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评价

鲁迅评价（1）在中国近代史上，我最崇敬的人或者说最崇敬的人之一便是鲁迅。

把任何世俗的“家”戴在鲁迅头上，都显得不那么恰如分，都显得有些苍白。

鲁迅是最具独立人格的人，他绝不攀附屈从，就像一棵矗立于高山之巅的巨松，傲然挺拔，坚如磐石。

鲁迅是最具原则性的人，在原则面前泾渭分明，横刀立马，忘我无私，义无返顾，“横眉冷对千夫指”，决无油滑、苟且、中庸和骑墙。

鲁迅是最具社会责任感的人，他所做的一切绝非听命于什么权力或者主义，也绝非是为了某一个群体眼前的狭隘的利益，他是为着民族乃至人类发见真理，剔除不平，实现灵魂和品质的提升。

鲁迅是最具穿透力的人，他能够迅速即时地感知事物的本质，戳穿经过包装的阴谋，识破狡猾的伎俩，撕开丑恶的外衣，让他目力所及的一切阴私、恶行、肮脏龌龊、鼠窃狗盗无以盾其形。

鲁迅是最具正义感的人，他同情贫弱，心顷革命，呼号改革，倡导更新，痛恨不公，厌恶强权，乃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鲁迅是最具善心也最无私的人，他一生“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说到做到，绝不作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是最具高风亮节的人，他一生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洁白无暇，爽快淋漓，豪气逼人，绝无些微狗苟蝇营、乖巧矫情、伪饰虚假、鸡鸣狗盗、笑里藏刀、阴毒冷僻、拐弯磨角、虚张声势、拉拉扯扯、凄凄惨惨、欺世盗名……的小人之举。

鲁迅是最具英雄意识和品德的人，他疾恶如仇，不惧强敌，高举着“匕首”和“投枪”，冲着敌人或敌人的营垒，义无返顾，勇往直前，穷追猛打，绝不留情、放任或退却，“绝不宽宥一个敌人”。

有时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鲁迅是最具自知之明的人，他绝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弱点甚至灵魂中的灰暗，他“的确在时时的解剖别人，但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自己”。

鲁迅是最具个性的人，他刚正不阿，襟怀坦白，婷婷玉立，洁身自好，孤傲而不孤僻，清高而不自恃，入世而不流俗，树敌而无私敌，多怨而无私怨，尖刻而不乖戾，智慧而不取巧，心系天下而不大而无当，思想深邃而不好为人师。

鲁迅不是伟大而是伟岸，他是中国人的一座不朽的丰碑。

鲁迅不是神明而是精灵，他是中国人的高尚品质的结晶，是中国人的灵魂的坐标。

也是因为如此，鲁迅也有彷徨，也有寂寞，也有孤独，也有愤懑，也有灰心，也有苦痛，也有悲悯，也有无奈，也有固执，也有浪漫，也有沉寂，也有空泛，也有困顿，也有激动乃至偏激，也有失望乃至绝望。

但，鲁迅永远是鲁迅。

鲁迅就像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向人类撒下永恒的光辉。

鲁迅的被利用和被反对乃至辱骂，恰好说明了鲁迅就是鲁迅！我崇敬他。

我爱戴他。

我效法他。

他将永远是我的师，我的友，我的魂，我的佛。

鲁迅是永生的。

（2）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何以故？是时空的距离使鲁迅的形象在后人的眼里显得比近在眼前或相距不远的当代人更为高大么？诚然，时间和空间愈贴近伟人的人，是习焉不察地觉不出对象的巨大分量来的。

此所以周海婴会嘟哝着“这种爸爸，什么爸爸！”这绝不仅由于童稚的天真无知，直到近来，我读周海婴回忆和论述他爸爸的文字，仍然看得出对他伟大的父亲没有作当量的定位。

这很难怪，他和伟人太贴近，太腻昵了。

当隔海遥望的日本作家左藤青夫尊鲁迅为“东洋第一大师”时，鲁迅近处的似乎是得风气之先的文人却贬斥鲁迅为“没落”、“朦胧与无知”，不值一文。

以上的例证是空间差距所导致的辨认上的分歧，远的正确，近的迷误。

不过，那些曾经讥薄鲁迅“朦胧与无知”的人，几年之后又对鲁迅表示尊崇了，这似乎也体现了苦恼的时间差距。

但我所断定的未来的历史家将比当代人更高地评价鲁迅的理由不在此。

我所持的理由有二，分述如下：其一，历时愈久，对鲁迅生前死后加之于他的污泥浊水，明枪暗箭，不怀好意的抬举，有心的中伤和无意的曲解都将愈益黯淡失色。

人们所看到的将只是经过澄清了的历史长河的运行以及巨人在历史中的伟岸风姿，他如何和历史气息相通，扮演着引涛疏流的光辉角色。

后代人不再有恩恩怨怨、爱爱仇仇，不会为各种因公的和因私的功利之念所蔽。

更重要的是，与鲁迅并世或相后先的伟人或准伟人，在时过境迁之后也已形态毕露，他们给历史投下了什么，是非功过如何，也得以和鲁迅作客观的比较了。

那时的人不再有忌讳或顾虑，是什么还他以什么，诚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

比较之余，鲁迅的形象当然出类拔萃地高大，不像今日之还有七嘴八舌了。

其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能创造文化的文明。

一切震慑人群的事功都只是暂时的，战争杀伐，王朝兴废，乃至制度更迭，受惠或受害只限于一时，数十年或数百年，只是无限时序中的一瞬，而文化和文明的伟大创造则是历久不衰乃至是永恒的。

谁记得神圣罗马皇帝？但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曲》；谁记得詹姆斯一世或伊利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谁记得魏玛大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但歌德却光辉奕世。

一些英雄攫取了权力，主宰了世界，即使他们干的尽是好事，蒙益的也只是同代人或延泽若干年，何况这类角色的负作用往往甚于其所产生的正面功勋；有些所谓业迹还都是同伙人或党羽以及盲从者们鼓吹出来的虚美之辞，还须经过后世的考验。

惟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即罗曼·罗兰所说的“以心而伟大的英雄”才是推进文明延泽永世的。

尤其因为，那些以事功享名的人物不是一个人的能耐，都必须众人的参与，而且他们在建成事功后必十百倍地取得报偿；只有“以心而伟大的英雄” 才是独立的创造，他们只有奉献，没有夺取，终生如鲁迅所说的吃草挤奶。

因此，历时越久，未来的人更能认知其伟大。

因此，历史终将证明，鲁迅即使不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一伟人，也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第一伟人。

郁达夫在鲁迅死后曾说，一个不知道尊崇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这是鲁迅同代人的卓越识见和深长叹憾。

郁达夫是看到了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污蔑和中伤的；而且也看到他死后所得的评价，哪怕是肯定的评价也未能惬心贵当，故而发出了如此的感慨。

他不及看到鲁迅死后半个多世纪围绕着鲁迅的一切，而且这一切还将继续下去，直到围绕着鲁迅而生发的一切公私恩怨为历史所刷淡。

到那时，对伟人的一切咒骂、中伤、曲解纷纷剥落，成了伟人巨像下的尘埃，甚至累积成小丘，倒反而会化为这座像的自然景观中的一点点缀，即使只能供游人践踏，总还不失是历史的沉渣。

但对和鲁迅尚贴近或时距不远的当代人，那些曲解和污蔑鲁迅的材料却是很现实的教材，从这里可以看出伟人是怎么战斗过来的，他又怎么正是在战斗中，靠这些未来的尘埃而成就其伟大的。

甚至对未来的历史家，即使对这些灰埃不屑一顾，或带着怜悯的目光督视它们一眼，或许也能激起点历史的感兴，在选择中汲取些可供描塑伟人的对比资料，并遥想当年曾有那么许多高矮不等的侏儒而不解，而想起韩愈“蚍蜉撼大树”的诗句，勾起点思古之幽情吧。

房向东先生前年出版了《鲁迅与他骂过的人》，意在聚集鲁迅生前环绕着他的嘀嘀咕咕，对显豁鲁迅的伟大有益；现在他又奋力写成《鲁迅，最受诬蔑的人》，是聚集鲁迅死后环绕着他的嘁嘁喳喳，对显豁鲁迅的伟大同样有益。

鲁迅生前曾多次说，他的所以要活着，努力眷护生命，与其是为了爱他的人，无宁是为了敌人，要让那些不是东西之徒因他活着而不舒服。

鲁迅死了那么久，仍然有那么多人咒骂，证明他威灵犹在，仍同活着时那样使某些人不舒服，也证明鲁迅不朽。

忘了是布瓦洛还是拉辛说过：“世上没有被捧成的伟人，更没有伟人会因咒骂而变得渺小。

”鲁迅正验证着这句话。

我曾应约为作者的前一本书作序，因此也乐意为这本《鲁迅：最受诬蔑的人》写下这点意见，即：未来的历史家将比当代人对鲁迅的评价高得多！吴中杰：我们今天如何评价鲁迅中国网时间：2008-08-18发表评论>>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标准问题。

过去人们多用政治标准来衡量是非，现在虽然否定了政治标准第一的说法，但有些人在潜意识中却还未能完全摆脱这种思惟定势。

纵然有时作出的是相反的评价，那只是政治标准的不同而已。

但我以为，评价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就应该从知识分子本身的标准来衡量。

现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品格是什么？这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

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应该用这一标准来评价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

中国的文人，总喜欢走入廊庙，与皇帝老儿或者名公巨卿攀相好，即使挂着隐士招牌的，也是“飞来飞去宰相衙”，虽以民主自由相标榜的某些现代知识分子，也未能免俗。

而鲁迅，倒是最能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

但有些批评者却无视这一基本事实，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贬责鲁迅，我以为这倒是离开了现代知识分子立场的。

还有人从为人处世上着眼，说鲁迅这个人不随和，难相处，不如别人那样容易交朋友。

这其实也牵涉到批评标准问题。

中国人讲究“和光同尘”，做事要随和，讲面子，能敷衍处则敷衍之，决不肯得罪人，时下的“捣糨糊”哲学，即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

而鲁迅则认为“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主张他们要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爱憎。

这种性格，这种行事作风，在中国，当然要得罪人，被认为极难相处。

但是，如果大家都认真办事，诚实待人，那就会有另一种看法了。

而且，从中国的前途着想，还是少点敷衍，多些认真为好。

所以，持这种批评意见者，其实也还是站在旧伦理的立场上来说话。

当然，我不是说鲁迅不可以批评。

鲁迅也是凡人，自有他的个人缺点，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如果实事求是地指出，那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

但可惜有些学者的批评却很不讲道理。

比如，鲁迅指责中国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因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到得一位历史学家的嘴里，却被说成是教唆别人杀人，甚至要他对马加爵的杀人罪行负责；而且无视于鲁迅从人文精神和民主思想出发，批评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向看客排头砍去的行径和刘邦“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政治理想，却将鲁迅的思想说成是农民起义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真不知从何说起？其实这种批评方法，对于我们也并不陌生。

这就是在中国流行多时的有罪推定法。

即事先认定你有罪，然后将材料加以歪曲，来“证明”你的“罪行”。

鲁迅当年所写的《可恶罪》，说的就是这回子事。

现在，鲁迅自己也犯了“可恶罪”，他首先被人觉得“可恶”，要批判，这才被一条一条列出“罪状”来。

但鲁迅之不被今人所理解，却也还有另外一些原因。

鲁迅是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自己的写作职责的，这一点曾经获得许多关心社会前途者的共鸣，但在社会思潮转变以后，人们在躲避崇高，追求平庸中，也就与鲁迅格格不入了。

鲁迅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永存，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凡是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却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文字的被淡亡，不是由于时弊的消失，而是因为时弊的泛滥。

比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里曾举例道，洋服青年拜佛，现在是平常事，若把他撅着屁股的样子拍下照来，这就是讽刺。

但现在，这种事已经平常得使人们觉得是正常了，即使拍下照来，还有什么讽刺作用呢？被遗忘也是必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