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十章魏晋南北朝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第一节、中国古代小说溯源。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是指那些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后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与《庄子》所说的“小说”含义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古代，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始终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二者仍然是接近的。

东汉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诸子略共４３２４篇，小说就占了１３８０篇，是篇数最多的一家。班固据《七略·辑略》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他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这虽是小道，尚有可取之处。班固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对认识中国小说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

小说最早可以溯源到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神话故事以神为中心，历史传说虽然有现实人物为根据，也往往涂上神异的色彩。它们是我国志怪小说的源头。我国先秦古籍中保存神话最多的是《山海经》，《穆天子传》中也有一些。另外，我国先秦史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具体记述人物的言行，先秦子书如《论语》、《孟子》、《庄子》等，也杂有不少记事的成分，写出了一些思想家及其门徒的言论行动。它们都对魏晋以后记录的人物琐事的小说有直接的启发和影响。

其次是寓言故事。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韩非子》中保存寓言故事最多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明白地用“说”来标目，也透露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寓言故事可以看作小说的源头之一。

第三是史传。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唐代传奇小说多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三国志演义》径直标明是史传的演义，都证明了史传是小说的一个源头。在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中，有些书或归入子部小说家类或归入史部杂传类，这两类缺少严格的区别，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史传对小说的影响之深。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大量产生，是有其现实社会原因的。首先是和当时的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宗教迷信最易传播。腐朽的士族阶级不敢正视现实，妄想羽化登仙，永世享乐，多信神仙道术之事；有的由信仰佛教，寻求精神上的麻醉；而劳动人民渴求摆脱贫困、饥饿和死亡，在统治阶级的愚弄下，也往往把寻求安宁、幸福的希望寄托在不现实的神的福佑之上。社会上宗教迷信思想因之盛行，神

鬼故事也就不断产生。

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极端困迫的生活里，也运用各种方式向压迫、剥削他们的反动统治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常常把强烈的反抗意志的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借助于神鬼故事曲折地表现出来。志怪小说中有不少思想内容积极健康的作品，就是这些故事的记录加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数量极多，现存下来完整的尚有三十多种。干宝的《搜神记》的成就最高，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志怪小说按内容可分为三类：

一、地理博物。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传》、张华的《博物志》。

二、鬼神怪异。如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

三、佛法灵异。如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志》。

志怪小说中值得注意的，也是优秀的作品，可能是民间故事，它们虽然也染上了神异色彩，却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爱憎以及对美好生活向往。《搜神记》中的《三王墓》记巧匠莫邪给楚王铸成雄雌二剑后被楚王杀死，其子赤为父报仇的故事，不仅揭露了封建暴君残害人民的血腥罪行，而且突出地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英雄行为：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叁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

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叁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叁日叁夕，不烂。头踔出汤中，踬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叁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搜神记》中的《韩凭妻》叙述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被囚自杀。何氏亦自杀，韩凭夫妇墓间生出相思树，一对鸳鸯恒栖树上，交劲悲鸣。《冤魂志》中的《弘氏》写地方官迎合朝廷旨意，抢掠弘氏材木，幷将他处死。弘氏鬼魂报仇，以致诬害他的官吏死去，用他的材木在皇帝陵上所建寺庙也被天火烧毁。这三篇作品表现了人民对暴政的反抗。

劳动人民的善良、勇敢、乐于助人、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志怪小说中也有动人的表现。如《李寄》，写穷苦的女孩李寄，冒着生命危险，砍死大蛇的故事。李寄的形象反映出劳动人民为民除害的勇敢和智慧，同时也说明了官吏的残酷和无能。

反映封建婚姻制度下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的幸福而斗争的故事，可以《紫玉韩重》为代表。作品叙述吴王小女紫玉和童子韩重相爱，私订终身，吴王不许，紫玉愤恨而死。后来韩重在墓前痛哭，紫玉魂灵出现，和他在墓中结为夫妇。这个故事歌颂了他们爱情的坚贞，写出了封建时代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不自由。

再如《博物志》中八月浮槎的故事，则表现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愿望，十分有趣。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二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