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陈方杰 2007-06-05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又称利益偿还请求权、利得偿还请求权或受益偿还请求权，是指票据权利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因保全手续欠缺而消灭时，持票人对出票人或（及）承兑人在其所受利益的限度内，请求返还该利益的权利。

[1] 票据权利返还请求权作为票据权利丧失的救济制度，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多有规定。

票据是一种信用支付工具，性质上是一种债权，并且是一种短期债权。

票据法基于加强票据的流通功能和保障票据安全性的要求，规定了票据债权的短期债权性和形式债权性，即规定了票据权利的短期消灭时效和权利行使的严格形式要件。

持票人稍有疏忽，不遵守这些规定，就有丧失权利而受到损失的可能。

这些性质与特点体现了票据制度本身的需要，但在涉及票据制度和普通民事制度的关系上，却导致了票据权利人票据权利容易丧失，而部分债务人单方面获得了原因关系或资金关系的对价却不必支付票面金额。

这对于票据的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票据法为谋求相互间利益的均衡，补救当事人的损失，遂规定了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

[2]因此从形式上看，规定利益返还请求权，是票据法出于制度配置的需要。

我国既然选择了短期时效和严格的追索权手续，设立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就是必然。

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为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时，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此条即是我国票据法对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规定。

那么，上述规定的持票人在丧失票据权利后仍享有的利益返还请求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民事权利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厘清，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发生要件、时效、利息计算、担保权的继承等诸多内容的适用都有不无裨益。

有关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学界认识不一，归纳起来有五种不同观点。

损害赔偿请求权说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与民法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相同。

[3] 票据上的权利说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票据关系产生，所以是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

[4] 票据上的残存物说和票据权利的变形物说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在票据权利消灭后，票据上残存下来的一种请求权。

这种请求权与票据权利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相当于票据权利的残存物，此为德国通说。

日本学者进一步推演，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虽不是票据权利，从实质上考虑它应是票据上的残存物或票据权利的变形物。

[5] 特定请求权说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既非票据权利，也非民事权利，而是基于衡乎的理念，为缓和票据的严格性而由票据法规定的一种特别请求权或特定请求权。

[6] 不当得利请求权说则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属于民法上因不当得利所产生的权利。

[7]笔者赞同不当得利请求权说，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不当得利之债而产生的，其性质就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而其它几种学说都有不当之处。

票据上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发生是由于票据权利人怠于行使或保全票据权利所致，即由于请求权本身的过失和不作为造成，而并非由于票据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或有何侵权行为所生，所以不存在损害赔偿的问题，损害赔偿请求权说显然对性质判断有误。

同样，票据的利益返还请求权并非由票据行为所产生，而且其法律关系也非票据关系，产生的时间也是在票据权利消失之后，将利益返还请求权视为票据上的权利难以自圆其说。

利益返还请求权以票据权利的消灭为前提，即它是票据权利消灭后独立发生的权利，并非票据权利的残存物或变形物，二者之间的联系只是时间顺序的衔接，但条件与价值等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联系。

票据上的残存物说和票据权利的变形物说理论解释上牵强之处甚多。

特定请求权说更是勉强且流于表面，并未能给利益返还请求权真正定性。

一般而言，大陆法系国家虽都规定了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但未明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

如日本票据法、我国票据法、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即是如此。

德国法是一个例外，其票据法第89条以不当得利为标题进行了规定：如出票人或承兑人的票据债务由于时效而消灭或因持票人怠于进行为维护票据利益所必不可少的处理而免除，则只要其有可能从持票人的损失中获得利益，仍然对票据的持票人负有义务。

并规定持票人索回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在票据债务消灭的3年后失效。

[8] 德国这种立法例无疑成为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为不当得利请求权性质的主要理由。

但多数学者对此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不能依不当得利制度来补救，归纳起来，理由主要有：（1）利益返还请求权系基于票据法的规定而来，并非民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之一。

当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时，出票人或承兑人所获得的利益并不是无法律上的原因，即认为出票人或承兑人获得利益并不是在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取得利益的场合发生的，而是在基于时效或手续欠缺等法律上的原因的场合发生的。

[9] （2）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发生，不以持票人受到损害与票据债务人受取利益互为因果关系为前提。

持票人因时效等原因损失了取得票据的对价，承兑人没有付款而使其对发票人的债务得到了免除，承兑人因此获得利益，所以两者间没有因果关系。

（3）不当得利虽然不是意义上的违法，但至少可以说不违法，将出票人或承兑人合法取得的对价或者票据资金与不当得利相提并论，在普通人的伦理观念中是很难接受的。

[10] 由此可见，学者们之所以否定不当得利请求权说，是因为利益偿还请求权不具有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依通说，不当得利的构成须具备如下四个要件：（1）一方得利；（2）他方受有损失：（3）利益和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法律上的原因。

[11] 上述要件缺乏其中任何一个不当得利便不能成立。

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即包含上述要件：“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对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两个要件：一方得利和他方受有损失，利益返还请求权也都具备，学者间对此倒无异议。

主要疑点集中在有无法律上的原因和存不存在因果关系两个要件上。

至于用不符合普通人伦理观念为由否定不当得利请求权说，在法理上根本站不住脚，法律与伦理毕竟是两回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伦理有时需要法律价值的浇灌。

那么，不当得利请求权说究竟能否成立呢？对此笔者针对反对者的意见进行如下探讨。

所谓没有法律上的原因，罗马法称无原因，瑞士债务法称无适法的原因，德国民法称无法律上的原因，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与德国民法规定相同，我国民法通则称没有合法根据。

判断有无法律上的原因，一直以来就有“统一说”与“非统一说”两派观点，但不管持哪派观点，根据学者们的一般理解，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是指一方利益获得、他方利益受损于法无据，并不要求权利或财产的得丧也无合法根据。

如加工人取得加工物的所有权是有合法根据，但他取得的该项利益却是无合法根据，应按不当得利制度返还该项利益。

[12] 又如德国法上依物权合意取得的财产，如原因行为无效，物权转移仍根据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原则合法有效，但不妨碍原物权人依据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相对人返还所得利益。

正是这个意义上，大多数人认为不当得利属于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件，属无意识的非行为事实。

因此，区分开利益之增减与财产（权）之转移两种法律事实，对正确理解不当得利制度中“没有法律上的原因”的含义至关重要。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无法律上的原因，既是指利益取得时无原因，也包含利益取得时有原因，但尔后该原因消灭两种情况。

由此可见，判断利益获得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必须进一步探求某一法律制度规定的目的。

如果法律不仅以转移权利为目的，而且以转移财产利益为目的，则不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问题。

反之，如果法律只以转移权利为目的，不以转移利益为目的，则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申言之，法规的立法宗旨，系在使受益人终局性的获得利益，就无不当得利可言，反之，该法规的立法宗旨系在于法律形式上将该利益归属于某人，而实质上并不在于使其受益时，则可成立不当得利。

[13] 法律的目的可从具体的规定中推知。

如前面所说的添附情况，法律规定取得所有权的人须返还不当得利。

时效期满在通常情况下会发生权利和利益的双重转移，但因票据法对持票人特别保护的规定，即发票人、承兑人须在其受益范围内返还利益，可以知道此时法律的目的不以转移利益为目的，所以票据时效届满及手续欠缺不发生利益转移的效力，而只发生权利消灭的效力，故不能认为票据债务人受益有法律上的原因。

所以利益返还请求权，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只是在票据法有其特点罢了。

所谓获得利益与受有损失有因果关系，就是说他人的损失是一方获得利益造成的。

至于损失和利益的范围是否相同，损失利益的表现形式是否一致，损失和利益发生的时期是否同时在所不问。

[14] 在一般情况下，获得利益与受有损失是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尽管由两个原因事实引起获得和受损，但为了保护当事人起见，也应认定为构成不当得利。

如甲拾得乙的财物赠与丙，虽乙的受损与丙的受益并非出于同一原因，但乙亦可依不当得利请求丙返还。

[15] 承兑人因发票人免除其债务而获利虽可以说与持票人利益损失无直接因果关系，但从承兑人应向持票人付款从而获利来说，实际上与持票人因时效完成或手续欠缺丧失权利是基于相同的原因事实，可以说两者损益是有因果关系的。

[1] 参见梁宇宽：《票据法理论与实用（上）》，第379页，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1980年4月出版。

[2] 董蕙江：《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机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 2001第2期，第114页。

[3] 梁宇宽：《票据法理论与实用（上）》，第380页，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1980年4月出版。

[4] 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谢先生的观点似将票据法上的权利与票据权利区分开来，但并未确切说明票据法上的权利的性质，因此其观点又近似于认同特定请求权说。

[5] 转引自赵威著：《票据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6] 刘定华：《论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载《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99页。

[7] 刘家琛主编：《票据法原理与法律使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赵威著：《票据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8] 余振龙、姚念慈主编：《国外票据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9] 参见前引谢怀栻、粱宇宽等书。

[10] 王小能主编：《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11]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84页。

[12] 前引马俊驹、余延满等书。

[13] 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7年版，第114页。

[14] 前引马俊驹、余延满等书。

[15] 王利明等编著：《民法新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