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

“昙花一现”

——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

四百多年前，明末清初之际，欧洲耶稣会士的足迹开始踏入中国的土地。这些来自遥远欧洲传教士们，顶着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给传统教会带来的巨大压力，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带着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来到了这个令他们好奇憧憬的、神秘而文明的古老东方国度。他们持着十字架传教，却没有像他们的同伴在东南亚国家一般在另一只手中握上宝剑。他们以另一种和平的方式，开始了一场的文明之间的空前对话。

之所以称之为“空前”，是因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虽然可以追溯久远，但在16世纪中叶之前，这种交流始终处于较低的层次之上。它基本停留在人们能够感知的物质层面之上，即使是宗教文化层面的传播——如唐时的景教与元时也里可温教的流传，也一直处于“倏兴亡乎，戛然而止的偶然的不连贯的状态”[1]，最后也终随着朝代的沿革变迁而烟消云散无处寻觅。而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则是对过去历史的继承与发展，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就地域的活动范围，来华传教士的人数极其科学文化素养，还是交流所达到的深度而言，都达到了前所未及的水平。可以说，在这些传教士的引领之下，西方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以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2]。

这一场文明对话的结果如何，历来史学界众说纷纭。就我认为，这一次的西学东渐，层次深，范围广，规模宏大却影响甚微。这场文明对话，仅仅盛于明末清初之际几十年，而在清王朝之后漫长的历史中，却几乎杳无音迹。因它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过于夸大它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都有失偏颇。它确实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起到了一定作用，为明清之际陈腐的社会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但是，却没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革。这些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也终究没能帮助中国人走出中世纪。它的声音，也直到晚清的枪声炮雨里，才被重新唱响。

西学东渐实质上是一场文化传播，这场传播是以传教士为引导的，以中国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为主力的。由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最初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在最初登陆中国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与僧侣一样的宗教工作者而披上了袈裟。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僧侣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怎么高，至少不如他们在欧洲的时候一般德高望重受人敬重。而中国人，已经在“天朝上国”的繁荣强大之下受用了几千年，对一切的外来文明都似乎不屑一顾。“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3]，而当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走向空前的强化，正统儒家文化需要对中国社会保持一种极为严格的思想控制。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儒家文化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觉不容许任何其他宗教在此完整体系上打开哪怕是一个缺口——这一点从明朝末年对民间宗教的严格控制就可看出。如英

[1] 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试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7

[2]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2卷:七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 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国学者赫德逊在其著作《欧洲与中国》中所言，“传教士一直是有敌人的，——超级正统的儒家仇恨一切异端，特别是外国的异端”[4]。

就此，如何在儒家文化严丝合缝的体系中突入中国而进行传教事业，成了传教士们必须首要问题。此时，利玛窦以一种“学术传教”的方式，获取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认可，而被后世奉为圭臬。为了让中国人适应天主教，经过一番曲折摸索，利玛窦努力使自己融入中国社会，他学会中文，取号为“西泰”，以结交儒士。通过多番努力，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官僚士绅的活动圈子。利玛窦们在传教的同时极大地迎合了儒家文化的需要，他们根据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维习惯和接受能力，有选择的突出或者省略了某些内容，即使在宣传基督教的某些信条时，也多使用儒家的术语和思想来进行诠释。为了引起儒家知识分子的兴趣，他以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为诱饵，宣传西学，以广博的知识和全新的见解让他们眼界大开，从而取得其好感和尊敬，然后进行传教。

利玛窦编制以中国居世界中央的“万国舆图”献上，让中国的士大夫自尊心满足的同时又使他们第一次认识了世界的五大洲，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利玛窦还向他们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先后着有《圜容较义》、《天主实义》、《乾坤体义》等书，首次向中国传入了西方宇宙体系。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将西方公理化体系的典范——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对于此书，梁启超曾称赞：“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的著作”。

这些学术方面的影响使得明末清初掀起了一阵西学的浪潮，吸引了很多儒家知识分子的注意，甚至得到了封建帝王的青睐，这使得利玛窦得到了诸多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尊敬。然而，我始终想，此时的利玛窦，是不是有些舍本逐末了呢，要知道他万里迢迢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而不是来兜售他所了解的科学知识，这毕竟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他的最终目的。然而，当利玛窦脱下僧袍换上儒生的服饰开始，“便注定了他不再可能用‘合法’的宗教家身份从事传教活动，而只能把‘学术’当做手段，进行曲线传教”[1]。此时的他已被中国人当成一名融会中西的饱学之士对待，而作为传教士的身份在逐渐淡化。他为了活动便利的改变形象，却最终作茧自缚，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相背离，终如朱维铮先生所言，这是“把实用的需要看得高于一切，从而以非理性的态度选择手段的必然归宿”

[2]。

利玛窦“有心栽花”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而其“无心插柳”而进行的学术传播活动却一直为后世津津乐道。诚然，如果说利玛窦等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学，对于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没有一点影响，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有一些人士，也对西学充满了热情与好奇，并极力推动着其传播进程。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几人。面对西学的冲击，中国开明的知识分子才真正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明，并不是这世间唯一先进优越的，这些耶稣会士“货真价实的代表了欧洲的智慧，迫使他们的东道主承认在自己的文明之外，还存在有一种假如不相等，但也是可以钦佩的文明”[3] 。

西学在中国之所以能被接受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其适应了明末清初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或者说，是迎合了知识分子们再造儒家文化的意愿——如果把这

[1][2]朱维铮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英]G.P.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