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自觉选择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自觉选择

在研究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自觉选择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什么是儒家思想。所谓儒学，是以孔孟思想为核心自发展起来的关于“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博大庞杂的学术体系。孔孟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思想精髓是主张"仁义"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并提出“不患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连续不断发展的历史文化，正是这一文化的精华铸就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积淀，其中，儒家文化中的“有为”思想，在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儒学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现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传统。它在历史长

河中经过几次大的转变，但是没有失去它原有的本质。”儒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两千多年来，它上承了两千余年周代以前的文明智慧，又在百家争鸣中得以丰富，后世儒家又对儒、释、道三者的精华进行了创造性的整合，使得儒学趋于理性与科学，近代以来又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包容的胸怀，吸纳一切外来文化精华，儒学不断融入现代继续为人类文明做贡献、不断进行现代转化。

中国文化就是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比较、选择、寻找中国文化的力量之源，并最终选择了儒家。我们说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选择，首先应该看到儒家的自身条件，据胡适考证，儒学可以追溯到商代，孔子只是中兴了它。可见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具有丰富的文化势能，远非其它任何一家所能望其项背。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大家更是相继出现，使儒家思想根深叶茂，花团锦簇。比较其他各家，则往往昙花一现，只在出现思想巨人时方才名盛一时，这同他们不重视教育，不重视人才的培养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老子、惠施等都没有学生，这怎么能够积蓄能量影响历史呢？即使曾经列为“显学”的墨家，在墨子死后，也就后继乏人，难以光大，够不上成为中国文化核心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如海如洋的博大气势。其次，我们说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选择，还应该放到东周秦汉这个广阔的历史大背景下。那个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的时代，整个社会激荡不安，中国文化也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选择关头，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和封建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指引中国文化这艘巨舰乘风破浪，驶向理想的大同社会。儒家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的需要，最终成为历史的必然。

一部中国现代史，革命是重头戏。而现代儒家思想的展开，与中国革命的历程密切相关。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历程，也正是儒教中国没落的历程。不过，如果就此推论说，现代儒家思想的展开本质上是反革命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现代儒家思想的展开，更多地表现为调动乃至挪用儒家传统思想资源顺应革命之潮流，而很少能够做到坚守儒家立场以反思、回应革命所带来之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历史事实是，恰恰是儒家传统中的某些思想资源，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真实的精神动力，尽管儒教中国本身正是革命的对象。现代儒家思想开展的基本方向，是由康有为所规定的。康有为的保皇派形象并不意味着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君主制具有必然的合理性，更不意味着他在儒教与君主制之间建立了某种必然的关联。他所做的，恰恰是要将儒教去政治化，在当时的处境下即是将儒教与君主制剥离开来而建立孔教会。康有为对君主制的维护，在前期或许更多地出于得君行道的政治策略上的考虑，在后期则更多地关切于如何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华国确立政治上的正当性，并不涉及他对儒教核心经义的理解。历史哲学着意于对历史进行哲学的考察，其主旨一言以蔽之曰鉴往知来，即不仅在于提供一个规范性的思想框架以便能够合理地解释过去，更在于提出一种关于历史变化的哲学原理以便能够正确地指导未来。历史哲学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虽然中西问题与古今问题一直交织、纠缠在一起，但古今问题相对于中西问题显示了压倒性的优势，其最显著的表现是中西问题很快就被转化为古今问题。古今问题相对于中西问题的压倒性优势，使得历史哲学这个本来处于历史学与哲学之双重边缘的领域遂而成为一个受到持续关注的焦点领域。而康有为大同主义的历史目的论则在以历史哲学的方案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中具有奠基性的地位，之后的种种历史哲学构想，无论是梁漱溟的文化史观，还是牟宗三的道德史观，无论是国民党的民生史观，还是共产党的唯物史观，都在其笼罩之下。而推翻君主制，正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重要任务。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的建立，意味着儒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退却，

是儒教中国没落的标志性事件。站在传统的儒家立场上看，君臣之义不再，儒家传统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如上所述，通过有选择地调动儒家传统中的某些思想资源，康有为早已开出了一个去政治化的儒家发展方案，并由此规定了儒家思想之现代展开的基本方向。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民国的政治革命，并没有为中国人民带来革命者所预想的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而且很快还发生了复辟。于是，理论上的反思与批判继续朝着纵深方向发展，从而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这就是后来以“五四”命名的新文化运动。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在被迫开放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参照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共和国，其基本历史任务正如严复所言，是“外争独立，内争自由”。但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完成这个任务。就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革命既然是以各省独立的形式实现的，那么，共和国即使被建立起来，也非常脆弱。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共和危机的一种思想反应，意在产生与国家建构相适应的新国民或新公民，于是，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强烈情绪，一方面是个性解放的激进主张，而将革命的矛头对准了传统的伦常观念和家族制度。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思想史后果，是现代儒家思想只能以去政治化的宗教形态考虑其制度安置和实践方略的话，那么，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史后果，则是现代儒家思想只能在去伦理化的道德主义中寻求其精神安置和理论归宿。

思想指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思维现象进行思考、研究、评价的活动及其得出的结论。学术是指人们对知识、学问的积累，是对思想材料的梳理、继承、总结。思想与学术是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关系。儒家学说中也有一些微言大义，对当今学术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发。首先，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积极入世的伦理情怀使中国文人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