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世界

湘西：沈从文的精神故乡——读沈从文作品有感474166 河南省邓州市元庄二初中王光海[内容摘要] 任何作家都处在一定的客观环境和文化氛围里。

作家要展开自己的创作，离不开对一定地域空间与背景文化的借助与依托。

在成长的过程中，环境和文化中的一切都会影响着作家思想意识的形成，由此，作家敏感的心灵也不断地获得对所处环境和文化的认同。

作家性格、心理、气质、观念赖以形成和文学空间得以生成的精神上或地域上的本土，对作家创作的启示是非常广泛的，文章以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世界为例进行阐述，藉以探讨湘西本土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启示和影响。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本土湘西世界“人性小庙”“乡下人”作家赖他得以成长的地域范围、文化环境而构筑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司空见惯的文学现象。

文学反映作家的创作理想决定了他要受制于作家的思想感情、价值取向、人生理想和生存体验。

任何一个作家，无论他是现实的还是浪漫的，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无论他是写客体世界的还是心灵世界，总离不开他生活的历史、心灵的痕迹、思维的回音，离不开沉浸在他灵魂中的那种文化氛围耳濡目染的影响。

作家要将某种创作意图赋以文本的形式，首先要面对的是空间的选择与背景的设定。

在这种构建中，作家充分发挥主体精神对该地文化环境的同化作用，他们一般借助某个现实地方的各种成分作为载体，加入自己的观念重新提炼、组合与塑造，形成一个似是而非的地方，他们与现实中的原地相似相交而无法重叠。

现实故土对作家影响甚深的某个地方往往会成为作家的精神家园，诱使他在作品中一次次执着地“还乡”，将故土文化带入自己的作品中，久而久之，成了他创作的恒常背景。

典型的如本文要论及的湘西本土之于沈从文。

另外，沪港洋场之于张爱玲，浙东越地之于鲁迅，湖北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之于废名，河南果园城世界之于芦焚，北京城根篱下世界之于萧乾，苏北高邮地区之于汪曾祺，葛川江之于李杭育，约克纳帕塔法之于福克纳，都是生动的例证。

一、沈从文赖以生存的湘西世界1、“乡下人”的沈从文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汉血统，出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封建行伍之家，系清王朝提督沈宏富之孙。

自幼聪颖顽皮，依恋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而经常逃学，甘心忍受小学老师和父母的责罚。

1918年加入敌方军队，任上士司书，驻守辰州（沅陵）及沅水流域诸县，其间曾一度离军任屠宰税征收员。

青少年时代，他走遍湘、川、黔边界，了解、体察苗、汉、土家各族的社会生活与民风民俗，这成为他日后从事文字创作的主要生活源泉。

沈从文以小说创作为主，散文创作为次，一生结集六十多种，是创作数量甚为宏富的现代作家之一。

1926年至1928年，是其创作的起步阶段，主要结集有《鸭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合集》、《蜜柑》、《好管闲事的人》、《老实人》、《雨后及其它》、《呆官日记》、《阿丽思中国游记》等。

３０、４０年代是其创作成熟丰收的阶段，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神物之爱》、《旅店及其它》、《一个天才的通信》、《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凤子》、《八骏图》以及散文集《从文自传》、《昆明冬景》、《湘西》等，约５０多种。

湘西本土是沈从文文学之思的发源地。

从二十岁离开湘西到后来终身浪迹各大都市，沈从文的文学及心灵之根始终安扎在湘西故土，从小在阅读一本小书的同时也在阅读一本大书，湘西生活的各方面他都亲身经历过或耳闻目睹过。

“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

２０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２０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①。

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在成为作家之前，几乎未受过正规教育。

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

”②他是带着个人的直觉进行创作的。

他即未系统地学习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又未系统地接受西方美学、文艺学的教育，故而不受任何传统与理论的束缚，创作思想一任其性，自由自在地发挥与发展，具有其独特性。

沈从文在都市里做了一辈子的“乡下人”，他固执地认为现代物质文明是对自然生命本身的伤害，在很多作品中从性爱角度入手，对之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目睹都市普遍患上“阉寺性”毛病的人们，沈从文从湘西人自然和谐、健康强劲，和着天地之脉搏而舞动的性爱方式上获得讽刺力量。

城市苍白缺血，沈从文找不到期冀中的一切，他因此而将目光转回故土，“其独慰诗人之心者，则尚有天然在矣。

人生不可知，社会不可恃，则对天物之不伪，遂寄无限之深情”③，他对崇尚自然、注重生命天然美的湘西情有独钟，一次又一次深情回眸。

沈从文一切关于生命的理解都源于湘西或者只有在相西的土壤上才有的生命力，离开了湘西本土的铺垫与印证，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不会有如此炫目的光彩。

2、湘西本土文化“湘西本土”作为湘、鄂、川、黔四省相交边境地区的湘属部分，是一个直到本世纪初叶仍然公路不通、火车不行的广漠山地，高山多阻隔，长河不尽流，地理环境十分闭塞。

湘西作为一个具体的地方，它与外界隔绝甚深，几乎是一个想象中的地方。

湘西这片边远地区居住着苗、瑶、侗、土家、汉等多个民族，这种格局是在不断的演变中形成的，其间有着政治力量的干预和统治者“改土归流”的安抚政策的同化。

但由于土著居民苗人有着极为叛逆的血统，征服与抗拒一直矛盾地在湘西这片土地上演着，苗人长期保持着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与纯朴美好的生活习性、人情风俗。

自汉以来的封建统治者几千年的驯化之功，终将封建关系带入湘西，而本世纪初的西方传教士的进入及外资、洋货的输入，使湘西原始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互相并存，各种生活方式互相溶合而又不断排斥，纠缠出湘西复杂多元的生存面貌。

如此丰富的地域文化为沈从文提供了巨大的创作空间和丰富的创作素材，很难想象，没有湘西本土诸方面作背景，缺乏“湘西本土”的孕育与滋养，沈从文就能创造出如此雄强、传奇而富于特色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作品取材广泛，在常见城市知识者生活之外，另开辟了一个神奇的湘西世界，兼具浪漫诡奇色彩与现实速写，因此视野很开阔。

在他笔下既有对原始生命活力的热情赞美（《雨后》、《龙朱》），又有对边地村寨淳朴人情的诗意展示；既吟唱徘徊于爱与死之间的浪漫故事（《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又对宗法制乡村社会的落后、闭塞进行速写（《丈夫》、《萧萧》）。

在回忆湘西古老善良风俗人性的同时，也大胆暴露了穷苦人民在外来政治、经济压迫下，生活困顿、日渐萧条、趋于崩溃的现状（《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牛》、《失业》），更有一些作品从侧面反映了国民党残暴的统治与革命者的反抗（《菜园》、《大小阮》、《新于旧》）。

读者从沈从文作品中看到的是一个原始氏族遗风与封建宗法关系并存的湘西社会，又是一个古老传统正在消失的社会。

在沈从文将湘西作为一种地域范围，更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载体引入文坛以前，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还未曾有“湘西”这个概念的存在，湘西终于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地方，离不开沈从文的提炼与叙述之功。

湘西的山水、人性、人情、风物、习俗，在沈从文的笔下、作品中渐次展开与呈现，“湘西世界”眉目日益清晰并逐渐丰满。

这里神、人被同时供奉，神性人性水乳交融，物质文明对精神的戕害尚未伤及到湘西文化的内核，而地理环境的恶劣使湘西民族性格中充满了蛮、悍、韧的因子，在沈从文笔下却正是民族顽强生命力的源头，而他的观念里这种生命强力也正是一个民族元气之所在。

在沈从文的地域性作家身份的背后，是纵溯古今、横贯中西的关于生命的共同的思考，那就是真、善、美的生命形态和生命本质，是在人类文化视角的关照下的世界图景。

湘西山水钟灵毓秀，孕育出鲜艳斑斓的湘西本土文化。

神性的精灵、人性的淳朴、人情的淳厚、风俗的奇异、风光的绮丽，健康的“不悖于人性”的生命形式，是湘西本土文化的本质与内核，它们与土地的贫瘠、地势的险恶、风俗的诡异，恶劣的生存空间所形成的野蛮好斗民风紧紧结合在一起，需要作者独具慧眼的发现和独具匠心的提炼与运用。

美与丑是同一事物紧密结合的两个面，如何将美准确地传达，如何在审丑中把握到更深刻更本质的美，是湘西本土文化带给沈从文的难题，稍不小心，作品就会成为读者猎奇心理的满足物，根本就谈不上营造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传达作者的人生理想。

沈从文准确地把握到湘西本土文化的精髓，并因此而使作品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沈从文笔下人物与湘西本土文化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离开了这种本土文化的衬托，他们便显得空洞，不真实，缺乏说服力与生命力。

《边城》中的翠翠性格中闪动着的灵性光辉，是与周围青翠的竹篁、自在的溪流、神性的白塔、古朴的民风互相契合的，那遭陌生人盯视，“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的少女仿佛不属于尘世，她只存活于亦神亦人的湘西人群体。

《长河》中那以拿自然、上天赋与的柑桔卖钱为耻的事也只有出现在商业气氛非常淡薄的湘西这样的地方才不令人觉得突兀。

二、湘西本土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启示开始文学创作的沈从文，寄身于中国一些著名的大都市。

都市的生活经历与所目睹的世态人情，使他执著地认定自己是一个寄居都市的“乡下人”。

身体的迁移并不意味着精神的离乡，无法在都市找到自己生命的“根”所带来的那种漂泊感，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在作品中“还乡”，湘西本土文化中许多与他渴望的理想世界相契合成了启示他创作的重要因素。

（一）“湘西本土”是沈从文构建“人性小庙”的载体在乡土题材的作品中，沈从文注重表现自然人性，追求未受现代文明及宗法文化污染的“原始强力”，以此来救助日趋萎顿的都市文明。

因此，他的乡村多为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边城》便是代表。

作品描写撑渡船的老人与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平凡生活与翠翠的爱情悲剧。

小说达到了风俗、人物、命运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界。

其中翠翠便是作家理想人性的化身。

不仅如此，小说中其他人物包括老船夫、傩送兄弟、杨马兵等人也都善良、纯朴而正直，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契合”。

小说中宁静自足的生活、淳厚的人性之美，单纯而执着的地方性格，在加上乡风民俗的原始自然之美，作者心中象征着人类童年期的“乌托邦”便油然而生，显然，其中又寄托了沈从文再造文明的执着理想。

然而，正如汪曾祺所说：“《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

”“《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沈从文将现实理想化的目的，即在于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同文本之处的丑陋现实相比照，让人们从这样的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