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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历史文化专题第一章贵州文化及其界定第一节贵州文化的定义及特点一、贵州文化的定义对于“贵州文化”这一概念，可以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没有人提及，有人更是妄自菲薄地说，贵州根本没有自己的文化，因为贵州文化更多地反映出中原文化的特征。

自1995年,由贵州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组办的“贵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贵州学术界才第一次把“贵州文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范围内来探讨,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举措。

会上学者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归纳起来共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有人认为从宏观上来讲贵州并没有形成一种单独的文化,“贵州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局部反映而已。

二、有人认为贵州的种种文化现象,都是在中华文化这个母体上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任何时候都没有脱离过这个母体。

然而,从微观的角度，即从文化的地域差异来看,“贵州文化”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

综上两种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一种观点，是从宏观的角度看待贵州文化，把贵州文化纳入到中华文化这个大范畴来审视，这种视角在于强调贵州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整体性特征，而忽略了贵州文化的个体特征；第二种观点在于强调贵州文化的个性特征，是将贵州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看待，将它与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塞北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滇文化一样看待。

认为这些区域文化,是在某一特定的空间范围内逐渐形成的,由于历史、地理和民族的不同,天长日久,产生若干差异,显示出彼此不同的文化风貌,这就是地方特色。

因此认为可以给贵州文化下一个定义：即贵州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它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混杂的文化，其文化的主体是汉文化。

二、贵州文化的特点“贵州文化”的特点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不容易把握的问题。

对此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莫综于是。

因为“贵州文化”不具有典型性，它既不像中原文化那样具有典型的汉文化特征，也不像青藏文化那样有着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

用任何一种地域文化的尺子来衡量它，都不尽合适，因为贵州文化既有汉文化的特征，又有苗瑶的、氐羌的、百越的，濮僚的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不具有典型意义。

鉴于贵州文化的上述情况，贵州史学界权威学者史继忠先生在其著作《贵州文化解读》一书中对“贵州文化”的特点用了一个“杂”字来概括，认为贵州文化的特点就是“杂”，“杂”是贵州文化的最大特点。

这种“杂”，不单是指贵州文化的来源极其广泛，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固有特质依然保存，彼此间有一些渗透和交融，就整个贵州文化的融合情况看，其表现为“同化”中有“异化”，“异化”中有“同化”，共性与个性并存，因此可以将贵州文化看成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个缩影。

贵州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包括了若干民族文化的子系统和区域文化的子系统，乃至分子系统。

这恰好就是贵州文化成为一个文化单元的重要依据。

根据史继忠先生的分析，综合贵州文化的特点，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贵州文化的特点这就是“共存性”。

因为在贵州文化中既有汉文化的因子，又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元素，而彼此之间又互相留有空间，谁也没有代替谁。

之所以出现这种特性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省份，在贵州共有56个民族，而其中有16个世居少数民族人口都超过10万以上。

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均独自保留和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因而在文化上就显得复杂多样，“多元文化”“共存性”是贵州文化最明显的特征。

从族源、迁徙来考察，贵州的居民，很难确定那个民族是贵州的“土著”民族。

也就是说，在贵州的民族中，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是从外地迁徙而来，因此，贵州可以说是一个“移民省份”。

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认为贵州是南方古代四大族系交汇的结合部，在我国南方的各族大多与四大族系都有着深厚的族属渊源，并且在语言系属上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在我国南方属氐羌族（氐类）的民族有：藏族、羌族、彝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土家族等，其语言属藏缅语系。

属百越族系（越人）的民族有：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傣族、黎族，其语言属壮侗语系。

属苗瑶族系（南蛮）的民族有：苗族、瑶族、畲族，其语言属苗瑶语系。

属濮人后裔的民族有：仡佬族、羿子、拉基族等。

其语言属仡基语系。

根据历史文献《史记》的记载，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主要有濮人和氐羌两大族系，当时创造夜郎文化的主体民族是濮人，那么氐羌族就是后来随着民族大迁徙进入贵州的。

在夜郎的南部有越人居住，主要分布于两广地区；夜郎的东部居住着苗瑶。

秦汉以后，四大族系在地域分布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动：第一是濮人势力的衰落。

春秋以来，楚国强盛。

楚国曾多次向濮人发动征战，濮人势力逐渐衰落，少数濮人被迫迁徙到湘西、黔东北一带，大部分濮人与其他民族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在今贵州、滇东、川西南和桂西北的濮人，分别建立了夜郎、且兰、滇、句町、漏卧、僰、邛都等地方民族政权，到汉武帝时期，灭掉夜郎、且兰后，濮人的势力受到重大打击，以后濮人逐渐被其他民族融合。

唐宋以后，其主体部分形成仡佬族，后因分散及习俗的不同而形成了红仡佬、花仡佬等，在川黔边境的濮人形成了羿子，在黔东的一支形成木佬族。

第二是夷人的东进。

夷人是氐羌族系中较早分出的一支，当时居住在滇东北一带，共有六个部落（武、乍、糯、恒、布、默）。

东迁入贵州的彝族先民主要是布、默两支，即史书所称的“东爨乌蛮”，他们分布在今贵州的西部地区，与濮人错杂而居，并最后征服濮人。

第三是“五溪蛮”的西迁。

西周、秦朝时期，中原统治者把江汉以西一带的少数民族称为“荆蛮”或“南蛮”。

苗瑶的先民就是“南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蚩尤时代“三苗”（苗、瑶、壮）居住中原，涿鹿战争以后，其首领蚩尤战败，退到长江以南两湖、江西一带。

在此以后，苗瑶民族不断西迁，逐渐向贵州方向扩展。

第四是百越的北上。

秦统一全国后，吴越地区被纳入秦的统治范围，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期间，百越各部纷纷自立。

其主要分为东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

南越地区在汉初曾建立过南越国，汉武帝灭南越以后，越人逐渐向西北迁徙，进入贵州。

唐宋时期自称“布越”、“布依”的一支逐渐形成单一的民族，史称“蕃”或“仲家”，这就是今布依族之先民；自称“仡伶”的一支成为侗族的先民；称“抚水蛮”或“荔波蛮”的一支成为水族的先民；属于南越的壮族、毛南族、仫佬族此时也进入贵州，而汉族在不同时期也纷纷进入贵州。

由于各民族从四面八方云集贵州，因此在贵州形成了各民族之间“又杂居，又聚居”，“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况。

这些民族带来了多种文化，并在多民族的环境中发生种种演化，随着人口的流动与文化传播，又加快了这一演化过程。

第二节决定贵州文化特点的诸因素一、贵州民族经济的多元化由于贵州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不同，使各自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

汉族姑且不论，仅就少数民族文化来分析，贵州少数民族大体分为四种基本的经济文化类型：濮人很早就以耕田为业，定居而成土著，并以炼丹砂而闻名于世，有穿筒裙、住“干栏”式房屋，贵铜鼓、鼻饮、打牙等特异习俗。

氐羌族中的彝族，原先是“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

以后逐渐转化为“且耕且牧”的经济，以养马著称，其俗尚武，惯于骑射。

文字起源很早，历史上曾建立过若干民族政权。

苗瑶早先“好入山壑，不落平旷”，长于狩猎，长期沿袭“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过着“赶山吃饭”的生活，是典型的“山地民族”，又因其不断迁徙踏遍万水千山，所以有人把他比着“吉卜赛人”。

百越民族则不然，他们惯居平坝，常住水滨，耕种水田，过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是为“稻作民族”。

这些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民族，进入贵州以后，都找到了他们生存发展的土壤，同时也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生计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风貌和文化传统，这是决定贵州文化多元性的原因所在。

二、长期以来封建王朝在贵州推行“土流并治”政策决定贵州文化特点的另一个因素是封建王朝在内地实行流官统治，官员由朝廷随时派遣，调迁。

贵州人口“编户齐民”，土地“按亩升科”，各项政事都按中央的法令处理。

而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官员由当地土著充任，“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一切事务由土官决断，中央极少过问，由于贵州处于“不内不边”的地位，因此，两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贵州同时并行，贵州既有“流官”统治，也有“土官”统治，从秦汉到明清都是如此。

由于上述原因，自秦汉开始，中国封建中央政权在贵州既设郡县，又保留部落方国，谓之“郡国并存”。

唐宋时期，在贵州既设有如同内地的“经制州”（正州），又有如同边疆的“羁縻州”（边州），还有接受中央封号的“藩国”。

到了元、明、清初三代，既不断扩大府、州、县的范围，又在边远地区实行“土司制度”，让少数民族官吏充当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

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后，仍有大量的土弁、土目存在。

所以从制度文化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贵州文化不完全同于内地，也不完全同于边疆。

正是由于贵州的这种“不内不边”的情况，因此，便出现了在流官统治的区域内，汉文化得以顺畅传播，不但有大量汉族移民迁入，而且通过教育、科举、礼教及风俗，使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

同样在土司统治的区域，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也上升到主导地位，受到重视和提倡。

如在黔西北地区，长期受彝族安氏土司的统治，彝文化在这里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大量的彝文典籍和彝文碑刻就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其他民族，在文化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彝化”，如仡佬族和蔡家。

又如在安顺、平坝、镇宁一带的屯堡，是明代卫所制度的历史遗存，大批汉族移民以军事组织的形式驻扎在这里，由于是一种集团性的移民，更由于军事制度的特殊保护，中原及安徽、江南一带的文化长期传承，致使许多明代的文化现象长期保存下来。

包括语言、服饰、石头城堡、军傩等等。

与此相反，在苗家腹地的雷山、台江、剑河一带，原先既无官府的统治，又无土司的管束，苗文化在这里得到自由的发展，保存了大量的古风，这里成为研究苗族文化的一块“宝地”。

可见实行“土流并治”的结果，使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都同时得到了发展。

诚然，由于汉族移民大批进入贵州，自明清以来，汉文化逐渐成为一种主导文化，但它的扩散面主要是在民族杂居、经济发达和交通沿线地区，汉文化并未深入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边远山区。

因此贵州文化呈现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相对平衡的状态，各有其发展空间。

正是贵州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共存的这种局面，所以在总体上很难把握贵州文化的特点，也很难以某种文化来作为贵州文化的代表和标帜。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贵州文化没有特色呢？不能，因为由各种颜色组成的“花”同样是一种特色，所以贵州文化可以说是“杂即特色”。

三、自然环境的影响贵州文化的形成，一方面导源于贵州各民族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不同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受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而产生了一种特有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带有明显的“山地文化”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