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韩：性朴论者 非性恶论者

荀韩：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

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师生，他们给时人和后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就中国近代史而言，梁启超和康有为这对师生，不仅发动了极大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戊戌变法，而且还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当我打开他们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时，无不肃然起敬。

本文要研究的也是一对伟大的师生：荀子和韩非子。我在结束《先秦诸子思想的历史反思》课程和阅读《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一书之后，对荀韩人性论提出拙见：荀韩，性朴论者而非性恶论者。

韩非子是性恶论者吗

《韩非子》中并没有像《荀子》中有专门论述性恶论的《性恶》篇。我通读整本《韩非子》，并没有出现性恶的字眼，也基本没有显示人性恶的思想。为什么说“基本”，是因为拙意以为：《韩非子》中有很多显示性朴论、中立价值观的言语被误认为性恶论。如：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

——《韩非子·六反》此语虽令人触目惊心，在我们看来，父母的这种行为确实是人间的大恶。但是，韩非子还是不以之为恶，如果以为他在价值上认同这些父母的做法，并以之为善，那就绝对言过其实了。在这里，韩非子还是表现出价值中立的立场，既不以之为恶，也不以之为善。将亲情关系转换为利害关系，表现出的只是人性朴的思想。再如：

故舆人成舆，则欲衽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人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韩非子·备内》在韩非子看来，“好利恶害”，就利去害为人人所难免。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也就是性朴。为了得利，人们会做一些心理上不好受的是。例如，人们见了蛇和像蛇一样的动物会感到害怕，但从事蚕和捉鳝的人必须勇敢的捉拿这些动物，所谓“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医生为了利而作出更不寻常的事：“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韩非子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行医者的道德高尚，只是纯粹的利害关系。医者为了行医谋生必须做这样的事，不存在谁的道德高尚。这样的思想在现在看来定会被认为“没心没肺”，但这根本没有表现“性恶”。史上诸多学者将其“性朴”夸大为“性恶”，为韩非子扣上了“性恶论者”的高帽。

《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一书中指出，决定韩非子不是性恶论者还有两大分歧：第一，性恶论者逆性，而韩非子顺性。在前者眼里，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为了善，必须让人性发生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就是逆着人性走。与此不同，既然韩非子不以人性为恶，他就对人性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

第二，性恶论者化性，而韩非子用性。“化性起伪”是性恶论者的著名主张。虽然作为先天的东西，人性是“不可学，不可事”的，但是，他们还是要改变人性，从而陷入“改变不可改变的东西”的困境。；另一方面，韩非子则坚持要充分利用人性。

——《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所以我认为人们往往将韩非子冷静分析人性的思想误认为他支持人性恶的主张，韩非子是性朴论者并不难为人所接受。

《荀子》人性论的讨论

历来思想家少有对荀子的性恶论质疑，因为《荀子》一书中的《性恶》篇。但是，如果《性恶》一篇并非荀子所著，而是荀子后学所为，荀子人性论也实为性朴论。

在历史上，唐代学者杨倞在给《荀子》作注时，早就认为并非该书全部都是有荀子所写。他把《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这几篇放在该书的最后，认为它们是荀子弟子所写。他的看法已得到大家的公认，因为只要一读这几篇，就会明显感觉到它们从写作风格、表达方式、思想内容等方面确实不同于该书的其他篇章。梁启超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认为，《儒效》、《议兵》、《强国》等篇，“皆称‘荀卿子’，似出门弟子记录。”如此一来《性恶》作者不是荀子也是有可能的。

将《性恶》与其他诸篇比较，我发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荀子·劝学》王念孙在解释本句时指出：“此言善恶无常，唯人所习”。这种解释非常切中要害，蓬在本性上是不直的，但如果生在直的麻中就会自然变直；本性是白的沙，如果被放置在黑色的矿物中就会自然的变黑。同理，善恶之性并不固定，它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劝学》乃《荀子》全书首篇，所提出的思想与《性恶》篇中“人性恶”相斥，作为逻辑缜密的思想家，实非常理。再如：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

——《荀子·礼论》据以上所述，性和伪的关系是一种结合、配合、联合的“合”的关系。但是在《性恶》中，性和伪的关系是一种分开、分离、分化的“分”的关系。读《性恶》会感受到性和伪对峙的紧张关系，而读《礼论》则看到性和伪合作的轻松气氛。《性恶》的作者批评主张性善的孟子不懂得性伪之分。但《礼论》的作者却明确说“性伪合”。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上引该篇之文中，性仅仅是“朴”而已，并不是恶。《礼论》中“性者，本始材朴”的思想也与《性恶》中“令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相矛盾。由此可见，《性恶》的作者很可能并不是荀子。

《荀韩人性讨论与社会历史哲学》一书中大胆断言：《性恶》的作者不是荀子。并推断《性恶》成文于西汉中期，为荀子后学所作，该篇作者很可能受到董仲舒批评孟子性善论的影响，将荀子性朴论夸大抨击孟子。

《性恶》及性恶论在儒学史上的地位

不管《性恶》的作者是否是荀子，不可否认的是，该篇在儒学史上还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显恶的问题，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讨论了这一问题。假如没有该篇，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的讨论必将失色不少。虽然后来似乎没有中国论者再公开赞成性恶论，但是该篇在启发后人对恶、对人性的思考方面功不可没。

性恶论在儒学史上是作为靶子而出现的，两千年来，批评它的儒者多得不计其数。求善的儒者容不得性恶。如果性是恶的，如何得善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性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令后来的儒者感到满意，反而令他们极大地不安：性和伪为何总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伪为何具有如此大的力量，以至于它可以全部改变纯粹恶的性？

本文并未按标准论文格式书写，其中部分引用《荀韩人性讨论与社会历史哲学》（周炽成.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对于《荀韩人性讨论与社会历史哲学》一书，并不是所有观点都令我信服，但追求创新的精神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作者敢于提出新见，颠覆早已有定论看法的精神着实令我敬佩。对于拙文，只是提出一点愚见，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批评。同时本人相信“性朴”而偏向“性善”，正如“以直报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