悲也好喜也好，他都不喜欢主动迎接挑战更不喜欢主动创造挑战。
天生的性格中就已经含有悲剧成分了。
长大以后的周作人曾一度活跃在中国思想的最前端，看似和鲁迅一样有着救国救民的革命情怀，当然这也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的事实。
在周作人积极奔走的情绪中，我们感觉到的是他始终不像鲁迅一样酣畅淋漓，总有一种胶着的感受，在汹涌的救国浪潮中他更像一个随世者。
即便在写作大量反抗性呼吁性文章时，他也在写一些生活感悟、自我情趣之类的文章。
当鲁迅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时候，周作人主持创刊了散文周刊《骆驼草》，刊物的态度从《发刊词》中透露出的是“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3]。
这说明比起力挽狂澜的英雄，周作人更倾向于山野式的生活。
而在国难当头的旧中国，一个极具文化造诣的人不是毁了这种性格就是被这种性格毁了，很不幸，周作人成为了后者。
周树人与周作人的关系,两人决裂的原因
周树人与周作人的关系，两人决裂的原因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
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
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
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
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
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
信中说：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
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
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
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
文章写道：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
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
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
”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
”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
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
年轻时代的周作人。
晚年的周作人与长孙在一起。
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
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的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之一，第一排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
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
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
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文/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
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
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
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
历史趣谈鲁迅的两个弟弟为何都娶了日本女人做太太？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鲁迅的两个弟弟为何都娶了日本女人做太太？导语：即便在门户大开放的现时今日，要想娶个日本女人回家当老婆恐怕也并不轻而易举。
但是，如果你留学日本生活在日本，那就另当别论了。
鲁迅弟弟即便在门户大开放的现时今日，要想娶个日本女人回家当老婆恐怕也并不轻而易举。
但是，如果你留学日本生活在日本，那就另当别论了。
鲁迅弟弟周作人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娶了个日本老婆。
别以为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
还别说，他和她，中日友好了一生一世。
可以这样推论，如果周作人当年没有留学日本，也许就娶不到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如果他没有像他哥一样离开绍兴也到南京水师学堂读书，也许就没有机会到日本留学;如果不是因为衰败的故家乌烟瘴气，他又厌烦繁碎的家务事儿，也许就不会离开家乡。
欢呼！我们像嗅觉灵敏的猎犬寻到了周作人娶日本老婆的源头。
鲁瑞想儿子。
大儿子在南京矿路学堂念书，二儿子在杭州陪侍服刑的老爷子。
想啊想，她就病了。
一病，就有理由召回儿子们了。
周作人终于结束了探监生活。
母病好以后，他并没有返回杭州。
为什么？忙。
一忙随之而来的科考;二忙四弟的病。
一阵忙乱之后，试，考砸了;弟，死掉了。
好了，他应该没事了，可以继续去陪爷爷了。
但是，谁也不提这事儿了。
爷爷那边，兴许习惯了，不再需要儿孙的陪侍了，何况潘姨太还一直在他身边;妈妈这边，她当然乐得装聋作哑，哪个母亲愿意儿子过那探监的生活？作人自己，在自己家里吃嘛嘛香，也不情愿再去偷吃冷饭看潘姨太的脸色，何况牵动他魂魄的杨阿三已经死了，他回去还有个什么劲儿？生活常识分享。
周树人与周作人为何绝交，真的是因为大先生看了不该看的吗
周树⼈与周作⼈为何绝交，真的是因为⼤先⽣看了不该看的吗说起上世纪的中国⽂坛，就不得不提到周⽒三兄弟。
⼤先⽣周树⼈，笔名“鲁迅”，被誉为民族魂；⼆先⽣周作⼈才华横溢，可惜曾出任过汪伪政权的伪职，背负了失节汉奸的骂名；三先⽣周建⼈相较两个兄长⽽⾔名⽓最弱，却在建国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
俗话说“兄弟同⼼、其利断⾦”，鲁迅是长兄，对两个弟弟，尤其是周作⼈的提携、援引可谓不遗余⼒。
可惜的是未见“断⾦”，却见“断交”。
事情原委究竟如何呢？两⼩⽆猜的鲁迅兄弟⼆⼈为什么会绝交？为什么会⽼死不相往来？学界普遍观点，鲁迅兄弟失和的导⽕索是鲁迅“偷窥”弟妇⽻太信⼦“洗澡”。
⾄于“偷窥”究竟发⽣在何时，却没有⼀个令⼈信服的确切⽇期。
但⾄少可以肯定，事情是发⽣在鲁迅与周作⼈同在北京⼋道湾居住的时候。
为此，有学者特意分别查阅了《鲁迅⽇记》和《周作⼈⽇记》。
功夫不负有⼼⼈，终于发现1923年7⽉13⽇这⼀天，鲁迅两兄弟同⼀天都洗澡了：鲁迅记为“晚浴”，⽽周作⼈则记为“⼊浴”。
由此，引发⼤胆猜测：在7⽉13号这天晚上，周作⼈是第⼀个洗完的，他的太太⽻太信⼦接着洗。
就在这个时候，⼤先⽣不知澡房有⼈，也没有敲门，就直接推门⽽⼊，接下来的场⾯就是各种尴尬了。
这⼤概就是兄弟⼆⼈误解的开始了，鲁迅对⾃⼰的⽆⼼之失⼼底⼗分懊恼，故于次⽇的⽇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室吃饭，⾃具⼀肴，此可记也。
”⼋道湾的住宅房主名是鲁迅，但从后来周作⼈对此处房产的归属权划分上来看，周作⼈肯定在购房时是出资的。
⼀直以来，鲁迅都是和周作⼈夫妇⼀道⽤餐的。
突然分开吃了，事情就引起了周作⼈的怀疑。
只是这种尴尬的事情，好说不好听，因此⽻太信⼦在开始也是刻意隐瞒的。
只是她的⾔辞闪烁，更令周作⼈⼼下起疑，于是愈发的追问起其中原由。
⽻太信⼦⽆奈，只得吞吞吐吐道出了实情。
⼤先⽣如果只当事情没有发⽣过，仍然与弟弟、弟妇⼀同⽤餐，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后续事情的发⽣了。
苦雨
品《苦雨》人生中发生的事情很多，人可以感慨的东西也很多，但是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理解你的。
你只能自己一人在哀伤，排遣苦闷，接着是断断续续的旧病复发。
周作人的一生是凄苦的，他的人生浓重得有些太过分，与羽太信子的婚姻在一定的程度上也给他蒙上了一层悲伤的阴影。
而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受了冲击，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
他的生活就像是一个馥郁的果实，外面饱满，但是剥开后伤痕累累。
所有的伤口都结痂，布满了满是疮痍的胸口。
而《苦雨》这篇文章也一直在一种淡淡的哀愁之中，虽没有很明明白白地写出来，但是字里行间掺杂着的是无奈和寂寥。
文章以书信的形式进行了叙述，一些私事也在他的笔下开始显得充满情感，虽然是一种比较平淡平静的语气展开，但还是另有一番风味。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作者没有很明显地指出苦，反而还写着静听打篷的雨声的乐趣，但是后来的“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的靠不住”又是一种苦的体现，他在现实和理想之中徘徊，辗转起伏间心也开始疲惫。
而文章后来又将笔触聚焦在了现实面前，用一种比较幽默的语调进行了讲述，但是也许这又是一种很无奈的心境的表现，有一种自嘲的意味。
最后的时候，作者又写到“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喜欢。
第一是小孩们。
第二是蛤蟆。
”这段里，他将自己内心哲学有了一个具体化的展现。
在他的观念中，人与生物原是沟通合一的，他所追求的正是物我无间的体验。
──在前述无疑是全文最为入神的文字里，他把这种体验外化了。
而周作人自己，正是通过这种体验在现实的凡人的苦恼中寻找到了一种贵族式的精神超越的喜悦。
在他看来，唯有人的个体生命才是真正现实与真实的，他在其间体会到了一种别样的欣喜。
但是当他逃出自己的理想，再面对现实的时候，一种对比的反差更是让他心觉凄凉，而对乡下的穷朋友的描述也是一种回归于现实的寂寥。
对比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算是被时代所宠幸的一群人，我们没有经历文革的变动纷扰和动荡的局面。
周作人为什么会成为汉奸？
精心整理周作人为什么会成为汉奸？周作人为什么会成为汉奸？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
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
但是这毕竟是假设。
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
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
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
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
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
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
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
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说明：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
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海婴讲：八道湾的房屋高敞，是被称为三进的大四合院。
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
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
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
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
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始末
文化长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二兄弟联袂走上文坛，其成就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
鲁迅和周作人，按其各自在文学上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
然而这两位亲密无间的兄弟最后却反目成仇，走向决裂，令人叹惋。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缘由，值得探究。
在周氏三兄弟中，大哥鲁迅在青年时代应当说对周作人情谊最深的。
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只有四岁，自幼一同玩耍嬉戏，在同一所私塾中上学，共同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变故，一同到乡间避难，之后又先后到南京读书，赴日本留学，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书信不断，互相作诗唱和，赠书寄文，他们一同翻译，一同出书，鲁迅甚至把自己整理出来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周作人的名义出版。
周作人在日本与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生官费根本不够用，鲁迅决定回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供给弟弟生活。
周作人学成回国后，在鲁迅的举荐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遂延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的编纂。
这期间两人真是手足情深，相依为命。
１９１９年２月，鲁迅卖掉绍兴祖居老宅，举家迁往北平。
１９１９年７月２日，周作人在鲁迅支持下，赴日本接他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和四个子女。
他走后，鲁迅即四处物色房产。
鲁迅兄弟俩以省吃俭用储蓄的钱，加上卖掉绍兴故宅所得１０００余银元，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湾一套大四合院。
这是一套三进的四合院，也就是一个大四合院里，不算厢房有三排正房，共有２０多间房子。
房价３５００银元，中介费１７３银元，税款１８０银元，自来水管费１１５银元，这个新居花费总计４０００银元左右。
这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担任专职教授月薪２４０银元，兄弟俩月收入共６００多银元，房价相当于他们７个月的薪金总和。
鲁迅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的房子，连蔡元培先生都说豪华。
周作人走后，搬家的一切繁琐事务，都落在鲁迅的肩头。
鲁迅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购置家具杂物等等，足足忙碌了９个月。
８月１０日，周作人一家六口到京。
１１月２１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住进了八道湾１１号。
鲁迅为什么与亲兄弟终生绝交
报 刊 荟 萃 ２００７．５ ４１
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 后， 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
流，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周作 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 为日本人做事， 抗战胜利之 后， 以叛国罪被判入狱， １９４９ 年出狱， 后定居北京， 在人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工 作 ， １９６７ 年 去 世， 终年 ８２ 岁。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 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 与 周 作 人 于 １９２３ 年 基 本 断 交， 建国后， 历任中央人民政 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 部副部长， 后任民进中央主 席， １９８４ 年去世， 终年 ９４ 岁。
□孔庆东
鲁迅为什么 与
亲兄弟终生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交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 弟 ： 周 树 人 、周 作 人 、周 建 人 都很有名， 特别是鲁迅和他 的二弟周作人， 年纪差得不 是太大， 周作人的成长都是 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 鲁 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 生活， 还负责引导弟弟精神 方向， 鲁迅到南京上学， 也把 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 鲁 迅去日本留学， 后来也把他 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 在留 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 兄 弟两人并肩战斗， 一块写文 章， 一块做学问， 他们都是新 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人 物， 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早期， 他的兄弟周作人还 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 时候， 因为周作人在北京大 学当教授， 很多人后来才知 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 学问 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 武侠小学家的白羽， 年轻的 时候仰慕周作人， 写信要求 拜见， 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 作人， 结果周作人不在家， 鲁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 事， 家务事不好评价， 我们也 不敢说谁对谁错， 我们也不 用多去管谁对谁错， 但是我 们说这个事的结果， 它对双
鲁迅为什么和弟弟周作人决裂？
鲁迅为什么和弟弟周作⼈决裂？每周热点 东华理⼯⼤学副教授回答鲁迅为什么和弟弟周作⼈决裂？周树⼈作为兄长可以说是对这个弟弟照顾有佳，但是最后居然闹到反⽬成仇的地步，为什么呢？传说有⼀个原因是鲁迅偷看他的⽇本弟媳洗澡，是真的吗？先下结论：确实有外⼈的挑唆，但两⼈性格和追求上的根本不同才是失和最⼤的原因确实有外⼈的挑唆，但两⼈性格和追求上的根本不同才是失和最⼤的原因【鲁迅】鲁迅兄弟的正式失和，是从周作⼈于1923年7⽉18⽇写给鲁迅的⼀封信开始的，这封信不长，最关键的是称呼哥哥为“鲁迅先⽣”，并叮嘱鲁迅“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重”。
这⼏句话的分量可谓不轻了，鲁迅读完之后，曾经“邀欲问之”，但是周作⼈不来，于是鲁迅先⽣在26号，去看房⼦，下午收拾书籍，决⼼搬出和弟弟⼀起居住的⼋道湾，六天后正式搬⾛。
【周作⼈】1924年6⽉31号下午，按照《鲁迅⽇记》的记载，鲁迅去⼋道湾的房⼦拿书和⼀些⽤具，刚进门就被周作⼈和他的妻⼦⽻⽥信⼦辱骂殴打，并且打电话叫来了张凤举等⼈，⽻⽥信⼦向他们描述鲁迅的所谓罪状，凡是捏造得不合理的地⽅，都由周作⼈补⾜，接着鲁迅把⾃⼰的书和器物拿⾛了。
⽽根据周作⼈《知堂回想录》的记载，他⾃⼰也曾在⽇记⾥写过⼗个字的关于和哥哥鲁迅⽭盾的话语，但事后被他⾃⼰剪下了扔了。
浔阳咸鱼 历史问答专家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周作⼈夫妻，左下为⽻⽥信⼦】周作⼈和鲁迅两⼈，对⾃⼰兄弟之间的失和的真正原因，在各⾃的⽂学作品及⽣活中⼀个字也没有提及。
只有鲁迅的夫⼈朱安和许⼴平说了⼀些情况，不过都是和家庭中的琐事相关。
他们失和的时候，三弟周建⼈正在上海，没有当场见证，他也认为鲁迅和周作⼈的失和，是出于家庭纠纷，⽽⾮政治⽴场。
【鲁迅、许⼴平及周海婴】在1924年的9⽉，鲁迅的《俟堂专⽂杂集》中有⼀句“被家⾥⽇本⼥⼈驱逐出去”，那么此时⾃然应和⽻⽥信⼦有关；1925年11⽉3⽇，⼜有⼩说《兄弟》，抒写了兄弟间的虚伪。
周氏兄弟为何失和
周氏兄弟为何失和一封奇怪的绝交信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是20世纪文坛最大的憾事之一，也是最大的疑案之一。
周氏兄弟曾经是文坛双星、黄金搭档，最后却闹了个“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永不相见。
失和后，两人都未透露分手的具体原因，后人只能从蛛丝马迹中一点点地寻觅真相。
可以明确的是，事情的突变在1923年7月14日这一天。
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五天后，周作人托人送给鲁迅一封信，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人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看完信后，想请周作人来问个明白，但周作人没有来。
等了一周，周作人还是“不至”，鲁迅准备搬家。
7月26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
下午收拾书籍入箱。
”7月29日，“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
”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事情并没有就这样轻易结束。
鲁迅在1924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周作人自号）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当时的目击者川岛后来在《弟与兄》一文中回忆：“这回‘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是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迁出后的第一次也是末一次回到旧居去。
其时，我正住在八道湾的外院（前后共有三个院子）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里。
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请他进屋喝茶，他就说：‘勿要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
过了一会，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
周氏兄弟：周作人晚年生活的窘困
周氏兄弟：周作人晚年生活的窘困周作人晚年生活的窘困鲁人周作人的晚年生活其实是很简单的。
不过这简单里，还是包含了许多窘困。
原因之一是他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的猜忌。
这有如今所见不多的周作人晚年日记片段可证。
1960年7月1日记有：“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似病又发作”指的便是信子。
信子年青时，便性格乖张，晚年沉疴卧榻越发暴躁猜忌。
周作人自然是首当其冲的最大受害者。
日记中常记有信子病态的情状，“又易作”，“宿疾又发也”，“又狂易大作”。
信子发作时或“恶詈”或“独语”，或“语无伦次”，让周作人“甚感不快”，“又以不快止”，“不快殊甚”。
有时，一天会犯数次，更令他苦不堪言，信子甚至“与用人争闲气”，让他“旁观亦为不快”。
但对此他却只能忍受“不闻对付之”，或自己想法回避“乘十一路无轨电车至北京站一转”，或“避西屋睡”。
实在忍受不了时，只好无奈地提醒自己：“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后当勉作聋哑，或如死人，则尤善矣。
”他也会在日记发泄一下无法扼制的不满：“真不知好歹”，“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
”1962年1月4日，周作人写下了：“下午关于不快的事，今年已决定不再记矣。
”不知是他已疲惫得麻木，还是预感到信子已去日不多。
之后的日记中果然未再出现不快的字眼。
4月6日，信子病重住院，独自留在家里的周作人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住医院的人仍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
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
”翌年，2月20日，信子去世十个多月后，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
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
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别说明，并志感慨云尔。
”“弟兄皆多妻”指鲁迅和三弟周建人因第一段婚姻的不幸，后又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
“外遇”指周作人初到日本留学时房东一位活泼开朗的女孩让他心生暗恋。
历史趣谈：鲁迅和日籍弟媳的隐秘 两人到底发生过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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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鲁迅和弟媳羽太信子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夫妇，但他们是否有过性关系呢？这是好多的人所怀疑的。
《书城杂志》陆续转来一些读者来信，要我谈
鲁迅和弟媳羽太信子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夫妇，但他们是否有过性关系呢？这是好多的人所怀疑的。
《书城杂志》陆续转来一些读者来信，要我谈谈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
大家都己知道，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之情断裂，是鲁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引起的。
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些学者和非学者己作了种种猜测，而到目前为止，他们猜测的唯一根据，是周作人致鲁迅的决裂信。
为便于说明问题，且把这封决裂信的全文抄录于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从这封信看，周作人是昨天(1923年7月17日)突然知道了—件“过去的事”，才写这封绝交信的。
“基督徒”常被认为是忍辱负重的人，所谓“打他的左颊，会把右颊伸过去”。
不是基督徒，就是说不是那种忍辱负重的人。
那么，“过去的事”，在周作人看来，有辱于他，他是决不能接受的。
“蔷薇的梦”似指过去设想兄弟怡怡的大家庭生活长期存在下去，这件“过去的事”，证明那设想的“虚幻”。
现在所看到所醒悟的，或许才
生活常识分享。
兄弟失和的悬案
兄弟失和的悬案北京西城，从西直门向东，西直门内大街与赵登禹路交叉口，往南约一百米，路东有一条狭窄弯曲的胡同，名为八道湾胡同。
进了胡同，向东，绕过十一号的西跨院，你就看到了八道湾十一号的南门。
现在，这条胡同的名字是：前公用胡同。
1923年8月2日，午后，大雨初歇，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腥味。
鲁迅沉默不语，收拾好行装，从这里走出，与朱安黯然离开居住了4年的北京的家，背后射下的，是周作人羽太信子夫妇冷箭似的目光。
鲁迅对朱安说：你或者留在八道湾陪母亲住，或者回绍兴娘家，我会按月寄钱供养你。
朱安的态度很坚决：八道湾我不能住。
绍兴朱家我不想去。
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有人替你烧饭、缝纫、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于是，无话，就走。
两兄弟从此绝交，至死再无往来，成为世纪悬案。
周作人说，关于兄弟失和事件，他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他之所以不予辩解，是因为辩解很难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
1923年7月19日发生了什么？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送去一封信，上书：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5天前，鲁迅开始与周氏夫妇分开吃饭，当天发生了什么，当事人讳莫如深。
周作人没有记日记，30多年后，他应曹聚仁之邀写《知堂回想录》。
书中的第140节《不辩解说·上》和141节《不辩解说·下》，周作人说，关于兄弟失和事件，他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他之所以不予辩解，是因为辩解很难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
“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
(126)军统大案之周作人案
（126）军统大案之周作人案曾澈与抗日杀奸团（二）1938年开学以后，部分抗团成员已经到了升学的年龄，其中一部分考到了北平上大学（此时北平已经被日伪“恢复”为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前的名称——北京，在此忽略不计，仍称之为北平），就此就将抗团的火种带到了北平。
他们是宋显勇（汇文中学）、范旭（新学）、方坼（耀华中学）、黎大展（耀华中学）等4人，均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于是，他们成立了抗团燕京小组，负责人就是宋显勇。
方坼后来回忆说：“我是于1938年暑假参加（抗团）的，当时在耀华中学读书。
秋天，我和宋显勇、范旭等考进了燕京大学，我上的是医预系。
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在沦陷后的北平成了一片孤岛。
我们几个'抗团’成员组成一个'燕京小组’，成员除了宋、范和我外，还有我的姐姐方佩萱等，总共只有五、六个人。
”此后，中日中学的李振英和冯运修相继考入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又吸收了北大学生叶于良，以及伪满汉奸郑孝胥的孙辈郑统万、郑昆仑等，抗团“燕京小组”逐步扩大为北平抗团，其重心在燕京大学。
1939年元旦当天，北平抗团就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刺杀周作人。
周作人，号知堂，生于1885年，浙江绍兴人。
周作人亦是大师级的人物，单以文学成就而论，现代史上没有几个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与哥哥鲁迅一样，周作人也是发蒙于私塾“三味书屋”（这大概是中国最出名的一个私塾了）。
于1901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并在这里学通了英语。
后弃武从文，与鲁迅一道东渡日本，学希腊语，再加上日语，所以周作人光外语就会三门，而且不光是能听会说那种，是可以翻译书的。
1909年，周作人与他在东京所住宿舍的服务员羽太信子结婚，由于树人、作人兄弟本就不富裕，为了省钱好让兄弟完婚，兄长树人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工作。
回国以后，周作人于1918年被北大文学院聘为教授，并创办了东语系，自任系主任。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周作人成为北大“留平教授”之一。
抗战开始以后，北大、清华以及天津的南开大学内迁，先是在长沙组建了“临时大学”，后于1938年在云南组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大。
【名人故事】日本弟媳成为鲁迅兄弟反目导火索
【名人故事】日本弟媳成为鲁迅兄弟反目导火索,1919年，鲁迅到北京已经7年有余，二弟作人来京已两年有余，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二弟作人也成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
兄弟两人工作稳定，经济宽裕，算是在北京稳稳地扎下根来，因此，鲁迅决计把母亲和三弟建人也从绍兴接过来，在北京置个新家，这样全家人团聚一起，可以美美地享受天伦之乐。
离开，无奈而又决绝1919年的2月，鲁迅花了3500元大洋，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处大院子。
当他搬出这座院子时，心里满是伤痛、疲惫和委屈。
可以说，他是被自己最亲的人撵出来的。
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实在想不通，心里非常气懑。
身为周家的长子，由于家道中落，父亲早逝，他早早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特别是对小自己4岁的二弟作人，更是疼爱有加。
这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宽敞豁亮，他早已计划好，后院留给老二和老三住，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幽静宽敞，适合二弟安心读书，也方便小侄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中院留给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住；自己就住到前院的“前罩房”，虽说屋子背光，有些阴冷，可只要全家人能够其乐融融聚在一起，他已经非常满足。
怀着兄弟永不分家的美好愿望，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兴冲冲地营造这个新家。
近乎9个月的时间里，从找房买房、整修房屋到购置家具、栽植花木，以及安装自来水、联系搬家等一切事务，几乎都由他一人包办。
当时，三弟还在绍兴老家，二弟则突然向学校请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一直到8月间才带着妻儿和小舅子羽太重久优哉悠哉地从日本返回北平。
那时八道湾的房屋修缮尚未完工，鲁迅又忙着联系，临时安排二弟一家先住在别人家里，直到11月下旬才搬进八道湾。
12月份，鲁迅又独自一人回到绍兴，认真安排把母亲鲁瑞、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建人等举家迁往北京的诸多繁琐事宜。
对此，鲁迅毫无怨言，只是任劳任怨地扮演着一个老大哥、好大哥的角色。
鲁迅觉得，一个13口的大家庭，虽说不免有些磕磕碰碰，可只要相互体谅，彼此忍让，一切都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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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
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
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
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
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
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羽太信子，周作人可能不会去依附日本人当汉奸，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一、羽太信子的奢侈无度和日本身份是周作人当汉奸的原因之一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
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
但是这毕竟是假设。
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
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
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
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
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
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
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
①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
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
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
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
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
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
受到日本人胁迫时（1939年元旦有特务刺杀周作人，但子弹正好打在腹部的铜钮扣上才没有丧命）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
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
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
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
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
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
（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
……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
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
这种花样，层出不穷。
”②
据周海婴讲：八道湾的房屋高敞，是被称为三进的大四合院。
父亲（鲁迅）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
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
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
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
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
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
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
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
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
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
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
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
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
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
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
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
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
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
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
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
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就这样，父亲也被周作人夫妇逐出了八道湾。
祖母受不了这冷酷的环境，也从此住到了长子的新家。
八道湾这所大宅终于称心如愿，为周作人夫妇所独占，成了羽太信子的一统天下。
③
因此，独自住着八道湾高敞的三进的大房子，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羽太信子，怎么肯放弃这样优越的生活去逃难？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日本的军队，她就更没有必要逃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