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秩序观演变与世界秩序重构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秩序观演变与世界秩序重构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次论战各方所表现出的秩序观按其特征可归纳为“均势”秩序观和“国际规范”秩序观。两种秩序观相继经历了对立、整合和互补发展的演变阶段。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两者在塑造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重构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以目前确立的国际规则为基础深化国际秩序改革。

标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均势”秩序观；“国际规范”秩序观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三次论战，论战的双方都对当时世界的基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秩序观是三次论战中双方在分析世界问题时对未来世界应该遵循何种发展方向和运行方式的思想表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战双方是由欧美国际关系学者所组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占据多数。因此，探讨三次论战秩序观的演变很大程度就是探讨以欧美、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的演变。而对上述变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秩序的性质和特点，也有利于我们把握未来世界秩序的发展趋势。

一、三次论战中的秩序观及其演变

“关于国际秩序的设计和安排几乎是所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终价值取向，或者说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为了构筑一种自认为良好的国际秩序。”[1]笔者拟将三次论战双方的秩序观按其共同特征分为“均势”秩序观和“国际规范”秩序观，“均势”秩序观是指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强调利用军事、外交等手段平衡国家间权力关系的观点，“国际规范”秩序观是指强调国际公约和国际规则在协调共同利益方面的作用的思想观点。以下为三次论战中秩序观的演变过程，两种不同观念之间相继经历了对立、整合和互补发展的演变阶段。

（一）第一次论战：秩序观的对立阶段

第一次论战的双方分别是理想主义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理想主义认为人的天性可以通过环境教育的影响而不断改善，战争产生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人性的贪婪和好斗，而是国内和国际社会体制的不完善和对人性教化的不足。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是恶的，后天的教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性本恶的问题。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特征，国家对外行为以国家利益为主要依据。汉斯·摩根索推崇权力政治理论，认为权力观是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任何一个任务上的失败都将危及对外政策的成功，进而危及世界和平。”[2]

（二）第二次论战：秩序观的整合阶段

第二次论战的双方分别为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和传统主义学派。科学行为主义

通过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和跨学科手段对国际问题进行了广度上和深度上的拓展研究。莫顿·卡普兰提出国际体系六模式，其把基本规则、变换准则、角色变数等因素作为六个体系选择的标准。作为回应，传统主义在坚持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保留了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同时借鉴理想主义的合理观点。马丁·怀特在强调权力是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的同时，肯定国际准则的地位和重要性。由此可见，现实主义为了应对科学行为主义革新性方法论的挑战，通过与理想主义合理观点的相互整合，初步形成“均势”秩序观和“国际规范”秩序观的有机结合。

（三）第三次论战：秩序观的互补发展阶段

第三次论战的双方为新现实主义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学派。新现实主义的肯尼斯·华尔兹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其创立的国际无政府社会的“结构”概念，认为“体系的结构，特别是行为体的数量及它们各自的实力，决定了行为体的行动模式，其中包括均势状态下对立集团中结盟国家的数量。”[3]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强调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趋势越来越突出，军事力量在解决国际问题中起着次要作用[4]。适应新时期变化的“均势”秩序观和“国际规范”秩序观也相继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外交实践上呈现出互补发展的态势。

二、三次论战中秩序观演变的动因

（一）世界格局的动态变化是深层动因

“各国综合国力及其对比关系的变化是20世纪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根本动力。”[5]而世界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动态演变则是秩序观变化的深层动因。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的第一次论战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战后国际秩序模式的探索和主张；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论战反映了二战后，依靠信息技术革命而得到较快发展的国家有着在世界秩序研究方法上的变革性进展；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第三次论战反映了美国在面对苏攻美守态势时的外交战略调整。世界性大国以自身的综合实力为基础，通过对世界力量的对比分析而制定出相应战略，并把战略内容应用于由其参与构建的世界秩序的实践当中。在此过程中，三次论战中的秩序观也随着世界格局的参与者特别是世界性大国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而不断演变。

（二）国家利益观的调整是直接动因

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到冷战初期，国家利益观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利益观”。该种利益观强调通过争夺国家势力范围来实现国家实力的增强。因此，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论战中占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认为，要维护国家“权力利益”，就需要以均势手段来维持世界秩序。在冷战后期，世界力量格局出现重组，这也是第三次论战开始的时代背景。美国在与苏联争霸的过程中处于防守态势；日本、西欧经济崛起，经济上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第三世界国家兴起，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有所发展。相关的国家在面对世界格局的上述变化时，其利益观也实现了从强调“权力利益”到更加注重“发展利益”的转

变，即从过去强调利用较为直接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来实现国家的利益转变为强调通过国际合作来促进国家的发展。而该种观念的转变在秩序观上则表现为“均势”秩序观和“国际规范”秩序观的结合。

三、世界秩序的构建与变迁世界秩序伴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秩序观演变历程也经历了“维也纳秩序解体——凡尔赛秩序建立——凡尔赛秩序解体——雅尔塔秩序建立——雅尔塔秩序解体”的过程。

一战的爆发标志着维也纳体系的崩塌，战后确立凡尔赛——华盛顿多极均势体系。此时的“均势”秩序观占据着世界秩序重建的思想主流地位，而“国际规范”秩序观则通过国际联盟的实践而得到一定的重视，但作用甚微。在没有解决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根本矛盾也没有提出令世界各国满意的权力分配方案的情况下，凡尔赛秩序在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和大国矛盾冲突积重难返时，最终也土崩瓦解。

而随着二战结束，雅尔塔秩序确立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两极均势体系。“这种冷战秩序大体上经历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的两极对峙时期；二是60年代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和组合时期；三是70年代后的三个世界时期；四是80年代后的‘东西南北’时期。”[6]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使美苏两极体系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取代美苏争霸的矛盾，成为世界主要矛盾。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均势体系也随之崩塌。“均势”秩序观和“国际规范”秩序观也转而成为美国推行“单极世界”政策的理由和保障。

美国从中东撤军，把全球战略资源和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的行为体现了奥巴马政府希望运用“巧实力”的外交方式来扭转美国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局面。相比于以往较为粗暴直接的霸权外交策略，“合作姿态”是美国在新时期外交政策所体现出来的新特点。而此时“均势”秩序观和“国际规范”秩序观在强调确保美国领导权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集体安全和集体协作的作用。

四、世界秩序的展望与重建

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变革力量，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世界秩序的重建，需要经历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21世纪初期，我们正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世界环境。为此，我们应该为完成以下任务和目标而努力。

第一，重建秩序的内涵。重建经济秩序是核心。重建经济秩序要求改革世界金融秩序和贸易规则，加强经济金融危机的监控与管理；重建政治秩序是基础。重建政治秩序要求推动联合国的改革，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过程当中，增加其国际话语权；重建安全秩序是保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面对恐怖主义的日益肆虐、国际难民问题的日渐突出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不断增加，各国应该运用新安全观的理念去加强国家间安全合作，摒弃“绝对安全”的零和思维，构建安全“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