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关于士人在传统中国地位与功能相关论述的基本范式。
余先生接续钱穆先生的衣钵，继而发扬光大之。
这本书不只是作为学术论文的典范，也有余先生化不开的士人情怀与文化中国的情结在。
“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对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等状况的形成有着无可替代的贡献。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个阶层的内涵、外延以及禀赋都在发生着变迁，不仅仅与政治密不可分，对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影响更是深远。
《士与中国文化》较为全面权威地为我们解剖了这些内容。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整体上看，“士”的形成及演变在中国历史上也确然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
”“我们如果要追溯历史，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
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士是中国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独特的阶级。
我们可以粗略地说士是我国的知识分子。
可是这并不是士所包含的涵义。
以及士，士大夫，士君子等一系列的称谓所代表的阶级群体，文化思想,都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士文化。
士属于知识分子阶层，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一种政治力量。
士与知识分子是两个概念不完全相同，后者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是指社会知识与智慧的承担者；前者却兼有伦理学的上的意义，它同时也是社会道德的承担者。
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所以传统文化中士的标准就是儒家的道德标准。
“仁”是儒家的最高境界，所以达到了“仁”的境界的人，可成为“完人”，孔子把它定为士的最高标准。
其实，士还有其一般标准，那就是“内圣外王”，自强独立。
这里面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严格地加强自身道德与文化修养，即“内圣”；二是要有入世精神，为社会做贡献，即“外王”；三是在精神上要独立，如“士可杀不可辱”等价值观长期以来被人们认同。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篇一：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士与中国文化》①读书笔记序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知”，认为他们是人类得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等）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自序第2页“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实际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
自序第2页康德“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之上运用理性”，乃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自序第4页古希腊哲学家是否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承的？答曰：“否。
”古希腊哲学家向往的是“静观的人生”（由希腊文“理性”翻译而来），即以静观冥想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们虽重视理性，但他们的“理论理性”不屑用于康德所谓的“公共事务”上，也就是说他们冥想的理论并不是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是“行动的人生”，即把他们所研究出来的理论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旨在用实践来改变世界。
自序第5—6页基督教教士与古希腊哲学家有什么不同？与近代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关系？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全世界。
从积极的一方面看，它在中古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基督教的教士之中有人教化了入侵的蛮族，有人驯服了君主的专暴权力，更有人发展了学术和教育。
显然和希腊的哲学家不同，他们做的正是改变世界的工作。
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对奴隶制度提出怀疑，中古教士则明白的宣称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就文化和社会使命而言，欧洲中古的教士确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一面。
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有严重的反知识、轻理性的倾向；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于上帝的“启示”之前。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今年的读书活动，我在党校的推荐读本书目中看到一本书——《士与中国文化》。
这本书的名字很快吸引了我的兴趣，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叙述的主要对象就是‚士‛。
那么究竟什么是‚士‛，与中国文化又有怎样的一些联系？
这本书的作者余英时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史学家，一位以中文写作为主且专注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学者，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华裔学者获此奖的第一人。
余教授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书的序言中阐述了‚士‛的现代意义：‚‘士’在古代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余教授引用了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
‛而且它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并且‚超越个人的私立之上的‛
关于‚士‚的起源，书中所记‚‘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
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
到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
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
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
士与中国文化内容概括
士与中国文化内容概括
“士”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历史意义。
“士”的本意是指古代男子，尤其是武士。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观念。
士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非常崇高，被视为社会的精英和楷模。
士阶层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密切相关。
儒家文化强调道德修养、礼仪规范和社会责任，这些价值观在士阶层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实践。
士阶层不仅在文化领域有着重要的贡献，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等都出身于士阶层。
总之，“士”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士”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民不断追求卓越、担当社会责任。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士与中国文化》是余英时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部作品中，余英时将对汉学的研究置于与世界其他文明共同演进的大背景下，强调中国文明发展的连贯性和特殊性，这是有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的学者们特有的眼光。
这与“唐宋变革论”的争议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内藤湖南的“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更是斩钉截铁地划定了唐宋这个历史节点的特殊性。
然而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在时间上难以割裂，唐宋的变革基础是承袭前朝的制度而来。
不是割裂，而是强调，是在历史长轴中勾勒出唐宋这一环。
《士与中国文化》充分体现余英时要“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力图整理岀中国士人思想变化的脉络的思维。
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人，启发和影响了他在汉学研究的思维和观点。
余英时师从钱穆，他的作品，从学脉上或者学术关注情绪上，都有钱穆的印记。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他的不少观点是对老师的研究的重新思考和发扬光大，《士与中国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西学方面，余英时于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
在访谈中，他说自己从杨联升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受益颇多，能将思想放到整个社会经济、历史的背景下来看，希望尽量用想像力来还原历史，思考一种制度如何诞生，在运用中会发生什么问题，而不光在材料上做文章。
《士与中国文化》开篇自序中，余英时从历史比较的观点上，将中国的士与西方的知识分子作对比。
其中西方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其基本性格与中国孔子所揭示的“士志于道”极为相似。
而“在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即是将所学用于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与维护社会基本价值，都是“士”的重要的特征。
余英时本人也认同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责任和价值，尽管自称对政治只是“遥远的兴趣”，但却时常发文评论时政、文化，对于台湾服贸争议和香港游行等公共议题，他均有发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1、俳优并非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二者存在身份上的重叠，如东方朔。
2、俳优的说话方式——嬉笑怒骂，讽刺等为文人所借用，如苏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3、文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意见的，被称为狂士，狂士说真话而见弃，或有被杀的危险，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4、三代而至周，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而“道”不兴，因此才有了知识分子来承担“道”，懂礼仪的士人来传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是第一位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与帝王的“势”有相互依存亦相互对立的关系。
帝王需要“道”来增强“势”，维护“势”的合法性，因此有时会采取一些措施保证其为己所用。
但知识分子的道没有可靠的途径保证自己的地位，只能依靠知识分子的人格。
因此“道”很容易屈从于“势”，但只是分子为此做出很多努力，才会出现中国强调“德”与知识分子自身修养的做法。
思考和总结：春秋制度解体，士的解放同时亦是其经济基础的消失。
春秋战国的士因此才需要去游说，希望自己的学说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如孔、孟这样的士，因为政权的需要而论道，他们纷纷解释什么样的道才是最好的。
士的这种责任感从何而来呢？试回答：古代的读书人都习礼、乐等，从旧制度的动摇中而解脱出来的贵族，都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天然地继承了这种使命。
△《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1、循吏对文化的传播，传播儒家大文化，传至边区，保证了虽国灭但大一统或对汉文化的认同仍在。
所以中国文化及传统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2、循吏的这种教化，导致文化中“师”重于“吏”，“教”高于“政”，中国文化重于传教，不重求源。
3、①大传统代指精英文化或上层文化，小传统代指通俗文化或未受正式教育的一般人。
中国大小传统之间的顺利流通，“雅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②观风采谣是为了理解各地不同的“小传统”，以利于推行风化政策，即文化统一，同时限制皇权。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意义并不单纯。
觉民行道,任重道远——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9神州文化觉民行道，任重道远——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杨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余英时先生将“士”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呈现“士”的精神风貌，其中很多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当今社会的“知识分子”仍然有很深远的影响。
“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我们要在批判中去去启发当今的知识群体来促进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
一、士的起源与演变春秋战国之际，周代封建秩序崩坏，“士”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士”的地位逐步从贵族的末席转变为平民的首座，过去那种“有职之人”的“士”成为自由流动的“游士”。
而起于文化秩序崩坏的“哲学的突破”则使原来有职事而无更高的精神凭籍的“士”发展了自己的精神凭籍，即所谓的“道”。
因此，余英时先生用孔子的“士志于道”来概括其基本特征，指出中国的“士”作为一个特有的“社会阶层”以“道”自任，他们的人生追求是治国、平天下。
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与思想上这一传统的认识，余先生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明道救世”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实际上也应该成为我们当今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
但是，对于余先生把“士”当作一个社会阶层这一点，我并不认同。
应该用“群体”来代替“阶层”这一说法，“社会阶层”这一说法把“士”这一概念及范围太过局限化，因为“道”的重任虽在“士”的身上，但是它的实现却是社会上人人分内之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纵观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只是文中所提的“士”，草根阶层也大有人在，群众力量功不可没，正所谓“高手在民间”。
二、“士”处在道与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关于“道”尊于“势”或“势”尊于“道”的争论从未停止。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用一种超越的“道”来批判现实世界，尤其是儒家之“士”坚持“道”高于“势”，主张用他们的“道”来纲纪世界。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①读书笔记序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知”,认为他们是人类得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等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自序第2页“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实际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
自序第2页康德“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之上运用理性”,乃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自序第4页古希腊哲学家是否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承的?答曰:“否。
”古希腊哲学家向往的是“静观的人生”(由希腊文“理性”翻译而来,即以静观冥想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们虽重视理性,但他们的“理论理性”不屑用于康德所谓的“公共事务”上,也就是说他们冥想的理论并不是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是“行动的人生”,即把他们所研究出来的理论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旨在用实践来改变世界。
自序第5—6页基督教教士与古希腊哲学家有什么不同?与近代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关系?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全世界。
从积极的一方面看,它在中古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基督教的教士之中有人教化了入侵的蛮族,有人驯服了君主的专暴权力,更有人发展了学术和教育。
显然和希腊的哲学家不同,他们做的正是改变世界的工作。
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对奴隶制度提出怀疑,中古教士则明白的宣称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就文化和社会使命而言,欧洲中古的教士确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一面。
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有严重的反知识、轻理性的倾向;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于上帝的“启示”之前。
2019-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word版本 (5页)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所得，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予以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修改文字！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涵深厚，下面是小编带来的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欢迎阅读!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1】余英时先生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陆陆续续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全书浏览一遍，其中许多地方不乏是跳跃式的阅读，即使这样，自己从中也得到许多启发。
其中最深的就是对文言文教学的起始段设在何处的思考。
本人也曾在中学和师范学校里读过一些文言文，但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文言文引文时，深感吃力。
有的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是囫囵吞枣，还有的只能是浏览后跳过，这对文章的整篇语义、语境往往会产生曲解，这样的读书应该是不科学的，然反观“70”“80”“90”后的人，文言文对他们的普及程度似乎更弱，欣闻此次高考有一学生用古代骈体写了一篇得高分的作文，像这样的学生是否应该得到保护，因为他大学的专业似乎与他的爱好并不相一致。
由此我产生这样的思考，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是否要前移，毕竟这是我们的国粹，从上一例子中也可得出，多读文言文的作品对文学素养的养成也是有利的，宁可压缩一些其他篇幅的学时，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多多普及，这为今后的学习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不知我的见解是否有失偏颇。
这是题外话，暂且打住。
应该说本人尚算一个读过一点书的知识分子，按照意大利思想家、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那本人也就忝列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了，当然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史上的“士”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
他认为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和我差不多)，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一，全文综述余英时先生首先从不同的资料和古书中剥离他人对这一论题的见解，然后一一加以评论或修正。
如说文解字中说“推十合一”、“士，事也”，他补充说，以“事”训“士”太过宽泛，而“推十合一”“通古今，辨然否”等定义则仅适用于发展至定型阶段的士，而非士的原始意义。
而“士即农夫”的说法，恐怕过于古远。
在士的起源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士原为武士。
于先生认同顾颉刚先生勾勒的士之起源的历史轮廓，但认为其对于士的转化的看法仍需补充。
而后，他从古书史料中总结得出关于士的起源的结论。
综合《孟子》《礼记》及金文中的记述，原本士是低级贵族，处于大夫和庶人之间，且后来，随着传统封建秩序逐渐走向解体，士与庶人的地位趋于平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阶级流动，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人的上升，士的人数也随之大增，导致士阶层的社会性格发生了基本改变。
而根据几条引征古文的时间集中在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之交，可知各国的剧烈政治斗争和封建阶级制度的崩坏的发生，也促成了贵族下降、庶民上升，士阶层的扩大。
余先生根据一段《战国策》中描写一个“四民杂处”社会的文字，分析出这样一个四民社会的成立不是短期形成，而必须以士从底层贵族转化为高级庶民为前提，直到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
士的身份由此被确定在“民”的范畴之内：他们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因而这些有学问有知识却没有固定职位的人开始寻找就业方式，即入“仕”。
因而“仕”是伴随士民而来，士民的出现真正标志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兴起。
在士的文化渊源上，余先生认为，顾颉刚对武士到文士的转变论证虽已被多数人接受为定论，但其中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对他的看法进行修正和补充。
由古文记叙可以看出，古代贵族所接受的教育是文武合一的，贵族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
而到了后期贵族开始“不知礼”，也表明贵族时代走向没落。
而士的形成也非从武士蜕化而来，而是自有文化渊源。
此外，在士阶层的发展上，余先生认为，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在于社会变迁有关的同时，更与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关。
士与中国文化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学生：王瑶作者余英时先生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先后师从钱穆、杨联陞二位先生，熟知世界历史。
以中国古代的士阶级为入手点，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士与当今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士阶级的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联以及中西方知识分子在自我使命之间的差异，进一步阐述士这个特殊的历史阶级在萌芽，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对社会的影响，品味这个阶级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沉淀的独特的个性魅力。
本书中作者并没有直接论述观点，而是以当时历史文献为依据，用当时的历史情境还原给读者自由思考的空间，作者抓住了士的两个特点。
一、与西方对比，士把“道”当做自己的独特使命，他们“无恒产而有恒心”超越个人而对社会的发展有推动的意义。
二、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统治阶级士的不同发展历程。
这本书读者不仅可以自己通过史料品味和感受，以史为鉴，更启迪当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治世风骨和入世情怀。
《士与中国文化》以朝代为叙事线索。
首先，追溯士的起源，早在春秋早期，就出现了游士，但是当时的士与庶人之间的界限还不明显。
之后，在战国时期，经过激烈的战事，游士逐渐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到秦统一前后，士逐渐被统治阶级转换吸收，成为最低级的统治阶级。
到汉代，士又被统治者任命为循吏，旨在教化人民。
士与统治者的关系逐渐加深，西汉末期王莽夺政，主要的支持者就是已经发展壮大的士阶级，但是王莽改革触动了士阶级的利益，导致其失败。
从中可以看出经过两个王朝的发展，士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
到魏晋时期，由于统治黑暗，报国无望，许多知识分子都归隐山林，佯狂而抨世，传承着初秋时期的俳优寓严肃的批评于嬉笑怒骂之中。
到宋代士大夫更多的参与到了政治生活中，一直到明清王朝灭亡，士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下面我主要以魏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士的表现以及社会礼教的变化，表达我对士的看法。
在东汉末期王莽夺政靠的就是当时已经发展壮大的士阶级，士已经从春秋的游士，转变为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的群体。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以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以士与中国文化》是一部描写中国古代士人生活的文学作品，作者通过对古代士人的生活、思想和境遇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古代
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士人精神的伟大价值。
在书中，作者通过对士人的生活方式、修养和品格的描写，展
现了他们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理想。
士人不仅注重修身养性，更注
重修养心灵，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追求道德、智慧和仁爱，追
求内心的宁静和心灵的净化。
他们不为功名利禄所动，而是追求内
心的平和与道义的坚守。
这种崇高的品格和精神境界，深深地吸引
了我，让我对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此外，书中还通过对士人与社会的关系、士人与文化的关系的
描写，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士人不仅是道德的楷模，
更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
他们通过对经典的研读和思考，传承
和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又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作品，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书中，作者通过对士
人的学识、文化修养和文学艺术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
大精深，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通过阅读《以士与中国文化》，我对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活和精
神世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古代士人的高尚品格和崇高理想，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更加珍视和热爱中华传统文化。
希望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不断深入了解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让这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当代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士与中国文化 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是十二篇历史论文的集合，主要探讨了“士”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在引言中，余英时先生通过与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的对比，定义了“士”：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承担着传承文化、维护基本价值的功能。
他们超越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发展着对全社会的关怀；他们“无恒产而有恒心”，贯穿了超越性和理想主义精神。
明道救世的使命感让他们超越了学者—地主—官僚的组合体，显出了宗教式的情操……首先，余英时先生探讨了士的兴起与发展。
知识阶层来源于有着文化渊源的春秋贵族，在春秋时期封建秩序解体时兴起，他们因当时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独立性，最终形成了四民社会。
“哲学的突破”之后，中国的知识阶层以道自任，持“道”抗“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政统要靠道统给予合法性，而知识分子正是“道”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形成了与君主的师友关系，并可以批评政治以达到重建人间秩序的目的。
春秋战国直到西汉前期，下层知识分子以食客游士的方式存在，形成一种自由的舆论力量，对政治产生了影响。
然而大一统政府无法忍受他们游离于秩序和政治权威，最终游士阶层与独立王国一道消失了，也正是从此之后，道无法与势再相抗衡。
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批判性的传统，这种传统部分地来源于俳优的“狂”的外在保护，也依赖于“修身”的内在保证。
在“势”的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宗教作为外在支撑，只能“内圣”，以内在修养做道的保证。
除此之外，儒家也向外寻求客观基础，如董仲舒的天和程朱的理。
总的说来作者认为，在这两种传统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才得以不绝如缕。
作者认为汉代的循吏对于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他们是“教化之吏”，在大传统（精英文化）和小传统（通俗文化）之间游走交流，传播了文化，以期实现其德治、礼治的理想。
他们处在“政统”与“道统”的交叉点上，因此，作者希望以对循吏和吏道观的分析来折射时代的政教关系。
读后感：《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读后感：《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今年的读书活动，我在党校的推荐读本书目中看到一本书——《士与中国文化》。
这本书的名字很快吸引了我的兴趣，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叙述的主要对象就是“士”。
那么究竟什么是“士”，与中国文化又有怎样的一些联系？这本书的作者余英时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史学家，一位以中文写作为主且专注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学者，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华裔学者获此奖的第一人。
余教授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书的序言中阐述了“士”的现代意义：“‘士’在古代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余教授引用了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
”而且它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并且“超越个人的私立之上的”关于“士“的起源，书中所记“‘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
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
到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
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
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
‘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阶段，同时也是最高阶段。
“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一，全文综述余英时先生首先从不同得资料与古书中剥离她人对这一论题得见解,然后一一加以评论或修正。
如说文解字中说“推十合一”、“士,事也”,她补充说,以“事”训“士”太过宽泛,而“推十合一”“通古今,辨然否”等定义则仅适用于发展至定型阶段得士,而非士得原始意义。
而“士即农夫”得说法,恐怕过于古远。
在士得起源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士原为武士。
于先生认同顾颉刚先生勾勒得士之起源得历史轮廓,但认为其对于士得转化得瞧法仍需补充。
而后,她从古书史料中总结得出关于士得起源得结论。
综合《孟子》《礼记》及金文中得记述,原本士就是低级贵族,处于大夫与庶人之间,且后来,随着传统封建秩序逐渐走向解体,士与庶人得地位趋于平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阶级流动,上层贵族得下降与下层庶人得上升,士得人数也随之大增,导致士阶层得社会性格发生了基本改变。
而根据几条引征古文得时间集中在公元前六世纪与五世纪之交,可知各国得剧烈政治斗争与封建阶级制度得崩坏得发生,也促成了贵族下降、庶民上升,士阶层得扩大。
余先生根据一段《战国策》中描写一个“四民杂处”社会得文字,分析出这样一个四民社会得成立不就是短期形成,而必须以士从底层贵族转化为高级庶民为前提,直到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
士得身份由此被确定在“民”得范畴之内:她们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得状态,因而这些有学问有知识却没有固定职位得人开始寻找就业方式,即入“仕”。
因而“仕”就是伴随士民而来,士民得出现真正标志着中国知识阶层得兴起。
在士得文化渊源上,余先生认为,顾颉刚对武士到文士得转变论证虽已被多数人接受为定论,但其中仍有自相矛盾得地方,对她得瞧法进行修正与补充。
由古文记叙可以瞧出,古代贵族所接受得教育就是文武合一得,贵族都具有较高得文化教养。
而到了后期贵族开始“不知礼”,也表明贵族时代走向没落。
而士得形成也非从武士蜕化而来,而就是自有文化渊源。
此外,在士阶层得发展上,余先生认为,古代知识阶层得兴起在于社会变迁有关得同时,更与学术思想得发展有关。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以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以士与中国文化》是一部描写中国古代士人生活的著作，作者通过对古代士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进行深入的探讨，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精神的重要性和价值。
这部著作不仅让我对中国古代士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士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仅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深厚的学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道德、艺术和文化的追求。
他们不仅在文学、诗词、书法等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以士与中国文化》中，作者对古代士人的生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揭示了他们的高尚品德和精神追求，让我对古代士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士人精神强调的是道德、修养、忠诚、孝顺等传统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以士与中国文化》中，作者对士人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了士人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和价值。
通过对古代士人的生活和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当代社会，士人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社会，我们需要弘扬士人精神，让这种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力量。
士人精神所强调的道德、修养、忠诚、孝顺等传统价值观念，对于当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通过学习古代士人的精神追求，我们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更好地应对当代社会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
总的来说，读完《以士与中国文化》这部著作，让我对中国古代士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通过对古代士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进行深入的探讨，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精神的重要性和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当代社会，我们需要弘扬士人精神，让这种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力量，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2022《史记与中国文学》读书笔记
《<史记>与中国文学》读书笔记初看史记，只觉惊艳，用“讲故事”的方式来阐述历史，打开了纪传体史学的大门，让历史变得鲜活而生动，不再是乏善可陈的枯燥记录。
直到读到《<史记>与中国文学》这本书，才明了《史记》出现的必然以及《史记》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
追根溯源，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史传类文学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分类来讲，记言有《尚书》，记事有《春秋》，后来更是出现了以编年体记录历史的《左转》和国别体的《战国策》、《国语》。
但像《史记》这样，以人物为中心展现历史的，《史记》还是头一个，是司马迁的首创。
这种记录方式，可谓是既有《楚辞》的刺喻古今与浪漫的诗意魅力又有《诗经》的写实与真挚。
并且他的文体也受到战国时期散文的影响。
这种融合正是在国家统一，文化大一统的背景下所形成的。
同时也和司马迁本人对文学的定义有关。
早期，其文学理念为“言志”和“抒情”。
但在后期的实际创作过程中，站在后代人的角度，想要将千变万化的历史以单独人物视角呈现并非易事。
于是司马迁将二者结合，言志与抒情相辅相成方能不失主角的主观情感又兼顾后代人对历史的美刺，“成一家之言”是他著作过程中时刻谨记的准则。
这种追求可谓是言志抒情的最佳表达方式。
《史记》一改史书冰冷，枯燥的记录方式，将人作为历史的主体，这种文学观是与他本人的世界观和政治观有着极大的联系。
《史记》中渗透着多重的人文精神——有逆流而上，不屈不挠的进去精神，有面对苛政酷吏，奋起抗争的反抗精神，有忍辱含垢，卧薪尝胆的隐忍精神，有反对暴君，支持真善美的人道主义精神，有舍生取义，甘愿风险的大无畏精神。
《史记》中的人物无一不有血有肉，从对人物的多重行动，语言的描绘来侧面展现出人物精神。
这种对人物刻画的把握，为后代文化提供了典范。
提到传记，必然要涉及到记叙和描写。
人们常说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这一文体的鼎盛时期。
而早在汉代，明清时期小说中所运用到塑造人物的手法，在《史记》中早已运用，从唐传奇到元曲再到明清小说都能从中发现《史记》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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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中国文化》①读书笔记序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知”，认为他们是人类得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等）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自序第2页“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实际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
自序第2页康德“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之上运用理性”，乃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自序第4页古希腊哲学家是否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承的？答曰：“否。
”古希腊哲学家向往的是“静观的人生”（由希腊文“理性”翻译而来），即以静观冥想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们虽重视理性，但他们的“理论理性”不屑用于康德所谓的“公共事务”上，也就是说他们冥想的理论并不是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是“行动的人生”，即把他们所研究出来的理论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旨在用实践来改变世界。
自序第5—6页基督教教士与古希腊哲学家有什么不同？与近代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关系？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全世界。
从积极的一方面看，它在中古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基督教的教士之中有人教化了入侵的蛮族，有人驯服了君主的专暴权力，更有人发展了学术和教育。
显然和希腊的哲学家不同，他们做的正是改变世界的工作。
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对奴隶制度提出怀疑，中古教士则明白的宣称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就文化和社会使命而言，欧洲中古的教士确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一面。
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有严重的反知识、轻理性的倾向；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于上帝的“启示”之前。
这便和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背道而驰了。
自序第6—8页总而言之，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代表着一种现代精神。
和基督教的传统不同，他们的理想世界在人间不在天上；和希腊的传统也不同，他们所关怀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
自序第7页①①余英时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的“士”，就其重视知识而言近于古希腊的哲学家，但就其“仁以为己任”及“明道救世”的使命感而言他有兼备了一种基督教的宗教情操。
“士”是随着中国史个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
“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为“士大夫”。
“士”的超越性是指超越了其社会属性，通常把士看作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什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完全不能超越。
所以士可以是官僚，然而，他的功能并不尽限于官僚。
如汉代的循吏在奉行“三尺法”的时候固然是吏，而在推行教化时却已成为承担文化任务的师了。
自序第8—9页第一章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士的起源：关于士的起源的讨论，大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
——第6页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低位在大夫和庶人之间。
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
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
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
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
——第9-21页从孔子到孟子这一个世纪之中，士阶层的发展最为惊人。
一方面士已成为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集团，另一方面此集团本身又发生了学术的分化。
顾颉刚先生《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言之最详。
关于士的论述，此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节录如下：儒家以孔子为宗主，今试就孔子家庭及其门弟子言之……足见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
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寖假而羞言戎兵，寖假而惟尚外表。
……以与春秋之士较，画然自成一格局，是可以飐士之风之丕变矣。
……——第7页这两段文字细细读来确觉得与作者的观点有相矛盾之处。
前一段说“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是说当是的士乃是文、武兼备的，后一段文字也包含有士初为文、武兼备的意思，只是后来渐不习武，专注于内心的修养，渐成文士。
这就不能说明文士是由武士转化而来的。
所以此说有待进一步考证，关于文士之形成，余先生在书的第26—33页企图从思想文化文化的角度作进一步的考证。
概括而言大致有二：一、作为官方最高标准的礼乐的崩坏，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政治环境的需要，促使许多人弃田圃而随文学。
知识分子阶层具体而言应指的是“文士”，这则材料道出“文士”形成于孔子之后，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形成于孔子时代。
——第21-26页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
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
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学术的总汇。
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所谓“哲学的突破”。
——第26页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
哲学的突破：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
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
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第28页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
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
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
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为礼乐的批判者。
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
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
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
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
——第29-30页“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为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分化后的知识阶层主要成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
“哲学的突破”导致不同学派的并起，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
这三点都足以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了解。
——第31页士与道：儒家思想对于新兴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孔子认为“士志于道”，乃是强调士的道德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的依据，即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厉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
——35页先秦的士以“道”自任，受到时君的尊重主要也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道”。
——45页诸家论“道”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
儒、墨在“王官之学”解体之后，极力要争取“道统”上的正宗地位，他们并不承认“道”是他们创建的，他们强调的“道”都是“法先王”而来的。
——46页中国古代“道”的另一特征，为“人间性”，中国古代之“道”，比较能够摆脱宗教和宇宙论的纠缠。
中国没有古希腊那种追究宇宙起源的思辨传统。
——48-49页中国“道”的人间性的另一个特点，即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
——50页养客和游士：战国晚期，士人数激增，流品也日益复杂。
例子：平原君的门客是分级别的，冯驩和毛遂的故事。
——70-72页秦汉以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这个变化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士和宗族有了紧密的结合，称之为“士族化”；二是士和田产结下了不解之缘，称之为“地主化”或“恒产化”。
大一统帝国是不能容忍游士的过度活动的。
——77页第二章道统与正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基本特征：第一、构成条件不是阶级，而是其所代表的道。
第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恺撒的事；后世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观念都是从这里滥觞出来的。
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
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
第四，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
此外便别无可靠的保证。
中国知识分子自始即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107页第三章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
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做“道”的保证。
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儒家的最初与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上面。
不但《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地揭示了儒学的方向，《中庸》也同样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126页知识分子虽然自始便有重视“修身”的传统，绝不能因此肯定他们都在精神修养上有了真实的造诣。
事实上，世主也以此为取“士”的标准。
“修身”既人于利禄之途就必然不免要流为虚伪。
——127页第四章汉代循吏与文化的传播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即中国文化的雅和俗两个方面。
一方面固然相互独立，另一方面也不断地相互交流。
所以大传统中的伟大思想或优美诗歌往往起于民间；而大传统既形成之后也通过种种管道再回到民间，并且在意义上发生种种始料所不及的改变。
汉代以后大小传统逐渐分隔。
——137-139页循吏的身份特殊功能：儒教在汉代确居于主流的地位，但是儒教对汉代国家体制，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影响是比较表面的，法家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
对孔子和儒家而言，文化秩序是第一义的，政治秩序是第二。
循吏兼“吏”与“师”的双重身分，这双重身分可以称之为“政统”与“道统”。
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互相支援，一方面又不断发生矛盾。
汉代的循吏恰好处在这两个传统的交叉点上。
——168页第五章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士的影响力的体现：东汉政权的建立实以士族大姓为社会基础。
光武集团之所以能在群雄并起的形势下获得最后的胜利，除刘秀个人的身世，及其所处的客观环境较为有利外，它和士族大姓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协调，显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不可否认，士族在当时社会上确实起着主导的作用，大姓跟着士族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