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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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政治
——《乡土中国》读书报告
201011022942 白领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0级
【摘要】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而不管是人治还是法制,都是人依“法”而治。因此,文化影响政治得以证明。反过来,政治影响文化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一纸政策对于文化的命运的影响上不在话下,且看历史上的真实例子……
文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只要做好教育这个环节,文化即可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其正面的作用。反之,一个在健康的文化影响下的政府也可以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助其一臂之力。如此良性循环,必可达到最好的善果。
【关键词】文化、传统、教育、政治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这本著作是费孝通先生根据自己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写成的十四篇文章。在本书中,费孝通先生尝试回答自己所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并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
在反复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其中《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两章印象深刻并且有所共鸣。于是,在思量一番之后决定试着写出自己对“文化”与“政治”理解。然而,由于知识的局限或其他,对于两者的关系的理解必然是极其不成熟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始终认为,在人文科学的范畴内,因其不似自然科学那般有精密准确的仪器与公式,对于很多的问题真的是见仁见智。
书中写到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正因如此,我认为文化与政治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却没有所属关系。
说到这里,似乎有必要对“文化”一次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义。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提到:人之所以要有记忆,也许并不是因为他的脑子是个自动的摄影箱。人有此能力是事实,人利用此能力,发展此能力,还是因为他“当前”的生活必须有着“过去”所传下来的办法。我曾说人的学习是向一套已有的方式的学习。唯有学会了这套方式才能在人群中生活下去。而这套方法就是社会共同的经验的
积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
那么,首先来说说文化对政治的影响。人的生活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是在他富裕学习的能力。他的行为方式并不固执地受着不学而能的生理反应所支配。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做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式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因之,学习必须打破个人今昔之隔。文化,恰是通过这种学习无形地渗透到每个人、每个民族的今昔之间。这就是为何,一百多年前的京剧在无线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被人们熟悉、被人们喜爱的原因。文化的传承与延续虽然需要学习,然而对于文化的认知与熟悉却是与生俱来的。举个例子,蒙古民族自古生活在蒙古高原,善骑射,四季游牧。虽然具体的骑马射箭这些需要在学习中慢慢积累,但是蒙古人对于骏马弓箭亲近感与喜爱是与生俱来的。蒙古小孩在很小的是就要骑上马背。而游牧文化对于蒙古民族的影响更是渗透到骨髓。常年游牧草原随遇而安的心态以及冒险精神是这种文化渗透到这个民族灵魂的。又比如,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提到,中原的人到了内蒙的草原——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实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正如费先生所说,农耕文化对于这个民族的影响也是同样的。农业和游牧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时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这也就是为何农耕文化的中原人到了蒙古高原——这个并不适合耕种却适合放牧的草原之后仍然要开垦种地,即使他们也不是不知道,结果会是种一两年之后那片地就再也长不出庄稼了,然后再换地,再开垦,再废弃,在换地……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是水清草茂蓝天白云的天堂草原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不同文化对于不同民族的截然不同的影响,或许归根结底就是那句话吧——“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C.Gustar Jung,1875—1961)。他所说的“浮士德”,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征。这种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现了出来罢了。
文化对于“人”的影响如上已经证明。正如书中提到不管人治还是法治,其实都是“人依‘法’而治”。也就是说,“人”对于政治的影响也是成立的。此处之所以要用一个带引号的人,是因为此处的人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指在某个文化影响下的特指的人。写到这里突然发现上面引用的例子简直是万能的。当农耕文化的汉民族夺取政权后的行动往往是要巩固疆土,因为他们需要耕地。然而游牧文化的蒙古民族则是哪里有草原就征战到哪里。反正只要有草原,有河水,蒙古人就能生存。两千多年前的秦朝筑长城而八百年前的蒙古人到达欧洲,其实不就是两个民族文化对于这两个民族政治的影响的最好的例证吗?
至于政治对于文化的影响,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一纸政策对于文化的命运的影响尚不在话下,且回头看上面的例子。在我国历史上,因为政治的原因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从未停止过。从而各自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或多或少地被改变或影响。蒙元帝国之前蒙古民族只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而元朝建
立之后入主中原,对汉族农耕文化造成冲击的同时游牧文化也被影响到。例如,汉族开始效仿蒙古人骑马时的简易服装;蒙古族人效仿汉族在名字前冠以姓氏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政治对于文化的影响。
最后,文化与政治之间,我认为有一个环节是至关重要的,即教育。以笔者的水平对“什么样的政治、政府才是好的”这个问题无从下手。然而,我认为,不管什么样的政治或者政府,好不好的评判标准应该是,那种政治或者那个政府“统治”(或许应该叫治理)下的公民幸福与否。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幸福的标准。对于这一点,如果展开来讲未免太过冗长,并且,也没有把握解释清楚。因之,暂且把幸福的定义定为在物质上衣食无忧并且拥有精神消费;在精神上的话就又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回到上面的问题,为何认为文化与政治之间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教育呢?前文中已提到,虽然每个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认知与亲近感,然而真正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却需要教育这个环节,且需要正确的、适合的教育方法。文化本身并无所谓优劣高下之别,对于文化来讲只有价值判断。某些文化之所以被诟病是因为其文化的载体出了问题。例如,军国主义思想这个至今对全人类危害无穷的概念,它本身并不专属于某个民族或文化。它的出现,以笔者之见,更多是在文化传承的环节上的问题,即教育的问题。
如此,便可得出结论,文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只要做好教育这个环节,文化即可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其正面的作用。反之,一个以健康的文化为指导的政府也可以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助其一臂之力。如此良性循环,必可达到最好的效果,也许那个可以叫做国泰民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