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如果说农村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国农民负担治理是治标阶段的话，那么到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则是从治标向治本渐进的转型阶段。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是农村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而且直接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涉及农村社会稳定和安定的大局；不仅有其诸多表象原因，而且有着深刻的制度性背景。因此，对农民负担的界定、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及对策等进行积极的探讨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民负担问题，为农民减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由于农民负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现实工作中对农民负担内涵的理解认识不足，农民负担过重的界定不清，严重影响了实际减负的成效。本文对农民负担的内涵、负担过重的界定及其成因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并提出了实施减负的对策建议。一、农民负担的含义及农民负担过重的界定1．农民负担的广义和狭义。（1）农民负担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民负担属农村财政学的范畴，指农民为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而承受的税费负担。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农村公共产品由于存在极端的外部性特征，其供给应由政府承担，农民作为纳税人承担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因此狭义的农民负担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农业税收。据测算，1997年主要农作物每亩实际税收负担率（税金／纯收益）为：稻谷8．63％，小麦11．88％，玉米10．61％，大豆8．5％。①这4种主要农产品的农业税实际负担与城市个体工商户5％的所得税相比，明显偏重。而按现行税费改革政策，改革后农业税加特产税两项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仍达15％以上.②与市民的所得税义务相比，仍然十分沉重。（2）“三提五统”。“三提”是指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从理论上讲，它是当前虚置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在经济意义上的实现（地租）。在实践上，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农业家庭经营，对农民利益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使集体组织与农户处于对立地位，农民时刻担心土地承包权被剥夺。土地集体所有制除了引起土地资源的租值耗散，徒然增加农民负担（三项提留）之外，在经济上并无实质性意义。因此，“三提留”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之上的。“五统”是指乡镇政府向农民收取的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教育附加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统筹款在性质上属于社会公共产品费用，理应由政府财政负担，由农民在税外负担是不合理的。这就是所谓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体制。实际情况还要糟糕，统筹款几乎涵盖了乡财政所有的支出项目。（3）农民义务工。农村劳动力要承受义务工和累积工的劳务负担，一般每年少则十几个，多则二十几个。（4）“三乱”，即是指对农民的乱集资、乱收费和乱罚款。“三乱”名目繁多，数不胜数。据某省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全年负担达到100多项，其中，统筹收费20多项，如农村办学费、村干部报酬及保险金、国防教育费和优抚对象优抚费、计划生育补贴费及保险金、民兵训练费等；服务费用17项，如猪禽检疫防疫费、水利工程供水费、人身农房保险费等；管理费用29项，如市场管理费、土地及宅基管理费、水土保持费、林木砍伐费、中小学生杂费、公路建养费、各种牌证照费等；用工及其他费用11项，如植树、兴修水利、公路建设用工折款等；罚没款15项，如违反土地管理条例罚款、超生罚款、不按规定品种或技术程序种植罚款等；集资8项，如社会福利募捐、集资办电、集资建校、集资建桥、集资建农贸市场等。在“三乱”中，反映最强烈的是农村中小学乱收费、乱集资。广义的农民负担包括税费负担，还包括农民的一些机会成本：（1）农民所承受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损失。长期以来，工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存在巨大差距，农户出售农产品，购买工业品时，必然会损失一部分收入，损失的这部分收入实际也是农民的一种负担。据测算，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提取的收入是同期农业税总额的8．5倍。前者是后者的8．5倍。只是由于税费负担是直接从农民手中攫取钱物，农民对税费的感受更直接、反映更强烈罢了。（3）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害是农民的另一项负担，它使农民利益直接受到侵害。表现形式之一是在实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公司＋农户”在地方政府手中变成了“公司＋乡政府＋农户”。由政府直接下达种植计划，稍有不从，就遭罚款。表现

形式之二是频繁地收回土地承包权，造成农户对土地经营预期的短期化。（3）长期存在的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农民负担。仅仅由于出生地的不同，农民生来就只能种地，改变命运的机会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