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要新闻传播理论

西方部分经典理论

1.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所说的风险，指称的是完全逃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社会的概念意味着：（1）风险既非毁坏也非对安全的信任，而是“虚拟的现实”；（2）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未来变成了影响当前行为的参数；（3）风险直接地和间接地与文化定义和生活是否可容忍的标准相联系，它涉及“我们想怎样生活？”这一价值判断；（4）“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暴露了国家——政府控制风险能力的匮乏；（5）当代的风险概念关涉知识(knowledge)和不意识/无知识(unawareness/non-knowledge）的某种特殊的综合；（6）新的风险类型可能同时是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7）日常的认识遮蔽了危险的传播和活动，因此知识和风险的潜在影响之间存在差距；（8）风险社会的概念消除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差异。

2. 媒介功能理论

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概括的传播“三功能说”——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美国社会学家C・R・赖特提出的“四功能说”——环境监测，解释与规定，社会化，提供娱乐

3.媒介社会麻醉理论

“社会麻醉”是典型的传播功能的失调。拉氏和默顿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他们每天在读，在看，在听，在思考，但是，他们很容易把这些活动当作现实行动的替代物。他们有兴趣，有知识，接受了众多的信息，也有关于未来的种种打算，但是，当他们听完广播，看完电视，读完报纸以后，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认为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

“二战”后，西方媒介内容煽情化、浅薄化、低俗化倾向加剧，“社会麻醉”的观点在此背景下被提出。而随着大众传媒日益发达，这种现象愈加严重。针对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情形，清水几太郎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信息的大量复制”所支配的社会，大众媒介的信息潮水裹挟着广大受众，使他们丧失了对重要的公共事物的理性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大众传播对现代人来说成了一种“心理暴力”。

在这些学者所处的时代，他们的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主流媒体报刊和广播的，而到了今天，电子媒介和网络大行其道，高效率的传播能力、海量信息和广泛的普及，使这种“社会麻醉作用”有增无减。当下社会的人们在各种媒体的包围下，艰于呼吸却又乐此不疲，他们或是感觉不到媒体的“麻醉”，或是甘心被“麻醉”。他们的视线被媒介所牵引，心智空间被媒介完全占据，成为媒体操纵下的“提线木偶”；他们从媒介的虚拟空间中寻找满足感，情感和思想的起伏变化都以媒体内容为“脚本”；他们的现实欲求被不断地刺激和放大，社会行动能力却在不断降低。在《电视与美国人的性格》一书里，美国精

神医学家D・格林就不无讥讽地写道，电视的煽情性和刺激性，使许多美国人退化到了只会“边看电视边吮吸手指”的地步。

4.法兰克福学派

主要成员包括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主要理论是文化工业”或者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产业”，这一名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辨证法》（1947年出版）中首次提出的，是用来取代“大众文化”的专门概念。围绕着文化工业的本质特征，法兰克福学派从下面几个方面对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性分析：第一、文化服务与资本的权利。第二、艺术作品的商品化、消费化使艺术从精神领域蜕化成为一种物化的文化，从而剥夺艺术本应具有的反抗和批判功能。第三、先进的工业技术使各种文化形式能更好的操纵、控制群众的心理结构，所以文化产业是一种“更为意识形态”的大工业产品。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当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中，更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集权主义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操纵。

5.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氏在1962年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即他所谓的以王室、宫廷的以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在这种公共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国兴起、继而到1750年前后在整个欧洲触目可见的“道德周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46～48）。哈氏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样，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组成因素的大众文化也走上了一条肯定现状的路途。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一种大众文化已经彻底丧失了其社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