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际”、“天人合一”与“天人一也”(赵妙法)

现在，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一般场合，“天人合一”的说法很是流行，并认为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和长处。

当今的学术界的许多大人物都在这样地大谈特谈着。

例如，钱穆先生、季羡林先生和张世英先生都用“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或“主客二分”说中西文化的对立。

1991年，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1991年8月第四期，第93-96页）发表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在这篇文章中，钱先生说：“在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

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

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
“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

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类讲天。

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
钱先生把“天”理解为“天命”，把“人”理解为“人生”。

季羡林先生则不同意钱先生的这种观点：“我不把‘天’理解为‘天命’，也不把‘人’理解为‘人生’；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

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看来在这一点上我同宾四先生意见是不一样的。

”
但是季先生并没有对“天人合一”的说法提出过不同意见，相反地是完全接受了这种说法的：“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则是‘合二而一。

”
“我理解的‘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

”
“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

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

”（以上参见季羡林等编选：《东西文化议论集》（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81-83页）
张世英先生则专门写了一本专著：《天人之际》（人民出版社，1995年）来讨论这个问题。

该书的中心思想是：人对世界万物的基本态度或关系有两种：一是主客二分，一是天人合一（指主客不分，物我交融）。

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为主导。

有了以上这些大人物的宣传鼓动，现在，这种观点已经成了国内学术界很流行的观点，并且似乎已经成了铁板钉钉的不刊之论了：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强调主客二分，主客对立，人是主体，自然界是客体，自然界是人的认识的对象，征服和改造的对象，突出主体性原则；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则推崇“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乍一看，这种观点好象很有道理，并突出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的鲜明对照：西方人只讲主客对立；中国人只讲天人合一。

但是，如果去仔细推敲一下，那么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是很肤浅的！
如果说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只讲主客对立，不讲主客统一，把主体与客体绝对对立起来，那么，难道西方人都是生活在真空中的，能够不依赖客体、不依赖自然、不吃不喝就能活下去的？当然不是！那也是不可能的！西方哲学、西方文化重视主客对立，恰恰表明他们对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有充分的认识，而他们通过认识自然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实质上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统一、合一的一种方式和模式。

因此，西方人强调主客对立，突出主体性原则，只不过是手段而已，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主客体的统一、合一。

而我们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确实非常重视“天人合一”，非常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历朝历代都讲得很多。

但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没有相分，谈何合一，合一必须以相分为前提条件，没有分，怎么合呢？要讲“天人合一”，其默认（不管承认与否）的前提条件是已经把天与人看成是两个东西了。

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可是，很遗憾！我们学术界的大人物们都犯了这个很低级的错误！
关于“天人合一”这种说法，都说出自董仲舒，可是，董仲舒的原话是“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之际”的意思就是讲天与人的关系，那就是说天与人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才有关系可讲，本来就是一个东西讲什么关系呢？因此，先说“际”（分），再说“合”，那就讲得通！可是，不知从何人开始，从何时起（《辞源》没有这个词条，《辞海》有这个词条，但没有讲最早的出处，钱先生、季先生和张先生都没有作过这个考证，在此还要求教于方家了！），不再说“际”，只说“合”，那就讲不通了！事实上，在理学家中，程颢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

”“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0、81页）
董仲舒还说过这样的话：“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

”（《春秋繁露·阴阳义》）在这一段中，董仲舒是从“天人相副”的角度讲“天人一也”的，只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并没有象现在的人简单化地说成“天人合一”，所谓“以类合之”首先就承认了天与人是两个类别，然后再在这两个类别之间作相互类比，才得出“天人一也”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哲学对于人与自然的矛盾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否则，如果说天人本来就是一体的，那还要那么一套复杂的道德上的修养功夫干什么？宋明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就是一个明证！
这就表明了，我们中国哲学要实现天与人的合一的方式和方法是与西方哲学的一套方式和方法完全不同的。

如果说西方人是通过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方式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是通过征服自己改造自己（套用了西方的说法，如果用我们中国哲学自己的术语说，就是“克己”）的方式。

西方人是向外征服的；我们中国人是向内征服的。

这一点梁漱溟先生就已经讲过了。

但是，不管是向外征服，还是向内征服，都不过是实现人与自然统一、合一的手段和途径而已！
也不能说只有西方哲学讲主体性原则，中国哲学不讲主体性原则，而讲客体性原则。

没有主体的觉醒，谈什么对于自然的义务和责任？
因此，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对立，天与人的对立，都要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天与人的合一，只不过统一、合一的方式和模式不同而已：西方哲学要求自然统一到人上去：要求自然来满足人的欲望和需求；中国哲学则要求人合到天上去：克制人自身的欲望和需求来顺应自然的要求。

也就是说，西方哲学用的是科学技术的方法；中国哲学用的是道德教化的方法。

用现在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人强调“从我做起”；而西方人呢？大概要说“从你做起”。

无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还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是如此，中西文化、中西哲学的差别仅此而已！这只要对比一下现代人工降雨与古代的求雨就很清楚了：现代的人工降雨用大炮去轰打老天爷（在实施人工降雨时，是确确实实利用高炮、火箭从地面上发射催化剂的，这是地面作业，当然也可以空中作业，用飞机在云中播撒），强迫老天爷降下雨来，这不是“从你做起”的做法吗？而在古代的求雨仪式中，人们谦卑地葡伏在老天爷面前，那么虔诚，那么毕恭毕敬，与现代人的强盗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古代人认为，天不降雨，那是人自己犯了错误，做了坏事，
是老天爷在惩罚我们，所以，在求雨时，人们要在老天爷面前作出保证：要改正自己的错误，以后不再干坏事，然后就诚惶诚恐地等待着老天爷的恩赐，这不是“从我做起”的做法吗？
近现代西方哲学固然是造成今天的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一也”思想在历史上也没有阻止中原地区的环境破坏。

实际上，环境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可以说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自从有了人，人就面临着环境问题。

这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永恒矛盾的反映。

从理论上讲，我们中国哲学思想中确实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学和环境保护的内容。

但是，过分夸大这种思想的实际作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相反地，正因为中国哲学片面强调“爱物”而不重视“宰物”，导致我们二千年来物质文明没有明显的进步，科学技术也停滞不前以致到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

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讲“征服自然”，讲“改造自然”本身并没有错，大自然并不只有仁慈的一面，也有其残酷的一面。

在有些时候，有些场合，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自然灾害面前，人就是要去征服自然，就是要去改造自然，否则，人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当然讲过了头，也会适得其反。

现在，西方哲学就讲过了头。

但是我们中国哲学就讲得不够，远远不够！“过犹不及”！不及与过头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说西方文化、西方哲学有向我们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向西方学习的东西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