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河南社会与生态环境_0

民国时期的河南社会与生态环境

民国时期，河南的旱、涝、风、雹、蝗等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其发生的频率之高、危害之重，均为史所罕见，标志着河南生态环境全面恶化。河南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除自然原因外，还与当时的经济凋敝、政治腐败、战争不断、饥荒频发等社会条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战争、饥荒与河南生态环境

民国以来，“刀兵水火，人祸天灾，荡析流离，迄无宁岁”，全国农业崩溃已达极点，“而河南尤甚。”[1]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河南成为各派军阀征战的重要场所，战火所及，烽烟四起、村落为墟、农田荒芜，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战火所及，人民成万、成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死亡或外逃，数千个村庄变成阒无人迹的“死村”，上万顷良田沃野变成狐兔出没的荒野。在此期间，直军、皖军、陕军、奉军、国民军前后入驻河南，总数达20万，甚至30-40万，除耗费全省财政收入的80-90%外，日常又分驻各地，“吃地面”，有些地方每亩土地摊派总数等于甚至超过当年的产值。尽管连遭水、旱、兵、蝗灾害，但钱粮和各种赋税不仅极少减免，反而提前预征（从1930年预征至1936年）。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但这个政权“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经济上的解放。”[2]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依然为争权力、抢地盘而相互混战。如1929年10月，冯玉祥起兵反蒋，河南的氾、巩、登、密、偃、孟、洛、宜、新、渑、嵩、伊、临汝、自由、平等二十余县，周围千余里，“各军驰骤，遍地烽烟，饥疲灾民，拉充夫役，续命谷粮，搜作军需，牲畜驱供运输，栋梁拆作爨薪，炮火所及，尸骸纵横，间有逃出火线，战后归来，庐舍荡然，衣食住尽付灰烬……”[3]这次战役，以密县“供应浩繁，损失尤巨”。据《河南民报》报道，该县财物损失约值287400余元，军队派款45000余元，搜索粮食396800余斤，摊派草料值洋63800余元;全县牲畜，甚至均为军需之品，壮年男丁，全系应役之人，倒毙道途，死于炮火者800余人。[4]1930年5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爆发了中原大战。这场大战，历时7个月，壮丁死30万，伤无数。河南因处于战争的主战场位置，罹祸最深。如豫东扶沟，本是“蕞尔小县，地瘠民贫，连年水旱，又遭蝗虫，早已十室九空”，该年春孙殿英以五六万军队驻此月余，继以刘桂堂军万余人到县驻扎，达半年之久，加以该县地处战争要冲，“大军络绎过境者又不知凡几，以上所需给养款项，尽皆取之地方，此外明派暗掠，更难数计。”据统计，各军在该县征派的数目为：派款55万余元，“无形讹索约三十余万元”;派小麦15000石，“无形者倍之”;派面馍300万斤，麸料260万斤，“无形者两倍以上”;柴草800万斤，“无形者亦在千万之数”;派车5 000余辆，“无形拉去者约三千辆”;征兵2000名，“拉夫达万名以上”;其次房屋被毁，多为断瓦颓垣，“战区田禾，颗粒寸薪全无，门桌等木器亦被折（拆）去，”共计损失值银洋达400万元。“三等小县，出此巨款，遭此奇灾，竟酿成灾黎遍地，饿殍载道，啼饥之声，待哺之状，实令人目不忍睹”。[5]本来“豫省历年灾歉，重罹灾镝，民濒绝境，已无生机”，[6]又加上这连年的战祸，河南广大农村经济更加破败，政府、民间财力枯竭，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根本谈不上发展生产，更遑论去改善生态环境了。

战争不仅使广大农村经济凋敝，还造成土匪活动猖獗。民国前、中期，河南土匪之多、匪祸之列，居全国之首，几乎无一年、无一县能够幸免，以致被外省报刊称为“土匪世界”。土匪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破坏性很大。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经济的破败，从而使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而荒芜。农村经济破败又为土匪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以致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正如当时河南民国日报所评：“自民国后，内争未息，战乱迭兴，（河南）无一次能幸免。始因募民而充兵，继因散兵而成匪，终因剿匪而又增兵，展转往复，愈积愈多。兵匪循环，民无噍类。奸淫烧杀，村舍为墟，如豫西、豫南各县，常至数十百里尽成野无人烟之灾区，农村日见衰落，经济亦即陷于绝境”。[7]豫西南地区的邓县就因土匪猖獗导致该县农田荒芜面积达11 000顷，占全县面积的一半。[8]该县“民国十五六年，地方军互相水火，死者甚众，民国十八年（1929年）匪焰愈张，良善民众非被残害，即相率逃亡，强悍者随匪流窜，亦多不得其死所。民国二十年（1931年）复遭瘟疫，仅留住民，几死伤殆尽，直至二十六年（1937年），匪氛始见平息，经此十年之天灾人祸，更迭相袭，以故田园尽无，墟无人烟矣。”对此种惨景，河南民国日报的记者描述道：“荒区太大了……到了中间，极目四望，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周围三四十里之内几乎看不到村庄，遍地都生着很高的茅草，其荒凉的程度与塞北的沙漠相差无几”，[9]“沿途所见即村庄零落，鸡犬不闻”，“人烟尤稀，即断垣残壁亦甚少，里尽废墟，荆棘满地，一望无际，从树木围成弧形圈及不烂磙石横竖处，依稀尤可寻旧人居。区内雉兔成群，豺狼野猪，闻亦常见不鲜。”[10]

战争、匪祸、天灾往往相互交织，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造成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在豫西诸县，军阀肆虐，战争迭起，“乃兵灾未已，继以匪祸，嵩、洛、汝、郏之间，变为巢窟，千百啸聚，掳人勒赎，财物横被掠夺，妇孺痛遭荼毒，任意抢劫，惨无人道”，“去岁旱魃为虐，播种维艰，炎天烈日，禾苗焦枯，讵入秋后，豫西、豫北又复飞蝗蔽天，所过之处，如风卷残云，顷刻立尽，……值此四散流离之时，忽又山洪暴发，黄沁漫溢，洪波巨浸，一望无际，沿河一带，尽成泽国，牲畜庐舍，漂没无算”。[11]豫西南唐河县，民国十年（1921年）以来，也是灾祲连年，匪荒迭乘，兵灾交加，“自著匪万林、安于江等蹂躏全县，民已十室九空”，接着“又有鲁窜大杆李XX等破城陷镇，人民的财产损失更不可以数目计，加以马文德、李鸿翥、徐寿春、樊钟秀、岳维峻等匪军之搜刮，人民更是困苦颠连，莫可告谢”。1928年，该县又复旱魃肆虐，赤地千里，以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期间，所有车队，均开往前方，鲁山、宝丰的朱邪子、崔二旦等乘虚率匪四五千人于三月间，将该县市镇源潭攻破，掳去肉票1000余名，烧毁房屋3 000余间，“从前繁华之市场，竟变为可怜之焦土……”。自入秋以来，自县西北的桐河镇，至西南的苍台镇，“到处均为所蹂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所过之处，庐舍为墟，寸物不留，更可惨者，迄今二麦未种，积谷一空，死者未能安葬，骨肉遍野，生者痛哭流涕，揭借无门，野餐露宿，疾疫繁生……”[12]说到战争对河南社会经济乃至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我们不能不提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自1938年起，河南省旱灾、蝗灾、匪灾、黄泛等接踵而至，且全省110县中几无一县未受日寇的蹂躏。据统计：在八年的抗战期间，河南人口减少了641万，人民房屋损失6930930间，农具损失24995172件，牲畜损失5791405头，衣服损失68 889 669件;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