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庙遗址考古调查的缘起及其学术意义

周公庙遗址考古调查的缘起及其学术意义（徐天进）[复制链接]震旦之星超级版主1#发表于2007-5-25 21:33 |只看该作者|倒序浏览|打印２００３年度对周公庙遗址的调查源于对周原遗址的重新思考。

据文献记载，周族先祖曾数度迁徙。

后稷居“邰”，公刘时迁至“豳”地，自古公亶父时始“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

学界对“邰”和“豳”地的确切所在尚有较大争议，但对太王所迁之“岐下”即今周原遗址这一点则少有不同意见。

１９９９年始，我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周原考古队）怀着进一步探究周原遗址的结构和布局的目的来到这块考古的圣地。

经过近５年新的田野工作之后，逐渐对周原遗址的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并随之对这里是否就是太王迁岐之“岐”的所在问题产生了怀疑。

这种怀疑也可以说是对周原遗址时空框架的分析的结果。

周原遗址的考古分期和编年近几年工作的主要收获之一是基本建立了周原遗址的考古学编年体系。

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虽然已进行了数十年，但一直没有对遗址的文化分期进行系统的研究。

我们在齐家、王家嘴和贺家等地的发掘，获得了一批十分丰富的遗物及诸多明确的层位关系，为建立周原遗址先周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保证。

经初步的分析研究，该遗址的先周时期遗存可以分为二期５段，西周时期的遗存可以分为三期。

先周时期的第一期相当于“殷墟一、二期”，文化性质当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第二期约和“殷墟三、四期”相当，其下限在商末周初。

西周的三期分别相当于西周早、中、晚期，每期尚有再做更细致划分的余地。

遗址详细而准确的年代标尺，成为我们把握整个周原遗址时空框架和聚落变迁的重要基础，此后的一系列思考均以此为出发点。

周原遗址各类遗迹的分布及其布局特征在遗址的编年完成以后，我们对周原遗址的布局进行了重新的分析。

重点是大型建筑基址、青铜器窖藏、墓地和先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

周原遗址出土的若干青铜器窖藏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据统计共出土百余批。

这些窖藏集中分布在十余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

耐人寻味的是在数百件有铭铜器中，非姬姓贵族的铜器占９２．１８％，姬姓贵族的铜器只占７．８２％，如此悬殊的比例当可充分说明在此居住的贵族大多属于非姬周集团的异姓。

此外，这些铜器的年代多集中在西周中晚期。

如果要用青铜器的资料来证明这里就是太王所建的“岐邑”、而且是终西周一世的政治中心的话，其中的不合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周原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是使得大家相信这里就是“岐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周原遗址范围内已经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有凤雏、召陈和云塘三个地点，就目前地面调查所知，类似的建筑基址在齐镇村东、齐家村南、庄白村南、强家、凤雏村东、董家村西、贺家村北、朱家村北、衙里村西等地还有分布。

对这些建筑的性质如何认识，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性的意见。

仅就凤雏和召陈两处建筑而言，已发表的意见就有宗庙说、宫室说和贵族宅院说等多种不同的观点，前者根据建筑的形制结构，并征引古典文献的记载以证其说，后者则着眼于铜器窖藏和大型建筑基址的分布关系而立其意。

两相比较，或以后者更近于客观实际，但即或承认这些建筑为附近铜器窖藏的主人所有，也仍有进一步追究其实际功用的必要。

因为这些建筑不同的平面布局和结构特征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它们不全属居住生活用房。

从考古学的立场出发，上述意见仍只能视之为一种推测，而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来看待。

因为目前的考古学证据尚不足以完全地支持这些意见的成立。

周原遗址大型建筑既有相对密集的分布区，同时在空间上也有相当的范围，这一点与同时期的其他遗址相比可谓独树一帜。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建筑的年代多属西周中晚期，迄今尚没有一处可以确定为先周或西周早期的此类建筑基址。

过去有学者将凤雏甲组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上溯至武王灭商以前，但现在看来，作为判断年代的根据尚嫌不足。

关于这座建筑的始建年代仍是一个有待确证的问题。

因此，建筑基址的资料同样不能证明这里就是太王所建的都邑之所在。

周原遗址墓地的分布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遗址性质的了解。

在遗址范围内，目前已知的墓地至少已经有数十处之多。

这些墓地互不相连，相隔距离远近不一，规模也有大小之别。

周原遗址墓地的存在形式和同时期其他规模相若的遗址相比，其特征是：墓地的数量多，墓地的规模小。

而且常见墓地和居址同处一地，相互叠压交错分布的现象，如已经发掘的齐家、云塘、庄白、李家等墓地。

同一墓地不同时期的墓葬在墓向和葬俗方面亦多有不同，因此，我们认为同一地点的墓地因其年代的不同，墓主人的族属也有所区别。

换言之，不同的时期，墓地可能为不同的氏族所有。

墓地密集的分布状况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这里居住人口的稠密，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聚族而居”的居住形式的真实写照。

而同一片土地在作为墓地和居住的使用功能上的频繁改变，则可以认为是土地所有者更替的结果。

将上述青铜器窖藏、大型建筑及墓地的分布状况结合起来看时，我们可以发现三者间的密切联系，即青铜器窖藏和墓地多以大型建筑为中心分布。

根据这种分布状况，我们推测三者间很可能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即青铜器窖藏的主人就是附近大型建筑的居住者，同时也是附近墓地的使用者。

考虑到这些异姓贵族还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和生产区域，实际所占土地的范围可能还要大些，那么，遗址１０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就被瓜分完了。

可供姬姓周人居住的地方就已非常有限，更何况周王室的宫殿、宗庙区。

基于这样的考古实际，我更倾向于现在所认定的周原遗址是当时（主要是西周时期）以诸多不同氏族的贵族为中心的聚居区的认识。

要确认周原遗址是否为太王所建之“岐邑”，首先要解决的是遗址的年代问题。

当年代的问题解决之后，遗址的规模和内涵就成为判断遗址性质的关键。

虽然我们在周原遗址范围内的贺家、王家嘴、董家、岐阳堡、流龙嘴、朱家、凤雏和刘家等地均发现了年代上相当于太王迁岐之后、文王徙丰之前的文化遗存，在此范围内，以朱家至刘家南北一线分布相对比较集中。

东界大体以今刘家沟（齐家沟）为界，虽然沟东侧紧邻沟边的部分地点仍有少量先周时期的遗存分布，但似乎已是边缘地带，再往东至齐家、齐镇、云塘一线便已难觅其踪。

往西可至岐阳、衙里一带。

更西的赵家台遗址已超出通常认为的周原范围，这里的遗存是否和王家嘴、贺家遗址的相同也还难以做出肯定的判断。

仅就先周文化遗存分布的范围而言，其面积远远小于现在所界定的周原遗址的规模。

而且，在此范围内，各遗址点是否相连成片也未确定。

所以，就先周遗址的规模和分布状况来看，这里更像是若干普通居民的聚居点（而非先周岐都）。

在周原遗址所发现的先周时期的遗存中，陶器群的特征依早晚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先是以商式鬲为代表的阶段，后以高领袋足鬲为典型特征，最后以连裆鬲为主。

虽然现有的资料（先周晚期）似乎已经可以和文王迁丰之后的遗存作比较顺畅的联系，但是，从这个范围之内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来看，我们丝毫看不到可以用来证明这里就是太王率领族众所营筑之“宫室”就在此地的证据，如：先周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等。

综上所述，现已了解的周原遗址的布局特征都说明这里可能就不是太王迁岐的地方。

那么，太王所迁之地究竟在何处呢？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我们对周原遗址以外的地区进行新的调查和复查，试图寻找“岐邑”的新线索。

当时调查的地点有岐山县的岐阳堡、流龙嘴、衙里、呼刘、朱家、赵家台、眉县的东坡、杨家村等。

虽然在多处地点发现有先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但并没有找到可以和都邑相联系的遗址。

２００３年秋季，为安排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实习，我们制定的实习计划分田野发掘和调查两部分。

其中发掘的目的仍然围绕着周原遗址的布局问题，选择了扶风李家的西周铸铜作坊遗址。

而调查的目的也仍然是为了寻找周人早期都城的踪迹。

之所以把调查的区域选定在岐山县的北郭乡（已并为凤鸣镇）一带，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这一带过去曾多次出土过西周早期甚至先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周原遗址以外出土青铜器比较集中的区域，而且还出土过西周时期只有大型建筑才使用的砖和瓦等建筑材料。

尤其是后者所提供的信息，使我们有理由可以肯定这是一处值得给予格外重视的遗址。

因为砖、瓦的存在，说明这里一定会有大型的建筑，而有大型建筑的遗址就一定不会是普通的村落。

换言之，也就有都邑址的可能。

另一方面文献上所提供的关于周城”、“周公采邑”的线索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

由于发掘期间雨季过长，致使野外发掘的时间拖至１２月初才结束。

原定调查的时间和范围的计划也不得不做重新调整。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５日，我们对周公庙遗址只进行了为期４天的调查，调查范围：南自樊村以北，北至周公庙，西自庙王、董家台以东、东至蚂蚁沟，面积约７０万平方米。

这次调查的主要收获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１、对遗址的规模和年代取得了初步的了解。

周公庙遗址最早的文化遗存属仰韶时期，之后有龙山时期的堆积，而先周和西周时期的遗存分布最为普遍。

在调查区域之内，先周时期的遗物随处可见，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是一处以先周时期的遗存为主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不会小于７０万平方米）的遗址；２、通过对遗址内涵的调查，为判断遗址的性质提供了若干重要的线索。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数个地点有砖和瓦的分布，采集所获砖的特征显示其时代可以早至先周时期；同时我们还在几个不同的地点发现夯土和类似磉墩的迹象，这表明确实有大型夯土建筑的存在；在樊村村北发现了一处先周至西周时期的墓地；尤其重要的是在第１０采集地点发现了两片刻辞卜甲，根据卜甲所在的层位及共存的陶器特征，我们认为其年代或可早至先周晚期。

所有这些线索都表明，该遗址应该是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遗址。

周公庙遗址的考古调查活动虽然只进行了短短的几天，而且并未彻底完成，但已有的收获已经显示出它所具有的重大学术意义。

通过这次调查，为从考古学上寻找周人早期都邑提供了新的而且也可能是至重要的线索。

不论这里是周公的采邑，还是太王所建的都邑（我自己倾向于两者为同一地的意见），如果可以确认，对西周考古和历史的研究都将做出前所未有的贡献。

先周文化的研究也将随之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由周公庙遗址的再发现，可以进一步促使我们重新来释读周原遗址，周原遗址的重要性并不会因为周公庙遗址的发现而降低其学术上的地位，两者间的关系是今后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周公庙卜甲所提供的信息亦非常重要。

此次出土的卜甲年代明确、族属清楚，记事内容前所未见，尤其是刻辞中“哉死霸”这一月相纪时的辞例为首次发现，填补了传世和出土文献之所缺，为周代历法和西周年代学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同时也增进了学术界对于周人甲骨的认识。

周公庙遗址的学术价值当会随着今后田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而日益显现出来。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它的将来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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