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现代视角探讨王安石的财政思想

　2009年8月 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 Aug.2009第11卷　第4期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Taxati on College Vol.11　No.4【财政与金融】

基于现代视角探讨王安石的财政思想

王　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最有名的变法之一,也称熙宁变法,变法中很多理财思想与现代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谋而合,但变法却难逃失败的命运。将近一千年后随着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我们回过头重新审视这段变法的历程,不难发现王安石财政思想的局限性。本文正是基于现代的视角分析了王安石理财思想失败的原因,并以史为鉴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财政思想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06(2009)04-0003-05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共有三次比较大的变法:第一次是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实施的改革,史称商鞅变法,此次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和政策的正确实施下获得巨大的成功,短短二十几年让秦国由弱到强,傲视群雄,因此商鞅变法是很成功的;第二次是西汉末年,公元9年左右,王莽篡汉后进行的所谓的王莽改制,此次变法王莽只是单纯附会《周礼》,托古改制,是历史的一种倒退,难脱失败的命运;第三次就是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示意下进行的变法,这次变法虽然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先进性,但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并不相容,也未处理好具体实行的问题以及与反对者的关系,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一、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及财政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

王安石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改革家,他的变法发生在公元11世纪我国北宋时期,史称“熙宁新法”。他的新法总计近二十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选人用人等各个方面,但重点是理财。他试图通过变法改变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达到充实国库、富民强国的目的。

北宋立国之初,由于历史际遇的客观原因和统治者的主观原因,没有形成汉、唐时幅员辽阔的强大帝国,“卧榻之旁”尚有辽、西夏等国虎视眈眈。在兵制上,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实行募兵制而军费基本上依靠朝廷财政供给的朝代,这一制度给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为防御西夏、契丹的进犯,宋廷多次增兵添将,以致军饷浩繁。军费之外,数量巨大的官吏队伍,频繁无节制的祭祀开支,皇室的奢侈浪费和真宗、仁宗时期先后与辽夏订约而输送的岁币,都造成了惊人的耗费。为了满足数目庞大的支费需求,宋廷在财政上多方增加收入,除了那些过于苛急、会立即引起严重后果的一些手段之外,前朝在较为正常的条件下所实行过的聚财之术,宋朝在其前百余年中几乎都陆续采用过了,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竭泽而渔的倾向。然而,用尽取民之法,财政仍有不足之处,初期改革的措施也屡受挫折,军事上积贫积弱的局面一直无法扭转,朝野上下为此忧虑不安。在严峻的形势下,20岁的神宗赵顼继位,

收稿日期:2009-05-23

作者简介:王　波(1987-),男,河南信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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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具有雄心壮志的君主,一意收复契丹和西夏所属的领土。他指出,“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改”,“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当时对于如何扭转财政困境,司马光与王安石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王安石的方案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观点,主张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通过扩大经济总量,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国库的财政收入;而司马光则主张大刀阔斧裁减经费,改变冗费失控的局面,主要是通过控制支出来达到可支配的财政收入的增加。王安石和司马光在财政改革上的主要分歧是对国家财富的认识。王安石的观点是:善理财的人可以增加财富,不增百姓的赋税而可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因此,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这说明他已超越了单纯财政收入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增加生产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财政困乏的问题,从而一举改变宋朝立国以来积贫权衡之后积弱的局面。司马光的观点则是:天生的财富不在民就在官,原因是“止有此数”。换句话说,在司马光看来,财富是一个不变的常数,不可能因为人的作为而增加总数,人的主观努力与否都不会改变这个常数。神宗斟酌再三后最终还是决定破格启用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

(二)王安石财政思想的理论渊源

大多数研究王安石变法的学者都认为,王安石的财政思想及其具体作法和先秦法家是一脉相承的,他的攻击者就认为王安石是“以申、商刑名之术,文之以六经”。的确,王安石在历史观方面,批判一些人把夏商周三代推祟为“太平盛世”,反对“归之太古”的复古主义,认为这些人“非愚则诬”。他的“轻重敛散之权”和一系列变法措施实出于先秦法家及管子和桑弘羊。王安石的《字说》被称为“秦学”,其中“美商鞍之能行仁政”,还替李斯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他把《周官》、《尚书》、《诗经》重新注释,对先儒传注一概弃而不用,只是选择其中与法家思想相合者,尽量加以阐发。

王安石变法的终极目标———富国强兵是他继承法家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在嘉佑四年所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及的“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而风俗日以衰坏”,实际上就在指明因为国不富而兵不强而导致了许多严重后果。在《熙宁奏对日录》中,他曾记有宋神宗所说的“陛下看商鞅所以精耕战行具足”,在另一次与宋神宗谈话时,他更对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时“务在富横者”的做法大加赞扬。可见,商鞅、吴起那些法家人物,乃是王安石在变法思想中的主要来源。王安石还主张加强政府权力、摧制豪强兼并。在著名的《兼并诗》中,他认为都是“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兼回”。他主张对官贾所享已久的特权给予一些限制和裁减,使得地主阶级中下层的人和自耕农避免随时因被蚕食鲸吞而破产流亡,并且把豪强所具有的操纵物价、垄断居奇等权府所掌握。这也是王安石法家思想的体现。同时,尽管后来的理学家贬斥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于学不正”、“杂揉佛道数”,我们也应当看到,王安石生活在北宋时代儒学占据政治思想的统治地位所决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在进士出身、官拜宰相的王安石身上就不可避免地在关于政府理财的问题上,提出“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的命题。意思是,有钱有物,才能够把天下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才能够稳定社会。这种观点显然在为新法辩护时,他以儒者自居,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指出:“盖儒者所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举先王之政,以兴除利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人,不为拒谏。”他还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显然,不同于传统儒学的重义轻利,王安石主张义、利统一的理财观,是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在总体上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综合学派,王安石渊源财政思想亦是如此。

二、王安石主要的财政思想与变法措施

王安石为官十数载,上知国情,下察民俗,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思想体系。他认为,财政出现困难的原因,并不仅是“费出之无节”,更重要的是“失所以生财之道也”,因此,他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观点,这成为他进行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王安石的理财指导思想包括生财、聚财和用财三重涵义,而最重要的是生财思想,亦即通过合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来发展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在此基础上改善财政状况,增加财政收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思想在工商税收方面的应用,即是通过促进商品流通来实现工商税收的增长。这种思想在茶、盐、酒、商税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如徭役那样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只是因时因地制宜,去弊求利罢了。虽然如此,王安石发展商品流通并运用税收、行政手段进行干预的思想对北宋工商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工商税收因而大大增加。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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