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原因探析

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原因探析

摘要：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正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所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天不足？’是指中国内部思想；“后天失调”是指外部环境的匮缺。但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思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此作为判断真理与谬误的标准。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国失败了，但其自由主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失败原因；传统价值；理性主义

肇源于19世纪，演化发展与20世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思潮，在现在人看来，无疑已经成为历史。20世纪中国处于一个思潮纷呈的时代，但却百家往而不返的战场；象其他诸多思潮一样，自由主义思潮也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留下了它的足迹。

然而，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一度曾经活跃的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地归于沉寂。对此历史现象，严肃的科学研究理应探寻其深层的原因。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则曾经指出，主要是知识分子运动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其原因除了缺少法制的保障以外，就是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本文试分析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

一、中国传统价值的制约

自由主义是舶来品，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在引进这一概念时，曾试图在传统和历史典籍中寻找古代中国与之相通的思想内容，以开掘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自由因素。例如，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就故意避开“自由”二字，译为《群己权界论》，并道，“挽近欧西平等自由之旨，庄生往往发之，详玩其说，皆可见也”。现代也有学者

认为：“从古代思想史看，中国……也有过个体主义的主张。例如杨朱的《为我>、庄子的《逍遥游》以至《吕氏春秋》中的《重生》、《贵己》等篇则代表了个体主义的一面”尽管上述说法有其道理，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导致墨家几乎消失，法家和道家的思想也难以得到继承发展，更不用说发展出自由主义了。

中国则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并且由于汉朝统治者对历史记忆的成功改写和独尊儒术政策的成功，使得在中华大地上，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成为华夏文明的主要特色。政治一统和思想一统和谐互作，为维持众向所归的稳定越来越趋于保守，在建构、维持庞大的统一帝国的同时逐渐失去了活力和创造性。而“在统一的经济和文化范畴内，一个处于政治分立状态下的政权，对文化的有利之处在休谟的’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兴起和进步’一文中得到了绝妙的说明，但这些美好的成分是以列国间频繁的战争为代价的”。

中国传统价值高度张扬建立在血缘情感上的集体主义观念，坚决反对个人本位的伦理原则。生长在传统中的中国知识人也自然普遍具有道德主义和完美主义取向，耻于谈论利益。作为一个“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东方国家，中国一直缺乏严格意义的财产私有价值，也一直具有强大的全能政府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相对而言，中国传统对于宪政法治与民主，则在价值上有某种包容性。浸润在传统氛围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承袭了传统士人对经济和道德问题的态度，在接受自由主义时，

很自然地对德苏的政治与文化专制主义持排斥立场，但却接受经济统制主义。

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中，自由主义运动完全是基于救世情怀的纯粹知识分子运动，几乎听不到来自经济领域中的自由呼声。被儒学经典《礼记·大同篇》中的“天下为公”的经济乌托邦理想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无法理解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对于民主政治的基础性作用，必然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情有独钟。个人自由是中国传统价值中最为缺乏也最为排斥的因素，而在西方自由主义者那里，民主政治的价值主要不在于集体目标的实现，而在于其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保障个人自由，首先在于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和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则。

二、近代自由主义者过于崇拜工具理性

知识分子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群体，在其社会运作的过程中，几乎始终高举着“理性”的旗帜。深入的剖析显示，他们之所谓“理性”主要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从思维方式说，他们重视形式逻辑，强调实证科学，甚至将科学的地位超拔到意识形态；从操作程序而言，他们依仗理喻、说服、讨论等形式，相信人都是有理性的，应当并且一定会按照理性法则行事，认定人类的政治生活是符合理性的。这是自由主义的特点，也是他们的弱点。纵观西方政治学说史，自柏拉图到18、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他们的政治设计大多建立在“人是有理性的，是按照理性指导其行动的”预设之上。所以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寄予假设的期待。而现代政治学家，例如英国政治学家华莱士将现

代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运用于政治学，得到了相反的结论：政治行为并非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往往是政治驱动力和本能的产物，包括个人情感、恐惧、财产欲求和权力欲等。在被视为现代民主表征的西方国家选举活动中间，选民的情绪之被激发和操纵，突出地表明政治程序被非理性因素影响的特点。

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一度相当活跃，但在内战的硝烟中间，他们的理性呼喊并未化干戈为玉帛。这曾经促使有些自由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其信仰的弱点。施复亮在《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中说：“自由主义往往过分高估知识或理性的作用，重视‘理论是非之争’，轻视力量强弱之争’。这也许就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原来政治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力量强弱之争’，谁有力量，谁在政治上就有发言权。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确道破了政治上的秘密。……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自由主义者不是不知道，不过总不大愿意这样作，又不大愿意跟别人去作力量强弱之争”。

三、左翼思想和对于统制经济迷信的影响

19世纪后期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即已开始对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批判，对中国自由主义者影响最大的英国学者拉斯基等人，则具有明显的社会民主倾向。到20世纪初，由于在古典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宏观经济控制和伦理道德上暴露出了种种弊病，欧美自由主义开始与其它思想流派（如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相结合，出现各种改良版本。20世纪上半整个世界各种社会主义风潮盛行，而古典自由主义则不断地修正自己，使自身面

目变得模糊不清。在1929年后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德国通过权力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动员，出现了一时惊人的“高效率”，苏联也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工业化，这相对于英法美等市场经济社会的“疲乏无力”，形成了明显反差。苏联与德国的崛起使西方社会受到极大震撼，一时间对于这些“极权主义”社会经济统制的高效率人们推崇倍至，社会各界充满了对于“计划经济”的羡慕，甚至连传统右翼也纷纷允诺上台后将有计划地管理经济。这无疑强化了许多人对于统制经济的迷信和对市场经济的怀疑，普遍认为今后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实行“计划经济”。

在中国，自由市场经济刚开始尝试发展之时，它在国际上已经成为贬义的概念。一战以后苏俄在短时间内“成功”的范例，以及其高榜的人类理想主义，打动了一切追求社会永恒进步和正义人士的心。苏俄多次对中国作出的善意姿态，使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侮的中国人对统制经济也爱屋及乌。“五四”期间对中国有很大影响的英美思想大师罗素、杜威都不赞成中国发展自由资本主义，杜威在《新青年》1919年9月号开始连载的讲演中，提出中国应吸取西方国家劳资对立的教训，采取某种经济政策以防止将来的社会革命。罗素虽对苏俄的压迫性政治制度持否定态度，但仍对其政治理想上表达了同情。从传统的大同主义道德理想出发，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俄、德的政治压迫无法接受，但却幻想着把英美政治民主和俄德经济上的“高效”这两种无法相容的制度嫁接在一起。如储安平认为苏联“其政体虽然另树一帜，但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励精图治，到底把国家弄得像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