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与信仰关系之思

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与信仰关系之思

作者：李敏

来源：《学理论·下》2010年第02期

摘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没有理性和没有信仰都不能称之为中世纪哲学。以梳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为脉络,重新审视和评价中世纪哲学,纠偏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宗教的认识,对解决现代所面临的理性过度张扬、信仰失落、价值迷失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中世纪哲学;理性;信仰;调和

中图分类号:B5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6—0013—02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是中世纪的核心问题,贯穿了中世纪哲学形成、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提起中世纪,人们大都会认为:中世纪——这个由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提出的,用以指称欧洲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他们所处的启蒙时代之间那一段黑暗的文化断裂时期,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人的理性寒夜,哲学神学的婢女的时代。其实,如果能够用辨证的态度给予这个时代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的话,中世纪哲学则是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轨迹,并且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在理性的科学精神和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中发展。在理性张扬、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人类精神家园失落,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以理性与信仰之间力量的消长为脉络,重新审视中世纪哲学的基本精神,纠正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宗教的偏见,对于解救现代人面对的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1.理性依赖信仰存在

在早期教父哲学把希腊、罗马的哲学视为异端,反对任何有理性的思考,提倡绝对信仰。教会一直强制推行这样的思想准则,要求哲学服从神学,信仰高于理性,启示高于知识。但是早期基督教虽有着虔诚的信仰,却没有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却有着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迫于传播发展的需要,它不得不转而利用哲学。所以早期基督教一方面贬抑理性,另一方面也对希腊哲学进行有选择地接纳,借助哲学的反思,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使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

这时期的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以中世纪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真理台柱”的奥古斯丁为例,他的名言是“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主张信仰高于理性,靠神秘的直觉去认识上帝,但是又认为上帝是可认知的,可以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论证。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随着人们对理性的追求日益强烈,对教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多,早期教父哲学家们也逐渐意识到信仰无理性是盲目的,要想使基督教信仰成为一种普遍现

象,它必须能够经受得住理性的检验,得到理性的首肯,而有理性的信仰才是最可靠的。但是理性还是没能超越信仰的界限。“教父哲学给予理性的信赖从来都守着信仰的界限,这界限即使在奥古斯丁那里,也不曾放宽到可以追问神是否或何以‘存在’的地步”。[1]

2.理性与信仰分离的萌芽状态

如果说教父哲学是神学与哲学的统一,理性低于信仰,依附于信仰而存在,那么经院哲学的产生与以往的奥古斯丁神学即教父哲学相比,已经有某种根本性的进步,哲学在一点一点地同神学分离,逐渐从神学中独立出来。

经院哲学的第一位重要哲学家无疑是爱留根纳,他建立了中世纪第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在对待理性的态度上和众多教父们一样,认为信仰高于理性,他重申教父哲学的命题“真哲学就是真宗教,真宗教就是真哲学”,但却把强调的中心移向了哲学和理性。他认为如果理性和信仰之间出现了矛盾,我们就应当服从理性。当然爱留根纳的目的并不是在否定信仰,而是未来使信仰具有理性,使信仰与理性取得一致。他这种推崇理性、推崇思维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

11世纪时,作为理性思维艺术的辩证法被引入神学的思维,代表着理性主义的复苏。安瑟尔谟在信仰支配理性的前提下,肯定了理性对神学的作用,从而确定了经院哲学的基本立场。他的著名格言是:“我绝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他强调基督徒应当由信仰进展到理性,而不是由理性出发达到信仰。信仰是立足于自身的,并不需要理性的基础。但他并不是单纯的否定理性,而是认为:“当我们有了坚决的信仰时,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力求加以理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安瑟尔谟和奥古斯丁一样主张“信仰寻求理解”,他既维护了信仰的至高地位,又保证了哲学思辨的权利。

3.理性与信仰的调和

12世纪时,阿拉伯人保存的古希腊文明传回西欧,从而引起了经院哲学内部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论争。托马斯·阿奎那极力主张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取代作为教会理论支柱的奥古斯丁式的柏拉图主义,力证理性在论争信仰、捍卫信仰方面的积极作用,毅然采用亚里士多德哲学论证基督教信仰,试图调和理性和信仰的关系。

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和执着的思想家,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以及一切科学是托马斯决不动摇的立场。虽然大家最熟悉不过的是他那“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著名命题,但是托马斯毕生的目标却是要调和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尽管神学与哲学彼此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但却不赞成这两个知识领域在实践中相互分离。他认为信仰与知识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但二者应当是和谐一致的。神学的真理虽然是超理性的,但绝不是反理性的。哲学与神学只是认识真理的两种不同的途径,而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关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他用钱币的例子巧妙地说明了二者并行不悖的关系,既各自独立存在,又不能硬性分开。这无

疑为理性的存在博得了合法的地位,使理性思想从异端邪说变成经院哲学思想理论的一个组成

部分。

没有信仰与没有理性都不能称其为中世纪哲学。从本质上讲,中世纪的哲学是为信仰服务的,但它却是理性的活动。它“从科学的兴趣出发,鼓励和赞许自由的研究精神。它把信仰的对象变为思维的对象,把人从绝对信仰的领域引到怀疑、研究和认识的领域。它力图证明仅仅立足

于权威之上的信仰的对象,从而证明了——虽然大部分违背了自己的理解和意志——理性的权威,给世界引入一种与旧教会的原则不同的原则——独立思考的精神的原则,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原则,或者至少是为这一原则作了准备。[2]所以说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本精神并不是完全排斥理性的盲目信仰主义,而是理性与信仰融通调和的典型。

4.理性张扬,信仰失落

基督教哲学试图调和理性和信仰,用理性来证明信仰,结果却是不仅损害了理性,也失落了信仰。文艺复兴时期呈现了反理性倾向,直到笛卡尔才竖立起近代哲学理性主义的大旗。近代哲

学不仅继承了古希腊哲学还继承了它的传统,许多哲学家也是科学家,并且力图使哲学变为科学。自此之后,科技理性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当人们有意无意将理

性与信仰分离时,人的悲剧性就开始呈现出来,理性取代了万能的上帝,人消解于理性崇拜之中,人性重新戴上了枷锁,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理性自身暴露的缺陷证明了近代哲学以求知涵盖求德

的奢望难以实现,因为求善并不能在求知求真中完成,理性科学的增长并不能必然带来道德的增长。[3]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促成了理性与信仰的严重错位,信仰失落而理性大步发展,最终导致理性的种种出乎意料的负面作用。终于,19世纪末叶时,大哲学家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惊人宣告,上帝死了,人类的理性大厦也随之坍塌,“‘上帝之死’运动也表现了一种普遍的文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一般把生活视为不稳定的,由背叛做标记的,并且正朝着不可避免的毁灭而发展。”[4]在科学越来越发达的20世纪,科学一度被人们认为是人类幸福的使者,可以创造出人类的幸福生活,又不伤害人类。现实并不如人愿。如贝尔纳所说:“科学所带来的新技术引起了失业和生产过剩,导致社会动荡,诱发经济危机并很可能引发残酷的战争。”[5]科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显示的毁灭性的力量动摇了人们对科学的信心。危及生存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匮乏等使人类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特别是对精神方面的孤独感和失落感,人的逐步异化等现象,科学是那么束手无策。

综上所述,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理性和信仰之间的互相压制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具有理性精神的科学和信仰精神的宗教之间的关系应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无宗教则盲,宗教无科学则跛;宗教没有被科学取代,科学不能解决人类信仰的问题。宗教和科学不是非此即彼,它们共同的未来最终是要对话而非对抗。”[6]作为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也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如果能改善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让理性从属于信仰,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也不是让理性批判信仰甚至完全要抛弃信仰,而是以互补的关系并行不悖的发展,让以理性为核心的科学去解决外在的客观世界的问题,让宗教用信仰来调适人的内心生活。或许可以避免前者过于“冷漠”,后者陷入“迷狂”,也能更好地构造个人与社会良性的

发展和理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