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璜把学术融进生命

把学术融进生命2010-07-20 14:39:00来源: 人民网(北京)跟贴0 条手机看新闻徐宝璜是我国五四时期著名的新闻学家和新闻教育家，他的英年早逝给我国的新闻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其短暂的一生为我国新闻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本文从他参与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新闻学著作《新闻学》这两个角度，对他在新闻学方面的贡献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最后就徐宝璜对当今新闻界的启示作了一些个人的探讨。

关于徐宝璜徐宝璜（１８９４－１９３０），字伯轩，江西九江人，出身于革命知识分子家庭。

辛亥革命前肄业于北京大学，１９１２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在密芝根大学攻读经济学和新闻学。

１９１６年，先是在北京《晨报》做过短期的编辑工作，后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主讲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同时在校长室兼任蔡元培的秘书，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参与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１９２０年以后，先后在民国大学、北平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平民大学等校任教，担任过民国大学代理校长、京华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平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第三中山大学劳务农学院教授兼总务主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注册部主任等职。

１９３０年为北京大学筹办新闻系，工作繁重积劳成疾，１９３０年５月２９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课堂上授课时，因高血压脑溢血“猝然晕厥”，送协和医院急救，６月１日与世长辞。

徐宝璜的一生是短暂的，但绝不是昙花一现，其成就可以说是不朽的。

他在留学美国期间主攻的是经济学，其次才是新闻学，他一生成就最卓越的却集中在新闻学，堪称五四时期我国新闻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他一人就拥有四个“第一”，即第一个在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指１９１８年在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开讲新闻学选修课），担任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新闻系主任（指１９２３年在平民大学任职期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出版第一部新闻学专著。

黄天鹏在《新闻学纲要要序》中指出，徐宝璜被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推为中国新闻界最初的“开山祖”和“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

徐宝璜与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１９１７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了提倡新文化新思想，他大力引进了一批学有所专的新派人物。

徐宝璜这时已从美国学成归国，在《晨报》馆任职，蔡元培因“闻其贤，聘其为教授，兼校长秘书。

由于蔡元培延聘老师时注意学力，不讲资历，使北大教师队伍非常“年轻化”，徐宝璜任教授时年仅２５岁，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一位教授。

蔡元培开创了学术研究、思想自由的风气，鼓励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了到学术研究方面来，故这时北大校园各种社团如繁星闪烁，各种学说竞相争长，鸢飞鱼跃，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北大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学术上允许百家争鸣的一所学校，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舞台，为徐宝璜在新闻学方面的建树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１９１８年秋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既凝结了他的心血，又为他开创我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我国第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学研究团体，是五四时期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社团之一，主要发起人有蔡元培、邵飘萍、徐宝璜等人。

蔡元培任校长后，不仅注重学科的完善，而且鼓励举办各种讲演以补课业不足，他曾有设立新闻讲演会的计划，得到邵飘萍、徐宝璜的响应和支持。

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之后，１９１８年７月，《北京大学日刊》上全文刊出由蔡元培亲自拟定的研究会八条章程，规定该会的名称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并特别声明它“隶属于北京大学”，以“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材”为宗旨，规定“凡校内外人均可入会为会员”，“校内会员每人年纳会费四元，校外八元”，凡在会内研究满一年者，均由该会发给证书。

随后，蔡元培亲自出面公开招收会员，并于１９１８年９月下旬连续四次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招收会员的《校长布告》，很快就有数十人报名入会，其中多数是北大学生。

１０月１４日晚八点，在北大理科一间教室（现沙滩马神庙北大旧址）召开研究会成立大会。

会上蔡元培以校长身份作了演讲，叙述了他和新闻界的因缘，回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参加《苏报》、《警钟日报》等革命报刊活动的战斗历程，勉励会员要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归纳之而印证学理”。

主持会务的徐宝璜作了《新闻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的报告。

会上，推举蔡元培为研究会会长，徐宝璜为研究会主任兼导师，邵飘萍为兼任导师。

研究会的活动规定为每周２次，一般安排在星期一、三的晚上，后来在星期天的上午增加了一次，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听导师演讲，有的时候也组织一些讲座和练习。

研究会的事务所就设在文科大楼２层徐宝璜的办公室内，主要集会地点是文科大楼３层的第３４教室（有时是第３５教室），这个文科大楼就是现在位于沙滩五四大街北侧蜚声中外的红楼。

研究会成立四个月后，１９１９年２月，因会务发展过快，会员增多，徐宝璜由于兼职过多，难以全力以赴，于是主动提议改组，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９日，召开改组大会，徐宝璜改任副会长。

改组会还通过了修改后的新简章，将名称改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这个名称上的一字之差更加突出了新闻学这个研究方向和领域，同时办会宗旨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经谋新闻事业之发展”。

毛泽东是这次大会的２４名参加者之一。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１７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了该会发给证书的名单，获听讲一年证书的有２３人，获半年证书的有３２人，毛泽东名列“得听讲半年证书者”名单中的第１０名，但举行第一班研究期满大会颁发证书时，他离开北大去湖南了。

可以肯定，在这里学到的新闻知识对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一定有不少帮助。

抗战前夕，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深情地回忆了“五四时期北大课堂”，这“课堂”自然包括徐宝璜讲授的课程。

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０日，研究会还创办了《新闻周刊》，它是当时国内唯一传播新闻学知识的刊物，每周一期，共出版３期，这份会刊得到徐宝璜的精心指导。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后，研究会因骨干成员相继离校，特别是徐宝璜因受蔡元培委托出任民国大学代理校长，无瑕顾及会务，研究会的活动急剧减少，年底完全停止活动。

徐宝璜与《新闻学》徐宝璜一生提倡新闻学，并在百忙缠身之际不忘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的主要新闻论著有《新闻事业》（与胡愈之合著）、《新闻纸之性质及其价值》（《新闻学刊》）、《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报学杂志》）《新闻事业之将来》）（《报学杂志》）等，而以《新闻学》的成就最高。

徐宝璜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一位导师，为会员系统讲授新闻学原理，并作为北京大学政治系四年级学生的一门选修课。

他对讲稿反复研究修改，最后汇集成书。

徐宝璜曾记述了这部专著的成书过程：“客岁（指1918年）蔡校长设立新闻学研究会，命余主任其事，并兼任导师。

余乃于暑假中，正式加以研究，就所著《新闻学大意》一篇，以为开会后讲演之用（此稿曾登客岁九、十、十一、三月发刊之《东方杂志》）。

开会后，余继续研究，加以会员之质疑问难，时有心得，遂将原稿加以修正，成第二次之稿（散见客岁秋间之《北京大学日刊》）。

今年暑假前，复修正一次，为第三次之稿，曾登于第六、第七、第八等号之的《新闻学》。

此则第四次之稿也。

”从中可看出徐宝璜严谨治学的作风，他还表述了刊行此书的目的：“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

此书发刊之意，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事”。

这一鲜明目的的反映了其出书的进步性，此书由蔡元培亲自校阅并作序，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邵飘萍认为此书“在我国的新闻学史上，有不可抹灭之价值”，这绝非过誉。

因为新闻学研究会开启了在我国把新闻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先河，而《新闻学》则是这一研究最早的成果。

《新闻学》共分14章：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新闻纸之职务；新闻之定义；新闻之精彩；新闻之价值；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题目；新闻纸之社论；新闻纸之广告；新闻纸之组织；新闻社之设备；新闻纸之销路；通讯社之组织。

徐宝璜以区区6万字，架构了整个新闻学的体系，实在是惜墨如金，言简意赅。

该书中许多观点直到现在还常为新闻学著作所引用，比如他把“新闻纸之职务”（即报纸的职能）概括为六个方面：“为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灌输知识、提供道德、及振兴商业”。

关于新闻的定义，他写道：“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新事实也”。

他把“新闻之精彩”（即构成新闻的要素）归纳为六点：“个人之关系”、“人类之同情”、“求胜之竞事”、“著名人物之姓名”、“著名机关之名称”、“事情之稀奇”。

他对于新闻价值的定义为：“新闻之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

书中不乏精彩的比喻和生动的例证。

例如他当年就把新闻比作“鲜鱼”：“新闻如鲜鱼，登载销迟其价值不失亦损”。

对于新闻的时效性，他说：“在欧美之新闻界，…昨日‟已成不祥之名词，多改用…今早‟、…今午‟、…今晚‟、…方才‟等字矣。

”谈到构成新闻要素的著名人物和机关时，他举了当时各报均登载的一条新闻《黄陂潜心佛学》为例。

他的大意为，黄陂即黎元洪，因其为湖北黄陂人。

黎元洪曾经当过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后被段祺瑞利用张勋将其赶下台。

此时他在家中无所事事颂读佛经，成为一大新闻；若换一无名之辈，此事显然成不了新闻。

说到“事情之稀奇”为构成新闻的要素时，举的事例也很有意思：“前在北京《晨报》紧要新闻栏内，刊有《世界之最长寿者》之一段新闻如下：世界之最长寿者，现年一百三十一岁，子女共计三十人，长子九十三岁……幼子才五岁。

”《新闻学》一书虽用文言文写成，但由浅入深，娓娓道来，生动而有说服力，至今读来引人入胜，这本写于80多年前的新闻学开山之作，倒比近年来有些新闻学著作更能吸引读者。

徐宝璜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而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

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

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者所未言及者。

”研究徐宝璜的现实意义80多年前，作为一个学者，徐宝璜能积极热心地介绍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知识，把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贯穿于新闻观，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于今天从事新闻学研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要弘扬他高尚的爱国精神和趋时精神，徐宝璜出身于革命知识分子家庭，其叔父徐子鸿曾到日本和美国留学，1913年被选为众议员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杀害，九江各界曾经兴建烈士墓。

正是在其叔父的熏陶下，他逐渐融入民主与科学的思潮中，同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反动思潮激烈搏斗。

他从一踏入新闻事业领域，就坚定地站在进步力量的一方，同蔡元培并肩战斗，同邵飘萍一道成为新闻巨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鲜明的立场支持青年学生反抗黑暗势力的运动，为此他上了段祺瑞政府的第二批揖捕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