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医学救国之路

近代中国的医学救国之路

作者：邱柳柳

来源：《西部学刊》2022年第16期

摘要：医学救国思潮源于近代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起源于“亡国灭种”的危机感。维新派“保种救国”是医学救国思潮的发端;20世纪初一批医学先驱者对医学现代化的推进及医权的逐步夺回推动其蓬勃发展;抗日战争中医务工作者投身抗战前线救护工作将其推至高潮。医学救国的实质是民族救亡图存，它推动医学现代化发展，并以此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近代;医学救国;救亡图存

中图分类号：K25;R-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6-0137-04

近代以来，中国始终挣扎在民族危亡的困境之中，涌现出各种救国思潮，反映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其本质都是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因为“医”与“人”的关联性，使“医”与“国”存在紧密联系。因而在众多救国思潮中，“医学救国”思潮特征明显，声势浩大。

一、医学救国提出的背景及实质

（一）近代中国医学落后

甲午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国人意识到亡国灭种危机，提出“保种救国”的口号，这就是医学救国的发端。要保“种”，就要靠医学，但要医“种”的医学十分落后，所以医学救国首要任务是医治医学本身，即推进医学现代化。

近代中国医学落后，无力承担此重任。

首先，医疗制度十分落后。中国传统医疗体制下没有正规的医院，仅有服务皇室的太医院。1908年光绪和慈禧一前一后在24小时内去世，太医院被遣散。民间没有专业的医院，医生都由游方郎中或儒医担任，因而没有社会资金来源持续更新药物与设备。另外，传统医学教育采用师徒制，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都相当有限。

其次，医疗技术也很落后。因为缺乏外科手术学，国人对眼疾、体表肿瘤等疾病束手无策;鼠疫、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长期困扰国人，恶劣的卫生条件，又为瘟疫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中国被诟为传染病的发源地。例如，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时人记载人畜的粪便堆积路边，天晴化为碎末，随风入鼻，雨天则与泥沙相容，行人甚至没有落脚之处①，十里洋场的上海租界内则街道整洁，但一出租界，路面污秽不堪，到处是牲畜粪便，行人随地便溺，疮毒恶疾之人遍布路旁[1]②。而此时西方医学已步入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中西对

比，高下立见，更凸显近代中国医学的落后。医学水平的差异在近代民族危亡背景映衬下，又成了“政治负担”。

（二）近代中国的医权旁落

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鸦片战争后，其中传教士是主体。西方医学传入并非为了增强国人的体质，而是为了“藉医传教”。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哥利支就曾公开说，医务界的善士们来华行医是为基督教的传播铺平道路[1-2]。传教士郭实腊也曾露骨地说，在中国行医，就是要“上帝的荣光”在中国显现[2]②。他们认为，打开中国市场最好的方式是传教，而传教最好的方式是行医，把医学当成宗教的“侍女”。

近代中国对西方医学的学习起初非常被动，属于被迫接受的状态，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事实。而西医东渐的路线与近代西方殖民中国的路线高度吻合，反映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国现代化的困境。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使得西方传教士获得在五口通商城市行医的权利;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使西方14国均获得在中国行医及设立医院的特权，并将触角逐渐深入内地;《辛丑条约》更让教会医疗事业遍及全国，清政府被强制要求保护教会在华医疗卫生事业，到1911年则在清政府内形成了“保护—支持—利用”的基本政策。医学传播的路径与被迫开放的区域路径是高度吻合的，而清政府在此过程中没有保护医疗卫生主权的意识和能力，因而医权旁落。

因而，近代中国涌起的医学救国思潮，最先要救的是“医”本身，医学救国的实质就是夺回医权、推动医学现代化、从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二、医学救国的兴起、推进与高潮

（一）维新运动与医学救国的兴起

维新派的主要人物都曾提倡过西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均倡言“西医强种”。梁启超认为迈向世界文明的轨道唯有医学，要“保民”，就必须从医学开始。康广仁在澳门办《知新報》，特辟专栏介绍西医，时人发表《富强始于卫生论》一文，阐述了“强国”与“强种”“强种”与“强医”的关系，完整表述“体”“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

此时中国人因甲午战败而国力衰落，身体被“污名化”。1896年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出现“东亚病夫”一词。此后，严复、梁启超等为了改造国民性，亦多有引用，此后“东方病夫”一词陆续出现在中国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引起了国人和舆论界的强烈反响[3]。20世纪初，“病夫”的含义则从对国力衰落的耻笑转向指代国人体格的孱弱。正如梁启超描述，国人“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4]，因而改造国人赢弱的身体，促进体格的强壮，以此建构出身体强壮的国民和国力强盛的国家成为理所当然的诉求。这就是中国人对现代性理解的起点，

也是中国人建构现代自我和民族国家的出发点。李自芬教授提出，“中国人对现代性的体验和理解，首先是从身体开始的。”[5]

（二）医学先驱对医学救国的推进

医学救国的推进是由一批医学先驱推动的，主要包括留日、留美以及教会医学生。他们在发展中国现代医学的同时，逐步夺回医权。

1.留日医学生

20世纪初留日风潮被称为“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且其中学医人数最多。此现象源于效仿日本“医学维新”的初衷，鲁迅作为其中一分子，就曾提及原因，以为“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希望学成回来能救治像父亲那样受着落后医学之苦的病人，更重要的是想在发生中外战争时当“军医”，一并完成医学维新的使命。于是20世纪初一批国人东渡扶桑，试图实现医学救国。

1900年开始，中国出现以学医者为主体人群的留日风潮。从1904年的23人到1907年的95人，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1905年起，人数逐渐增多，原因在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这更推升了中国学生赴日学医以图自强的风潮。从1905到1939年，毕业于日本高等医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达414人，足见赴日学医的兴盛[6]。

留日医学生学成归国后，集中从事医疗和卫生行业，通过创办杂志、创办医学校、投身医学教育、创办医药协会、译注医书、推动卫生行政法规等推动西医在中国的发展[6]，推进西医的本土化。

留日学生在创办医学校，推进西方医学本土化贡献巨大。例如，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现代医药专门学校——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制定出最初的药学人才教育体制，历任校长及教师绝大多数是留日归国学生。创校缘起韩清泉、厉绥之等人看到外国教会把持中国医权，仗势欺诈病家、牟取暴利，为了办好医院，医生只领取最低生活费而不领取工资，常常为平苦大众施医送药免费治疗;我国最早的国立医学校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院前身），与留日医学生息息相关，留日生汤尔和为首任校长，至1922年，全校16名教授中，14名是中国人，其中13人有留日背景;1926年上海私立东南医科大学创立，11名集资创办的校董中至少7名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郭琦元任首任校长，学校许多职员有留日背景。到了20世纪30年代，留日归国医学生占据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员的大多数，甚至在一些教会医院也出现了他们的身影。留日医学生对中国近代医学本土化意义重大，通过医学教育活动，培养人才，完成西医本土化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