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生态学，作为一门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的关系，以及相同或不同群落之间关系的科学，[1]自20世纪中叶开始将道德准则的目光投向全球性的生态问题。随即，生态伦理研究的学术视角成为焦点，至今学界对生态伦理的关注仍方兴未艾。从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视角研究生态伦理问题可谓学坛的一大亮点，得到了很多国内外学者的肯定，享有较高的国际地位。目前，就研究道教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而言，其学术成果浩繁累硕，但大多从道家源头《老》、《庄》之学出发统视道教哲学中的生态伦理观，或从道教“戒杀”、“护生”的清规戒律中研究生态伦理的实践法则，鲜有以时间序列为尺度研究道教哲学中生态伦理思想的演变特征。为此，文章试图从道教的历史流变视角出发做一大胆尝试，鉴于道教经典繁多，择要述其一二观之，以期在灿若繁星的道教经典中撷得一缕毫光，在完善学科系统性研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抛砖引玉之用。

一、先秦迄元的生态伦理观

(一)先秦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卧则居居，起则于于……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3]。子华子云：“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吕氏春秋·知度》)此处讲天人共存，蕴含一种原始的纯然之态。

(二)秦汉魏晋

“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吕氏春秋

·重己》)“言吾以观见万物无不皆归其本也。人当念重本也……教人反本实者，欲以辅助万物自然之性也。”(河上公《老子章句》)“自然守道而行，万物皆得其所矣。”[4]所谓适欲、返本，根义在于要求人们各守纯性、唤醒自性，与当时经学相互对待又针砭经学的浮华。

（三）南北朝隋唐

“夫道三合成德，自不满三，诸事不成。三者，谓道德仁也。仁，一也；行功德，二也；德足成道，三也。三事合乃得道也……有天有地而无人物，何成养乎？故《五千文》曰：‘三生万物。’”①《本际经》云：“自然而然，不可使然，不可不然，故曰自然。”《本际经》有偈颂说：“众生根本相，毕竟如虚空。道性众生性，皆与自然同。”《道藏》有云：“仰寻道经《上清上品》，事极高真之业；佛经《妙法莲花》，理会一乘之致；仙书《庄子内篇》，义穷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万象，体具幽明。”此时期的生态观沾了佛学的风气，寻求顺任自然的逍遥境界。

（四）宋元

“有天地，有日月，有水火，有阴阳，谓之真道。经云：纯阳而不生，纯阴而不长，阴阳和合者，能生万物。”②“全真之教，微妙玄通，广大悉备，在人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大抵绝贪去欲，返朴还淳，屈己从人，懋功崇德，则为游藩之渐。”③“诚能致‘中和’于一

道教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王晓伟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430079）

摘要：所谓道教的生态伦理观，意指道教对待生态问题的理念。文章基于对历史文献的分析，粗

略梳理了先秦迄元道教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旨在分析其历史流变特征及实践原则。粗浅以为历史时期道教哲思中的生态伦理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并具有生态和合性和生态持续性两大原则。

关键词：道教；生态伦理；人地关系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2-2-12.作者简介：王晓伟（1987-）,男，山东莱芜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与旅游可持续发展。①《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②《道藏》。③《长春道教源流》。

第19卷第1期Vol．19No．1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Postgraduates 2012年3月March 2012

身，则本然之体，虚而灵，静而觉，动而正，故能应天下无穷之变也。”①以全真教为代表的新教以非凡的气度调和三教，主张阴阳和合、自然和谐。

二、先秦迄元的生态伦理观演变特征

道教哲学自先秦以来，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成熟繁荣的螺旋上升过程，通过对道教哲学时间序列中有关生态伦理思想的文献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出道教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其深深的时代烙印。

（一）儒道并蓄

自先秦至魏晋，道教哲学的根旨基本维持了老庄之道的文脉，这时期的生态伦理学思想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先秦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鸿儒开时代先锋，辟精神新渠，为后世道家学派的传扬奠定了基础。追根溯源，此时，“道法自然”、“物我两忘”、“物无贵贱”的自然观可谓生态伦理思想的泉眼。

秦汉魏晋道教学者以葛洪为代表，他对黄老学术秉本执要，在动荡孶乱的时代背景、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下“玄学”应运而生，成为当时学坛一泓清流。“玄道”理论的提出，是葛洪对道教哲学的开拓发展。该时期，道教的思想与儒家的思想处于一种相互对待的关系中，二者既相互渗透，又表现出相对的差异。[5]玄道旨趣的形成兼容了诸家学说要点，虽然儒道在信仰形式、价值取向或安身立命之道、精神况味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二教融合交流仍不失为该时期的一大亮点，这也为生态伦理思想打上了时代烙印。“阴阳者，要在中和。”[4]“故纯行阳，则地不肯尽成；纯行阴，则天不肯尽生。”[4]“道贵中和，当中和行之，志意不可盈溢，违道诫。”(《老子想尔注》)“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谓知道要之门户也。”(河上公《老子章句》)上述文字，从道家的立场要求人们对待自然万物不可纵欲亦不必禁欲，要适欲从而达到中和的目的，这与儒家“中和”思想一脉相承。儒派代表子思子上承孔子中庸之道，下开孟子心性之论，作《中庸》，将中道思想提高到宇宙观的高度，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启示人们用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人类、自然，对协调人地关系，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大有裨益。

（二）玄佛兼容

道教哲学经历了萌芽、起步阶段后，渐入传承发展大道。汉魏晋时期，“致中和”的生态伦理思想彰显了道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相互渗透，呈现出“儒道并蓄”的时代特点。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哲思未曾与佛教发生深刻触碰。而晋唐时期，道教与佛教理论层面对话日益密切，该时期“重玄之道”的思想主题[5]尽显老庄之风与佛教般若学思想方法上的联系性。

重玄之道，迈步玄道，是道教初始思想的阶段性发展，深受玄学和佛学影响而又终归道家。晋唐时期，横跨南北朝及隋朝，重玄学者不乏其人，较有代表性的有孙登、向秀、郭象、成玄英等。《海空经》认为“一切众生有识之初，未有善恶”。“一切六道四生业性，始有识神，皆悉淳善……一切众生识神之初，亦复如是，禀乎自然，自应道性，无有差异。”

“万物成禀自然，若措意治之，必乖造化。”（《庄子·在宥》疏）“夫人伦万物，莫不自然；爱及自然也，是以人天不二，万物混同。”（《庄子·山木》疏）“物之性也，本乎自然。欲者以染爱累真，学者以分别妨道……圣人顺自然之本性，辅万物以保真，不敢行之有为，导之以归虚静也。”（《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17引）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而非本土流派，要想传入中国布道生根发展，尚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考量做适当的妥协和迎合。玄佛合流的共趣在“无”，佛教大成般若空宗与道家虚无思想类似，佛教以老学解佛，用老庄“虚无”论解释般若的“性空”论；道教融佛释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融佛之要。玄佛合流进一步论证了“物无贵贱”的生态自在价值性，从道体上明了了“万物并生、道法自然”的元极主旨，呼吁人们以顺任自然的态度“物我两忘”与自然共存、共生、共荣。

（三）三教合流

中唐以降，道教哲学发展更为成熟，“三教合流”的思潮兴起并呈现繁荣之势。这意味着儒释道三家既面临挑战也要以宽广的胸怀萃取各家精华促其本门教义的发展。就道教而言，三教合流不是儒释道三派义理的糅杂，而是彰显理论共性以更好地弘扬“道统”个性。

道教统摄三家之言很好地反映在王重阳祖师始建的全真教义中，王重阳深明“知常荣，容乃公”[2]、“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3]的老庄宗趣，以发展的眼光和洞达的气魄熔炼三家文化，提升道家新旨。《道藏》中有诗文曰：

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异，妙玄通后更无加。般般物物

俱休著，净净清清最好夸。亘劫真人重出现，

这回复得跨云霞。

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悟彻便令知出入，晓明应许觉宽洪。精神炁候

谁能比，日月星辰自可同。达理识文清净得，

晴空上面观虚空。

当今世界，科技不断创新，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化，似乎越发印证着“社会历史的进程，充满着器物文明与道德沦丧的矛盾”[5]。全真理旨的生态伦理调和“仁义”、“性空”、“道德”的思维空间，以更广阔的视角

①《中和集·玄门宗旨·中和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