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说法探源

四大文明古国说法探源

“ 四大文明古国”指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据我所查阅到的文献资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定型的。

1924年，陆懋德在《中国第一篇古史之时代考》一文中，评论韦尔斯(Wells)的《世界史纲》时写道：“吾国为东方最古之民族，此为世界所公认者也。……此书于中国上古文化之开始，虽未能详定其时代，然已明言‘当阿利安人 (Aryan) 语言生活传布东西之时，其他文化甚高之民族，已存在于埃及、米索怕土迷亚，或中国及印度’。此于中国虽用疑词的‘或’字，然固已不能不承认中国之文化与埃及、嘉尔地、巴比仑同一远古也。”

差不多同时，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引证日本学者浮田和民《西洋上古史》论迦勒底、亚述、巴比伦、埃及的兴衰年数，柳诒徵得出这样的看法：“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之，中国独寿。”

柳诒徵此文，是迄今我所见到关于“四大文明古国”的最早的定型说法。

稍后，王正颜做了历史比较研究，认为“巴比伦文化距今八九千年，中国自伏羲至虞舜二千年，自虞舜至今五千年”。他划分世界文化为“发源之国”与“非发源之国”两种类型，称埃及、巴比伦、中国为“文化发源之国”，而希伯来、以色列为“非文化发源之国”。

但是王正颜对于世界文明史的年代划分，根据不足，更没有确切考证；神话传说是不足为凭的。而且遗憾的是，除中国之外，其他三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已在地球上消失了，只留下一些历史痕迹。这种说法只在我国流行，并没有得到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界的公认。最早是由梁启超先生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首次使用这个定义。梁启超的说法来源于当时世界学术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发源地”。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是在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最初创始“四大文明古国”之说。这首七言长诗写道：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

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邻相望，

但梁先生当时只是用诗表达爱国情怀，梁启超的这首七言长诗抒发了一种热烈的爱国情感，但在学术上根据不足。他所谓：“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其中这个“小亚细亚”指

的是“安息，即波斯或伊朗”，可见当时梁启超对于世界古代历史并没有深入的考察。并没有学术上的确凿根据。所以不足为凭。

而且同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学家对于古代世界文明的学术观点，并不公认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例如——

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一书里面，将中国历史跟世界历史作一比较，说道：“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灿然大备，较之埃及、迦勒底、印度、希腊，无有愧色。读中古之史，则见国力盛强，逐渐用兵，合闽、粤、滇、黔、越南诸地为一国，北绝大漠，西至帕米尔高原，裒然为亚洲之主脑，罗马、匈奴之盛，殆可庶几。此思之令人色喜自壮者也。”(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6页。)他认为中国上古历史，较之埃及、迦勒底（两河流域）、印度、希腊，“无有愧色”也就是足以相提并论。实际上历史学家夏曾佑已经默认“古代世界五大文明——埃及、两河流域、

印度、希腊，中国”的观点，而并不认为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为“世界开化最早之国”。

据我所见，五四以来的大学者中，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顾颉刚、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著述里面，几乎都没有采用“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唯有少数学者如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里面提到这“四大文明古国”；此外许倬云也提到：“古代的几个主要文化——两河、埃及、中国及印度河流域目前世界各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通常公认的说法是：“人类文明最初的根基在公元前3500年的西南亚（两河流域）和北非（尼罗河流域）；欧洲现代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希伯来和罗马……；公元前2000年以来，印度的影响、还有中国的影响，也起了伟大的作用。”

20世纪是人类各文明全面交流、沟通、融汇为一个整体的全球化（地球村）世纪。200多年以来国际考古学、历史学获得惊人的发展，所有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对于“文明与文化”的基本观点逐步趋于一致。但是，全世界没有一部正规的历史著述采用“中国和埃及、巴比伦、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并不规范，缺乏科学论证和史料的根据。因此，我曾建议：在普及历史考古读物以及中小学教科书里面，实事求是地采用“人类五大文明摇篮（地区）——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爱琴海地区、黄河长江流域”的科学说法，代替不科学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即“以五代四、以地区（摇篮）代古国”，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