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矛盾与论辩

中国近代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矛盾与论辩

在中国近代史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他们的争端与论辩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他们的矛盾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

改良派否认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存在，因而也就否认推翻清政府的必要。康有为狂热地歌颂清朝统治者的“功德”，称颂康熙的“薄税”不仅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梁启超则声称攻击革命派推翻清王朝为“复仇主义”，要杀尽满人等。他进一步推论：“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则必至于亡国。”革命派针对上述谬论，进行了批驳，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推翻清王朝的必要性。他们指出：秦始皇时，中国虽已废除封建，置郡县，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未废除，一直延续至近代。他们强调指出要“救亡”，就必须推翻清朝统治。

（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

改良派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共和政体。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改良派的立场。康有为则继续鼓吹其“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相演的庸俗进化论，即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而后方可进入民主共和。

革命派指出，梁氏所言实际上是“朕即国家”的翻版，而人民在这样国家之中只是统治的客体而已。革命派坚持资产阶级民权学说，批判上述观点，并认为中国不仅应该而且完全可能推翻君主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指出：民主共和乃历史发展之大势所趋，“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三）要不要实行民生主义

改良派攻击革命派关于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主张，他们认为中国不同于欧美国家，不存在贫富悬殊现象，不必进行社会革命，实行土地国有必将阻碍社会生产事业的发展。

革命派则发表大量文章，充分论证了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中国虽不像欧美贫富悬隔，但贫富依然存在，“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亦不可不革命。二者之相视为自然必至之关系，然则以有此制度故，当为社会革命无疑。”“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社会革命的方法就是实行土地国有消除社会上“坐食土地之利”的地主使资金投入工业生产，必将促进社会生产事业的发展。

因此，他们展开了广泛的大论战。大论战以《民报》的创刊为发端。１９０５年１１月出版的《民报》第１号，除孙中山的《发刊词》从正面阐发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以外，其余的文章如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朱执信的《论满洲政府虽欲立宪而不能》、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改良派的“保皇”论调进行批判。

改良派对革命派的挑战并不示弱。在1906年至1907年，两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根据地，展开了规模宏大的论辩。尽管由于本身的局限性和软弱性，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如何对待群众自发斗争和帝国主义干涉，以及国内民族关系和社会性质的估计等问题上，暴露出不少严重的弱点和理论的混乱；但由于革命派方面阵容强大，革命的宣传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客观历史潮流，符合民族利益，顺应了民心，因而取得了压倒优势。而改良派几乎主要由梁启超一人操刀握笔，很快不支。梁启超两次向《民报》试探言和，均遭拒绝。最后

《新民丛报》于１９０７年８月停刊，论战随之结束。

这场大论战，规模大，时间长，是继戊戌变法运动之后中国近代又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革命派与改良派大论战的实质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的两条政治路线的大搏斗。通过论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许多爱国知识分子逐渐向革命派靠拢。在论战中，革命派充分揭露了改良派“忠君保皇”的反动实质，捍卫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原则，夺取了当时思想战线上的领导权。经过这场大论战，同盟会的革命纲领获得了广泛传播，革命的主张在广大爱国者中间取得了显然的优势。首先是留日学生中间，精神面貌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高谈革命，公然昌言革命，几乎成为风气。这种风气接着又逐渐传到内地。从此，革命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更广阔地开展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大论战为辛亥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发动和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