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衰亡及反思

赵国衰亡及反思理30班七组历史研究性课题组长：李熠辉组员：韩冰晶、胡劭斐刘佳威、王新婵、徐佳鹏一、赵与燕、秦的交战对燕国的战争邯郸保卫战胜利后，赵国的元气大伤。

邻国燕以为有机可乘，起兵攻赵，却反被赵国屡败。

公元前251年，燕相栗腹到赵国为赵王祝寿，借机侦知赵国的形势。

回燕后，栗腹向燕王进言，“赵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

燕王又征询昌国君乐闲的意见，乐闲认为：“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伐”。

燕王不听反对意见，仍出兵攻赵。

燕军兵分两路，-路由栗腹带领，攻打赵地鄗(今河北高邑东南)，一路由庆秦统帅，攻代地(今河北蔚县东北)。

赵国派老将廉颇领兵败燕军于鄗，另一路燕军也被赵将乐乘击退。

赵军乘胜追击500余里，包围了燕都。

燕国被迫割地求和，赵兵撤围。

这一仗，燕将栗腹战死，乐闲投奔了赵。

其后，赵又多次大胜燕国。

公元前250年，赵国派廉颇率军再围燕都。

前248 年，赵派廉颇、延陵钧助魏攻燕。

前243年，赵将李牧又率军伐燕，取武遂(今河北徐水西北)、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南)。

前242年，剧辛率燕军攻赵，被赵将庞暖击败，剧辛亦阵亡。

前236年，赵国派庞暖统兵攻燕，取狸(今河北任丘东北)和阳城(今河北保定西南)。

赵在对燕的多次战争中获胜，表明赵国仍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

赵国内部的变化前251年，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去世，前245年，赵孝成王去世，其于偃立，是为赵悼襄王。

赵悼襄王派武襄君乐乘代廉颇为将，廉颇恼怒，攻打乐乘，乐乘败走，廉颇也出奔魏国。

继续与秦交锋秦在邯郸之役撤兵后，并未放弃对赵的进攻，大大小小的战斗持续不断。

公元前256年，秦军攻赵，取20余县，杀赵军9 万，诸侯大震。

前247年，秦将蒙骜攻赵，占领了榆次(今山西榆次)、狼孟(今山西阳曲)、新城(今山西朔县西南)等三十七城。

前241年，秦国置东郡，断“山东纵亲之腰”，危及韩、魏。

赵将庞暖率赵、楚、魏、韩、燕五国之师攻秦，至蕞(今陕西临潼北)，兵败于秦，五国罢兵。

前240年，秦国又发兵攻赵，占领了龙(今河北行唐县境)、孤(今河北唐县北)和庆都(今河北唐县东北)。

前236年，秦又以救燕为名，派王翦，桓（齿奇）、杨端和攻赵，占领了阏与(今山西和顺)、橑阳(今山西左权)。

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安阳等9座城，尽取漳水流域之地。

赵国一再丢城陷地，丧兵失将，对秦的强大攻势虽有李牧的暂时遏制，但难以阻挡秦的吞并之势。

二、秦国灭赵李牧两败秦军公元前234年，秦国对赵再次发动进攻，秦将桓（齿奇）攻赵的平阳和武城(均在今河北磁县)，杀死赵军10万和赵将扈辄。

随后，桓oC继续领秦兵攻赵，战于赤丽、宜安(今河北石家庄东南)，却遭到了赵国大将李牧的迎头痛击。

《史记·赵世家》称：“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

常居代雁门，备匈奴”。

李牧曾“破杀匈奴十余万骑。

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

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李牧对付匈奴卓有成效，抵抗秦国也多次获胜，败秦军于肥(今河北晋县西)，秦将桓（齿奇）畏罪出奔于燕。

公元前232年，秦国又派兵伐赵，在番吾(今河北灵寿西南)又被李牧击败。

然而赵国也“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

赵国遭受自然灾害赵国连年兵祸不断，又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公元前231年，赵国发生大地震，自乐徐(今河北满城西北)以西，北至平阴(今山西阳高东南)，台屋墙垣大半颓坏，地裂开的空隙有东西130步之大的。

第二年即前230年，赵国又发生大旱，百姓无粮，“民大饥”，连年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赵国国力大衰。

李牧被杀公元前229年，秦兵又大举攻赵。

秦将王翦率上党驻军直下井陉(今河北井陉)，另一大将杨端和率河内兵进围邯郸，又派羌瘣助战。

李牧和司马尚率赵军抗秦军达一年之久。

秦国见李牧一时难以武力攻下，即施以反间计。

秦人以重金贿赂了赵王的宠臣郭开，郭开即向赵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欲叛，赵王便派赵葱及齐人颜聚代替李牧。

李牧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拒不交出兵权，赵王竟暗地派人逮捕李牧并处死。

李牧之死，是昏馈的赵王自毁“长城”，加速了赵的灭亡。

赵国的灭亡李牧一死，秦国灭赵已无大的障碍。

前228年，王翦大破赵军，杀死赵葱，击败颜聚，攻占了赵国都城邯郸，俘虏了赵王迁。

赵公子嘉率其宗族数百人逃亡到代郡，自立为代王，并与燕国合兵，屯军上谷郡。

前222年，秦将王贲在灭燕后，又攻打代，俘虏了代王嘉。

至此，赵国彻底灭亡。

三、赵国灭亡的原因赵国自“三家分晋”建国后，有过强盛的时期，但终为强秦所灭，从其本国情况看，灭亡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政治上改革的不彻底。

秦在商鞍改革后，出现了一批富有才干、办事效事高的官吏来治政，使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赵国也曾有两次较大的改革。

赵烈侯时，赵国以相国公仲连任用荀欣等贤才进行改革，“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选拔贤才当官。

赵武灵王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使赵国的国力又大大增强。

但赵国并未从根本上废止贵族政治，宗亲对赵国的政治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在赵武灵王的改革之中，最终取得了以公子成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支持才得以进行。

面在长平之战前，就是否接受冯亭所献上党之地，赵孝成王也是和他的叔叔平阳君、平原君等族人商议才定下决策的。

所以赵国百姓都明白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国君是只相信其亲族的。

腹击就曾说： “主虽信臣，百姓皆曰：‘国有大事，击必不为用”。

赵武灵王的改革主要是军事制度的改革，他学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的战术方式，采用了骑兵编制和胡人服饰，也具有文化融合的意义，但他并没有扩展到政治改革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改革，其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加强，这一点和秦国相比更为明显。

秦国自商鞅变法而起的改革，涉及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形成以“奖励军功”为中心的制度，在推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也产生重要作用，因此秦国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加之后来的水利工程建设，遂使关中地区成为富庶之地，成为支持秦国对外战争的物质基础。

再看赵国，文献中几乎见不到赵国改革对经济的影响，因此他对战争的支持力度也必然明显不足，以长平之战为例，赵军在战争中被困46日，竟得不到粮草的基本战略物资的供给以至于官兵相食而亡，赵国为了支持战争不得不向齐国借粮，这就说明即使在经过胡服骑射改革成功后的赵国，在经济上仍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持战争。

赵国的改革在政治上也没有触动封建化的进一步发展，其血缘政治与贵族政治表现得十分明显。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的改革，开始便遭到贵族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但在武灵王的说服和威逼下，公子成等人选择了服从。

公子成（王叔）反对胡服改革，表面上是反对武灵王的“袭远方之服”，实际上是担心“变古之教，逆人之心”，是赵国贵族阶层因循守旧观念的集中反映。

为了推行改革，武灵王是以当前面临的外强环逼，以“服为便用，礼为便事”之说说服了他。

赵造等王室成员认为，“圣人不易民之教，智者不变俗而动”。

（《战国策》卷一九《赵策二》。

）赵武灵王则以“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货者”，表明它的改革不会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范畴，这又反映了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的思想局限性。

这样，一方面使胡服骑射在简便形式上的改革得以成行，也表明改革的层次不会深入，从后来的实际看，包括赵武灵王在内的赵国统治集团都没有把这个变革发展下去，血缘政治依然是赵国的政治制度主体，旧贵族势力，包括武灵王本人都十分浓厚，后来赵武灵王在公子章问题上的犹豫不忍，乃至于“欲分国为二”，都是这种新旧观念矛盾表现的结果。

沙丘之变作为武灵王的悲剧，也是这种政治基础所导致的一个缩影。

赵武灵王之后，赵国的主政者如奉阳君等人属于守旧集团的代表。

沙丘之变时，李兑与公子成结为一党，李兑曾劝相邦肥义传政于公子成，遭到拒绝后又多次联络公子成，最后围主父于沙丘宫。

政变后李兑立即掌握了赵国大权。

另一些人如韩徐为则与齐国的薛公田文关系密切，尽管二者在赵国外交政策（对待齐、秦）上不同，甚至对立，但在政治上保守是一致的。

赵惠文王六年（前293年），齐闵王欲攻宋，秦国反对，齐国因此到赵国“致蒙”行贿李兑，赵即支持齐攻宋。

另外，有名的“触龙说赵太后”和“赵奢收税”之事，以及在是否接受冯亭献上党之地与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面前，都说明旧贵族势力的思想意识对赵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

在战国时期改革大潮中，赵国的改革实行是较晚的，其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但在经济改革方面缺乏，都与赵国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是联系在一起的。

赵武灵王改革唯一的政治基础便是所谓的“简襄之烈”的改革精神。

简襄精神为赵国立国之基，赵武灵王在推行改革中强调自己是依照“简襄之变”的先例，并以此说服了贵族势力，但是，赵国没有实行彻底而全面的社会改革，建立起一套与封建统一国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决定国家强盛的生产关系上进行彻底改革，这与简襄时期的改革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简单地把简襄的成就理解为扩疆拓土和吸收胡族文化，而没有把握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改革的相关性、一致性，是武灵王改革失之偏颇的原因所在，这也决定了“胡服骑射”不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改革的真正原因。

也有人认为，赵武灵王的改革也有政治上的措置，例如开明的民族和睦政策，在雁门、九原等地曾经释放奴隶等，加速了这一带的封建化进程，但这些措施只是在北方新疆域实行，并没有在赵国上下推开，换句话说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解决了赵国的军事问题，而没有真正实现赵国综合实力的固强。

秦国自商鞅变法（前356-350年）后，除了迁都咸阳外，主要是推行郡县制，开阡陌，废井田，平度量衡。

经济制度上的深入非常突出，并进行了“初为赋”和“初行钱”，导致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

秦国称王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前325年秦惠文君首次称王，距离最早称王的魏惠王晚近20年），但称帝的时间却是最早的（前288年秦齐相约称帝），这说明商鞅改革的效果是非常大的。

在组织制度上，张仪死后，秦国初置左右丞相、将军等，军事势力的发展同样是非常快速的，为对外扩张打下了基础。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大批秦简的出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秦国制度，特别是在法律文书和军制等方面展现的丰富内容，反映了秦人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所达到的较高水平，这是其他国家尤其是赵国所欠缺的。

赵国政治的落后，还表现在法令不行，赏罚不明。

与秦国变法之后，百姓大治，令行禁止，形成鲜明的对照。

秦始皇的父亲子楚曾在赵国作人质，后逃回秦国。

“赵欲杀子楚妻子。

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寻常百姓也时常违犯法令。

赵地“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

“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骠悍，而武灵王益厉之”。

所以韩非批评道：“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

其民轻而难用，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