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策》的纵横家

1 绪论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代，而纵横家则是这个时代最活跃的一群人物。先秦名作《战国策》“三十三篇，分别叙述了战国时代二百四十五年间的事，上承春秋，下至秦并六国。”[1]所记述的主要是这些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倡导的政治主张和开展的外交策略，是最富有战国时代特征的文章，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纵横家多为策辩之士，可称为中国历史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以不烂之舌游说谋划，以纵横之策救危解难，在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阶段上创造了无法超越的智慧。

刘歆《七略·诸子略》第一次将纵横家与儒道法墨等家相提并论；《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韩非子·五蠹》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虽然事实上，纵横家在当时社会所取得的政治军事外交上的作用不可小觑，甚至是举足轻重，曾“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但由于他们朝秦暮楚、士无定主、反复无常，没有像其他诸子那样拥有自己成熟而稳定的思想系统，师承关系也不像儒道墨法那样准确清晰，所以后世人们对纵横家的观念并不普及。纵横家的开山鼻祖是鬼谷子，曾授苏、张、孙、庞四大弟子，皆战国时代的风云人物，如苏秦、张仪，孙膑、庞涓、乐毅、范雎、邹忌等，都是《战国策》中描写记载的纵横家。本文欲从《战国策》中的纵横家入手，结合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研究他们出现的原因，分析《战国策》对纵横家的人物塑造方法以及代表纵横家的个人色彩，从文学角度揭示纵横家独特贡献。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2 纵横家的隆重登场

纵横家作为特殊群体以谋略直接影响列国外交乃至政治为名，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地位却难以与其他各家相比，他们的出现和发展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有清楚纵横家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加了解《战国策》中的纵横家。吕晓富在《纵横家起源探析》谈及纵横家的产生时认为：“除了刘歆提出的‘出于行人之官’外，还与游说和养士之风的兴盛以及私人讲学授徒风气的形成有关。”[2]本段试图从纵横家的历史渊源、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统治者与纵横家之间

的彼此需要四个方面来探求纵横家兴起的原因。

2．1 深刻的历史渊源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行人之官初设于西周，有大行人和小行人之分。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小行人则“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他们从事外交官的一部分工作，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还不算真正的外交家和纵横家。

孔子曾评论行人可以“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这些行人除了能用聪慧伶辩的口才出色的出色完成外交使命，还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所属国利益。例如《左传》中记载的“烛之武退秦师”[3]“吕相义绝秦国”[3]等，皆流传青史与人歌颂。战国时有些诸侯国中行人还有存在的。《楚策二·魏相翟强死》载：“为甘茂谓楚王曰:‘故王不如与齐约，相甘茂于魏。齐王好高人以名，今为其行人请魏之相，齐必喜。’”《赵策二·冯忌请见赵王》记：“冯忌请见赵王，行人见之。”

在对外活动中，行人们有胆识、有智谋、有口才，谨言慎行，随机应变，不但成功地承担起救国家于水火的重任，还创造出精妙的外交艺术，开创了外交人员的优良传统。

2．2 兴起的讲学之风

春秋战国时期办学方式的变化直接促成诸子兴起、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的大繁荣，绵延壮观的授徒风气是各家层出不穷的源泉。

春秋后期，官家教学的格局被打破，一些思想家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对象向平民发展，私人讲学授徒之风逐渐兴起并日益繁荣。当时著名的学者孔子高徒有72人，其他各家如庄子、墨子、韩非子也无不开堂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无数新兴的知识分子如春笋般崛起，他们渴望弛财骋欲，建功立业。

正像被这种流行培养出的儒道墨法等各家学说传人一样，一代又一代纵横家也因此繁荣。口利辞雄的子贡是孔子著名的学生之一；吴起也从师曾子，最后游说成功权倾朝野。到了战国中后期，纵横家更加活跃数量有增无减，苏秦、张仪，公孙衍、鲁仲连、乐毅、范雎、邹忌等《战国策》中叙述记载的人物纷纷登上历

史舞台。《战国策》中最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均师从过鬼谷子，秦国的纵横家范雎、甘茂，都学过“百家之说”，知“五帝三代之事”。这样开放自由的私人讲学之气，加快了纵横家登上历史舞台的步伐。

2．3强烈的政治需要

《刘向书录》中记载：“道德大废，上下失序”，“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需求是纵横家的大量产生最直接的原因。各国的诸侯贵族为了达到称霸的目的不惜花费大量财力，重用门客，提拔游士，让他们为自己出谋划策，结盟游说，以补充自身实力上的不足，于是礼贤下士就成为了一种社会流行。

《史记·秦本纪》记录，战国前期，三晋夺秦西河地，于是秦孝公宣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4]到了公开兼并战争的战国时代，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门养客为荣，养士已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的社会风气。《战国策》中记录在内的，从战国初期的赵襄子、魏文侯及以后的赵惠文王、燕昭王、“战国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秦相吕不韦、燕太子丹，门下都收养有千人以上的门客，其养士之规模也是春秋时期难以望其项背。正是这样广阔的舞台，使得《战国策》纵横家们的政治表演更加精彩纷呈。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2. 4热切的个人追求

不仅君王需要纵横家，纵横家也需要依附统治者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各国招揽的游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士”分化而来的，随着社会变革的开展，贵族等级制度开始瓦解，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便开始奔波在各国地域之间，游说于国君卿相之列，“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刘向书录》），甚至当中一夜之间通过游说而由布衣成为卿相者比比皆是，“左右倾侧”“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书录》）。他们不仅对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地理、人文风俗耳熟能详，对各诸侯国之间尔虞我诈、机关算尽、纵横交错的关系更是了如指掌。

自孔子携弟子遍游列国开游说之始端后，处不同立场和执不同观点的游士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