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线背后的真命题

2014年11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博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地图上的“胡焕庸线”提出了我们要研究如何打破“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对李克强总理的提问，中央主流媒体以李克强发出了“胡焕庸线怎么破”的“李克强之问”[1]为题进行报道，使得如何打破“胡焕庸线”一时之间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段子渊、李培林等学者赞同打破“胡焕庸线”的观点，并对“李克强之问”提出了诸如“倡导以若干产业创新主导的城市为枢纽，加快中小城市的信息化建设和交通网络建设，形成新型产业主导的枢纽――网络结构”[2]，“加快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实施，通过中低产田改造，有望打破胡焕庸人口线这个规律”[3]，以新型城镇化来打破胡焕庸线[4]的对策建议。

另一些学者则对“打破胡焕庸线”的说法存疑，在科学网等处发出质疑声音[5]。

我以为，赞同“打破胡焕庸线”也好，反对“打破胡焕庸线”也罢，还是得回到“胡焕庸线”本身及其背后所涉及到的科学问题上来。

否则，无论持“打破”或“不打破”的观点，可能都容易沦于“口水”之争。

“胡焕庸线”两侧的地理与人口胡焕庸教授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的第三部分“人口分布”中写道：“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今爱辉），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这就是后来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和地理学者所承认和引用，并且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的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

从原文可以看出，“胡焕庸线”的原义应该是对“瑷珲―腾冲线”两侧地域与人口的综合比较，既涉及地理因素，又涉及人口因素。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地理因素与人口因素两方面来回顾“胡焕庸线”的内涵，再来看当今的打破“胡焕庸线”的争论。

今人在引用论述“胡焕庸线”时，往往笼统拿今日中国版图中的黑河（即旧时瑷珲）―腾冲线东南半壁/西北半壁或径直称之为“胡焕庸线”东南半壁/西北半壁，与当年“胡焕庸线”两侧进行比较，这样忽略疆域的变迁的做法其实是有一定问题的。

因为，胡焕庸教授绘制《中国人口分布图》和《中国人口密度图》时，中国的版图与当今的版图是不一致的。

当年胡焕庸教授所用中国行政区划地图，包括28个省，蒙古和西藏两个地方，南京、上海、青岛、西京、北平等五个直辖市，威海卫、东省两个特别行政区，广州湾、九龙、旅大、金州等租借地，以及汉口、天津等租界，当时中国面积达1100万平方公里，呈“秋海棠”型。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地图，是“雄鸡”图，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

另外，从《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所附的《全国人口统计表》来看，当时也没有包括中国台湾省的人口。

因此，“胡焕庸线”当年“秋海棠”型版图中东南半壁/西北半壁的面积比重大致为36%、64%，而现今中国版图中，“胡焕庸线”东南半壁/西北半壁的面积比重大约为44%（43.71%）、56%（56.29%）。

当今学者所谓的“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与当年胡焕庸先生地图中的“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其实也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另外，今人在引用论述胡焕庸线时，往往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对比的部分非常感兴趣，即瑷珲―腾冲线“东南部人口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

后来的一些学者据此为标准，以“四普”、“五普”或“六普”时，我国东南半壁人口与西北半壁人口的比例来说明“胡焕庸线”的稳定性。

比如，有的学者论述，“1982年和1990年我国进行的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自1935年以来，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基本没变。

以东南部地区为例，1982年面积占比42.9%，人口占比94.4%，1990年人口占比为94.2%，经历了55年时间，东西部人口比例变化不大。

”[6]也有的学者认为，“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胡焕庸线以东人口占全国的94.2%（包括台湾省），以西的广大地区人口只占全国的5.8%。

”[7]但值得注意的是，胡焕庸教授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所述，东南与西北人口分别占96%与4%也只是一个约数。

根据《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附表所示，不包括台湾人口在内，中国人口总数是458915439人，用舍入法是“四万五千九百万”，而按“东南部人口计四万四千万，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来计算的话，人口总数为“四万五千八百万”。

如以当时的“秋海棠”型的疆域而言，“东南部人口计44000万，约占总人口的96%;西北部之人口，仅18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

如果大致仅以当今“雄鸡”型的版图而言（剔除掉蒙古等地的人口数，补上台湾省人口数），以当时1935年的人口数据，东南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近97%;西北部之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多一点。

打破“胡焕庸线”之争或许是伪命题一般来说，研究者是以“胡焕庸线”东南与西北的面积占比与人口占比的情形来作今昔对比，并得出胡焕庸线稳定性的结论，如“即便到了80年后工业文明的今天，“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

但考虑到“胡焕庸线”从提出至今，其东南、西北部分的地理和人口含义其实都有所变迁，因此，笼统地论述胡焕庸线是否能够/可以打破，这样的观点还是不够准确的。

首先，无论是相对数还是绝对数，“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状况都有了不小的变动。

考虑到疆域变迁的因素，如果按今日中国“雄鸡”型的版图情况来看，在1935年的瑷珲―腾冲线东南加上台湾省的人口，在西北部分减去蒙古地方等地人口，可能胡焕庸线西北地区人口占比仅在3%左右，而在“四普”时，西北地区人口占比已经上升到5.8%左右，到“六普”时，这个比例甚至达到6.3%左右（计算方式不一，有的专家计算的比重为6%稍欠一些）。

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人口所占比重在“四普”、“五普”和“六普”等各次普查中虽有区别，但总的来看，西北半壁人口占比越来越高。

从人口占比相对数的变动来看，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人口占比能有三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已经是不小的突破了。

再以人口的绝对数来说，现在与1935年左右的中国来说，人口变化也很大。

1935年前后，全国人口为4.589亿人，其中胡焕庸线西北部分面积700万平方公里，人口仅1800万左右，而据近些年的情况，仅新疆地区的人口数就在2000万以上。

因此，从绝对数来看（尽管相应版图面积有缩小），胡焕庸线西北部分的人口早已超过1800万，人口的自然增长与迁移增长都不小。

其次，是否打破胡焕庸线，缺乏合适的量化标准。

前述可见，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状况都有了不小的变动。

那这算不算“打破”了胡焕庸线的规律呢？迄今为止，就笔者所读文献来看，并未见到有研究者就何谓“打破胡焕庸线”及“打破”的标准是什么明确定义过。

国内人口学者也对怎样才算打破“胡焕庸线”莫衷一是。

回到“胡焕庸线”背后的真问题总的来看，我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去提是否“打破”胡焕庸线。

主要原因是，“胡焕庸线”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东南半壁面积占36%/西北半壁面积占64%，东南半壁人口占96%/西北半壁人口占4%），而不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

它只是当时中国人口分布的一种简洁、直观的描述，而并非某种“规范”。

因此，不能把“东南与西北人口分别占96%与4%”看成是“胡焕庸线”的主要内涵，而由于地理疆域的变化，也绝对不能把“东南与西北人口分别占96%与4%”当成是一成不变的规律或规范来看现今的人口分布是否有所偏离。

实际上，近些年对“胡焕庸线”的两侧东南与西北人口的占比，是依据常住人口的数据来计算的。

如果以户籍人口的数据来计算，又将是另外一种结果。

考虑到中国省级人口迁移中“孔雀东南飞”（“麻雀也东南飞”）的现象，“胡焕庸线”西北地区的户籍人口占比要比常住人口的占比更高一些，似乎离1935年“胡焕庸线”西北地区人口占比4%的距离更远一些，但其实这种“人户分离”现象也不意味着对“胡焕庸线”的打破/不打破。

世易时移，本来就不太能简单直接比较，何必勉强！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回避对“胡焕庸线”的讨论。

我想强调的是学界不要太多强调“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占比的升降及达到什么样的门槛或依据什么条件，才能打破“胡焕庸线”的问题，而应更关注“胡焕庸线”背后所涉及的科学问题。

实际上，在提出“胡焕庸线”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所探讨的主要是“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国境以内，是否尚有大量移民之可能？”的问题。

由于“打破”/“打不破”的标准殊难准确界定，因此，有必要回到“胡线”背后这个更根本的学术问题上来。

我国边疆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人口密度较低，这样的事实人尽皆知。

但针对是否可以向边疆地区大量移民，则有不少争论。

20世纪的3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均有过是否可以向西北地区大量移民的大讨论。

《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认为，“多数不明地理事实之言论家，往往以为我国东南人口虽密，然西北各省，地广人稀，大有移植开发之可能，不知此乃似是而非也”。

解放以后，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基本的人口迁移方向是由东南向西北、由沿海向边疆、由城市向农村、由人口稠密区向人口稀疏区、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迁移。

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却出现相反的迁移方向，出现移民的回流。

由于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的双重作用，目前我国西北半壁的人口绝对数已在7000～8000万人，远超“胡焕庸线”提出时候的不到2000万人。

如果将胡焕庸线的含义不机械化地理解为“东南半壁面积占36%、人口占96%，西北半壁面积占64%、人口占4%”，而是稍作简化为“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人口分布格局;则这种大尺度上的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并不见得是人口分布的不合理。

胡焕庸先生在1984年发表的《怎样理解人口生态、怎样考虑移民西北》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平衡应该是指人口与经济的平衡，人口与生态的平衡;合理也应该是指资源的合理开发，生态的合理安排，而不是说人口密度必须各地一样，才算平衡，才算合理”。

目前，我国西北的人口压力已经日甚一日，大规模的移民可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生态上都是不太合适的。

因此，在现今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合理人口容量，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忘记地理实际与生态环境空泛谈平衡、谈合理。

否则，所谓打破“胡焕庸线”就可能引起人口与生态失去平衡，甚至造成灾难性后果。

注释：①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zd025）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