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电力审计案例分析

明星电力公司审计案例分析一、主要案情1、案件的基本情况：2004 年 11 月 30 日，深圳市明星康桥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借款人民币 1 亿元，借款期限为 11 个月。

同日，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由本公司为上述《借款合同》的债权作保证，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005 年 10 月 30 日贷款到期，深圳市明星康桥投资有限公司未能如期偿还。

2006 年，本公司代深圳市明星康桥投资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还款本金和利息共计 10160 万元。

本公司多次催收，但深圳市明星康桥投资有限公司一直未能履行偿还义务，为维护本公司的合法权益，特依法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申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6）深中法执字第 972 号裁定，从深圳市明星康桥投资有限公司强制执行到位 548500 元。

2、案件进展本公司已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法院决定受理本案。

3、本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4、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因本次案件尚未进行审理，公司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程度。

二、造假手段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星电力”）原董事长周益明已锒铛入狱，但针对明星电力国有股权转让引发的案件侦查并没有结束。

顶着“福布斯最年轻富豪”光环的周益明，在入主明星电力时净资产实际为负数，那么他是如何取得明星电力价值3.8亿元控股权的？“新华视点”记者通过深入调查，一幅“民营企业家”掏空国有上市公司的犯罪流程图跃然纸上：第一步，中介机构疯狂造假，一夜之间虚构出周益明27亿元的身价；第二步，银行高管出谋划策，让周益明用贷款收购股权；第三步，国有股权转让决策草率，引狼入室；第四步，国企高管内外勾结，放任周益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

这四步欺诈术其实并不高明，但是几乎所有监管环节都被击穿，周益明顺利地实现了“空手套白狼”，涉案金额高达7.6亿元。

11万元买来27亿元身价明星电力是遂宁市380万人口水、电、气的主要供应商。

2002年8月，周益明得知明星电力欲转让28.14％的国有股，价值为3.8亿元。

当时的明星电力没有外债，企业流动资金达1亿元，良好的资产状况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

周益明立即着手成立深圳市明伦集团与遂宁接洽，但当时他的净资产实际为负数，而按照规定，收购上市公司的资金不能超过集团公司净资产的50％，周益明和他的明伦集团根本没有资格和实力收购明星电力股份，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达到收购资格，2003年3月，周益明让人找到深圳市中喜会计师事务所，要将公司净资产做到10亿元以上。

而在拿到公司资料的第二天，这家事务所就做出了一份总资产27亿元、净资产12亿元的2002年度资产审计报告。

更离谱的是，由于收购上市公司需要有连续两年的财务审计报告，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又补充了一份2001年度的假审计报告。

周益明一夜之间从“负翁”变成了“身价27亿元的富翁”，而付出的代价仅仅是给中喜会计师事务所11万元业务费。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吴光影承认，整个审计报告出炉过程中，事务所根本没有派人到明伦集团进行资产核对，在此之前他甚至都没听说过有明伦集团这么一家公司。

事实上，这家于1995年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曾因违规受到过警告处分，后于2005年更名，同年又因违规被注销。

多年来，这样一个屡次违规的会计师事务所一直活跃在这一行业，据公安机关透露，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两年内出具的虚假审计报告竟然多达5000份！银行高管出谋划策，贷款成为收购资金在明星电力案中，银行内部“潜规则”被周益明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用银行贷款组建了集团公司，还凭借与几个银行高管的“深交”，违法获取贷款直接用作收购资金。

据遂宁市公安机关侦查，2002年8月，周益明得知明星电力部分股权将转让的消息时，他的企业还只是深圳市明伦实业有限公司，周益明一边虚构明伦集团与遂宁市洽谈收购事宜，一边临时组建所谓的集团公司。

他先以10万元买来深圳某公司，用8000万元银行贷款进行反复倒账，虚增母公司及7个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3亿元，直到2002年12月，明伦集团才正式完成了工商注册。

此时的周益明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虽然顶着“27亿元身价”的光环，但他仍拿不出一分钱来收购明星电力股权，他的眼睛又盯在了银行贷款上。

而按证券市场管理的有关规定，银行贷款严禁用于上市公司收购，这似乎又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周益明与银行高管的“深交”发挥了关键作用。

据公安机关侦查，周益明与华夏银行广州分行行长郭俊明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罗湖支行行长韩茂胜等人“交情匪浅”。

郭俊明曾接受过周益明的两台高级小轿车，逢年过节还有银行卡等“过节费”可拿，周还曾许诺送他一栋别墅。

而韩茂胜曾为了增加银行存款业绩，找周益明帮过不少忙，韩也在其中得到“政绩”和“实惠”。

据郭、韩等交代，2003年周益明向他们明确提出收购明星电力资金上有缺口，希望他们能“支持一下”。

但银行资金不得用于上市公司收购，为了规避监管，华夏银行广州分行、浦发行深圳罗湖支行及广发行深圳分行春风路支行都做了一个“过桥贷款”的方案：以企业流动资金的名义给周益明放贷，使得他获得了3.8亿元资金，完成了“空手套白狼”式的资本运作。

“瞎子”“聋子”和“家贼”在周益明并不高明的骗术面前，层层监管部门，竟变成了“瞎子”和“聋子”，而公司国有股东代表不仅没有履行监管职责，反而收受贿赂，与犯罪分子沆瀣一气。

在股权转让前，遂宁市曾派出考察组到深圳市考察明伦集团。

周益明经过精心安排，带着他们到自己合作伙伴的企业参观，并称是自己的企业。

这样赤裸裸的欺诈，竟然成功地蒙混过关。

许多当地干部表示，揭穿周益明的骗术其实并不难。

明伦集团号称有27亿元总资产，那样大的规模总该有各方面的数据和事实支撑。

只要到当地工商部门查一下注册资本金、到税务部门查一下税收、到企业库房看一看产品、参观企业时看一下营业执照，就不难发现明伦集团的真面目。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两份审计报告，粗略一看，发现漏洞百出。

如反映2002年“借款”一项，期末数有13笔，其中上千万元的达10笔，仅5000万元的就有2笔，但合计仅313万多元。

如此漏洞百出的假报告，竟成了“购买”明星电力的“通行证”。

而据案发后对周益明提供的这两份假报告的重新审计，2002年底明伦集团的总负债已高达2.8亿元，净资产实际为负647万元。

事实上，遂宁当地干部对记者透露，当时曾有人提出，明伦集团到底有没有实力，不能光凭周益明提供的审计报告下结论，应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重新审计一下，但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周益明在被捕后交代，他原本打算“捞”上几亿元后，就让明伦集团破产，以便抽身退出。

他在入主公司后不到4个月，就从明星电力划走了5亿元。

然而面对这样庞大的可疑资金流出，作为公司国有股代表的总经理周某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反而收受周益明的贿赂，坐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目前明星电力原总经理已被“双规”，初步查明其收受贿赂达百万元以上。

“合同诈骗罪”，我国资本市场的“达摩克利斯剑”？尽管周益明是以“涉嫌挪用资金罪”被逮捕的，但记者了解到，公安机关是以“合同诈骗罪”对明星电力案进行侦查的，目前案件即将进入诉讼阶段。

有学者认为，一旦将最高可判无期徒刑的“合同诈骗罪”引入明星电力案的审理，将为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祭起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从而极大地改变当前对资本市场犯罪打击不力的现状。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唐清阳认为，近年来大股东违法犯罪的手法大多类似，表现为虚假注册资金、挪用资金、违规担保等，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套取上市公司资金。

而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大股东这一系列行为割裂对待，仅以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名分别定罪量刑，而忽略了其行为从整体上看就是一种欺诈行为，不仅在量刑上会大大降低打击力度，也无法从根本上保护国有资产和广大股民的利益。

因此，在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下，对待类似案件应该有新的思维，加大刑法打击力度。

公安机关认为，周益明采用一系列的欺诈手段取得了上市公司控股权，大肆侵吞上市公司资金。

周益明收购明星电力股权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实施诈骗的过程，符合刑法224条中“合同诈骗罪”的相关规定。

如果周的合同诈骗罪名成立，不仅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而且他的全部非法所得将被没收，其典型意义是改变“打击乏力”的现状，为规范我国资本市场和打击国企改制犯罪树立“严刑峻法”。

三、审计机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1月25日，因重大事项未公告停牌一天的明星电力，今日发布公司2009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由于公司原四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终审判决，公司在2006年度、2007年度已计提的1.17亿元预计负债将大部分冲回，因此公司大幅调高2009年各项财务数据和指标。

公告显示，明星电力因原控股股东明伦集团及前任董事长周益明的犯罪行为，在4起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担保贷款纠纷案件中被作为共同被告，被要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月22日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4起案件的终审判决，明星电力应承担担保责任、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共计3665万元。

而明星电力已在2006年度、2007年度对上述案件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共计提预计负债1.17亿元。

由于明星电力原已计提预计负债超出应承担的连带责任部分将予以冲回，因此明星电力2009年净利润预期将调高7999.51万元，达到18085.41万元，比上年增长99.82%，每股收益由此前预计的0.31元修正为0.56元。

四、分析结论由此，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我国的法律机制对于公司财务舞弊的有效治理上还有许多不足。

司法应当使财务报告舞弊法律责任落到实处，特别是将民事赔偿责任落到具体个人和利益集团的关键。

综观美、英、德、法等国的法律，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举证责任倒置，即原告没有举证的责任，而被告负有举证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二是集团诉讼制度。

相形之下，我国的会计、审计监管已有明显的改进，但仍然被动，处罚过轻。

在造假成本低而造假利益惊人的治理环境中，管理层选择做假的动机明显增强，他们利用内部人控制和信息不对称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质量留下了巨大隐患。

强化审计责任、会计责任，让造假者受到严厉惩处，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在心理上后悔莫及，引入刑事处分机制迫在眉睫。

其次，提高会计人员从业职业道德。

会计职业道德要求会计人员应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强化服务。

为实现以诚信为目标的会计职业道德目标，必须多管齐下，开展全方位、多形式、多渠道的会计职业教育，逐步培养会计人员的会计职业道德情感，树立会计职业道德观念，提高会计职业道德水平，使会计职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