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审判等案例

纽伦堡审判基本案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的战争暴行受到了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为了惩罚战争犯罪，1945年8月美、英、法、苏四国在伦敦签署了《起诉及惩治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协定》，规定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国的首要战争罪犯。

后来有澳大利亚等19国加入该协定，所有这23国就成了原告国。

该协定还附有一份《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该宪章规定了法庭审理的罪行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

宪章明确了法庭的权限是审判和惩罚为欧洲轴心国的利益而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的所有人员，不论其为个人或为某组织或集团的成员。

该宪章还规定了被告的官方身份不能免责或减刑、遵照上级命令行事不能免责或减刑的判罪原则。

法庭最后对150多名被告分别判处了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

评析：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成功的国际刑事审判活动。

这次审判对于确立个人国际刑事责任制度、国际刑事责任的一般判罪原则提供了重要的法理基础和实践基础，特别是对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破坏和平罪等国际罪行的界定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法理和实践依据：（七）帕尔马斯岛什裁案(The Palmas Island Arbitration)基本案情：帕尔马斯岛(PaLmas Island)，或称“棉加斯岛”(Miangas)，是菲律宾棉兰老岛与荷属东印度的纳努萨岛之间一个单独的小岛。

此岛原是西班牙人在16世纪发现的，自1677年以来，岛上的土著居民已根据建立宗主权的协议与荷属东印度公司联合，从此就成了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

1898年的美西战争后，西班牙在美西《巴黎和约》中同意将菲律宾群岛及附近岛屿割让给美国。

和约笼统地把帕尔马斯岛划在割让的范围，美国认为该岛已随同菲律宾群岛一起割归美国。

当时，美国曾将此和约通知荷兰政府，荷兰政府没提出反对。

1906年，美国发现帕尔马斯岛上悬挂荷兰国旗，由此引起美荷两国关于帕尔马斯岛主权的争端。

因谈判无效，美荷两国于1925年1月23日签订仲裁协议，同意将争端提交常设仲裁法院解决，双方同意选派常设仲裁法院院长、瑞士法学家马克斯。

胡伯为独任仲裁人。

胡伯在1982年4月4日作出裁决。

仲裁与裁决在仲裁中，美国认为西班牙以发现取得该岛的主权，主权一旦取得，根据国际法，就不会失去，而不在乎有没有实际行使主权。

因该岛包括在《巴黎和约》第3条割让的菲律宾群岛之内，其主权已通过割让转移给美国。

美国以西班牙权利继承者的身份，取得了该岛的主权。

荷兰则认为西班牙发现该岛的事实尚没有足够证据，也没有任何取得主权的形式。

即使西班牙在某个时候对该岛有过权利，该权利早已失去了。

荷兰自17世纪以来就在该岛行使主权，《巴黎和约》签订时，该岛是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

独任仲裁人胡伯在1928年作出的裁决中详细分析了下面几个法律问题：1、主权与领土主权的概念。

仲裁人说：“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就意味着是独立。

独立，对地球的特定部分来说，就是国家行使排他的权力。

国际法的发展已确立了国家对其领土行使排他权力的原则，此原则应成为解决国际关系的出发点。

……”领土主权，是获得承认和由自然边界或条约划定的空间。

如果对某块地方的主权发生争端，通常就要考察一国以割让、征服或先占而提出的权利是否比反对它的国家所提出的权利更优越。

构成主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持续性。

实践和理论都承认：“持续和平稳的行使领土主权”(the continuous and peaceful disptay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是取得权利的最重要因素。

2、“西班牙不能把自己没有的权利割让给美国。

”《巴黎和约》第3条规定西班牙将把该条所指的区域的一切主权和权利转让给美国，美国以割让作为其对帕尔马斯岛提出主权的根据。

不过，即使和约第3条有笼统的规定，不能认为和约已把西班牙尚没有确定权利的岛屿划在割让的范围。

在《巴黎和约》签订和生效的时候，帕尔马斯岛究竟是属于西班牙领土还是属于荷兰领土，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3、荷兰对《巴黎和约》“没有反应”。

美国指称：《巴黎和约》签订后，它已于1899年2月3日将和约通知荷兰政府，荷兰对第3条所划的菲律宾群岛范围没有反应。

问题是，第三国对通知它的条约没有反应，能不能认为这就影响了第三国的权利或缔约没有反应，能不能认为这就影响了第三国的权利或缔约国的权利?对于一种尚没有任何主权宣示予以支持的“初步权利”来说，这种“没有反应”是会产生影响的，但对于真正的领土主权来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了。

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巴黎和约》签订和生效时，帕尔马斯岛究竟是西班牙的领土还是荷兰的领土。

4、时际法的适用。

时际法(inter-temporal law)的适用，必须在“权利的产生”和“权利的存在”之间作出区分，权利的产生必须适用权利产生时有效的法律，这个原则同样要求：权利的存在应遵循法律发展所要求的条件。

考虑到地球上大部分地方已隶属于国际社会成员国的主权之下，无主地已非常罕见了，也考虑到18世纪中叶业已存在和发展起来的倾向，19世纪的国际法已形成了这样的规则：占领必须是有效的，有效占领才能产生领土主权。

认为某个地方，既没有主权国家的有效统治，也没有统治者，仅以“取得权利”(即使此权利已具有领土主权性质)而置于某国的绝对影响之下，这个观点与实在法规则是不相容的。

因此，仅仅发现，没有后来的实际行动，在现在是不足以产生主权的。

西班牙对帕尔马斯岛没有主权，当然就谈不上一国放弃主权并由另一国代替的问题了。

“发现”不产生确定的主权，只产生一种“初步权利”。

根据19世纪盛行的观点，发现的初步权利必须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以有效的占领来完成。

本案应适用这个原则。

直到本争端发生时，西班牙在帕尔马斯岛既没有实行占有，也没有行使主权，即使说到1898年的时候它还有初步权利，也是不能与荷兰长期以来的有效统治相比拟的。

5、“毗邻性”没有法律根据。

美国从“毗邻性”(contiguity)出发，认为可以根据地理条件把在领海以外的邻近岛屿作为自己的领土，在实在国际法上不存在这样的规则，历史上也无先例。

6、荷兰在帕尔马斯岛的行使主权。

荷兰以长期在帕尔马斯岛行使持续和平稳的国家权力作为它的主权根据。

独任仲裁人研究了荷兰提出的有关事实和证据后认为：荷兰自17OO年以来确实已在帕尔马斯岛上行使了“持续和平稳”的国家权力。

所谓“持续”，是就整个历史时期来说的，中间不可能没有间断，荷兰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帕尔马斯岛上的国家行为比较少，但这不影响它的持续性。

仲裁人说：“对于一个遥远和只有土著居民住的小岛来说，不能要求经常的行使国家权力。

主权的表示不必追溯到远古时期．就看1898年阶情形就够了。

因为这时候的主权表示，正证明了在争端发生时帕尔马斯岛仍然是荷兰的领土。

”根据上述分析，独任仲裁人胡伯作出下面几点结论：1、西班牙在16世纪发现帕尔马斯岛所取得的“初步权利”没有为后来的行使实际权力所完成。

西班牙即使到1898年的时候仍然保持这种权利，该权利也不可能优于荷兰长期以来在该岛所建立的有效占领。

2、西班牙没有取得帕尔马斯的主权，无从把它所没有的权利割让给美国。

美国也无权以《巴黎和约》的割让而取得帕尔马斯岛的主权。

荷兰对《巴黎和约》的没有反应，不构成对此割让的默认。

3、“毗邻性”没有法律根据。

美国不能以帕尔马斯岛靠近菲律宾为理由而认为该岛与菲律宾群岛一起割让给美国。

4．“有效占领”(effective occupation)应表现为“持续和平稳的行使国家权力”。

荷兰从1677年到19O6年(即本争端发生时)都在该岛行使国家权力。

其间虽然有间断，但不影响其持续性。

在荷兰对帕尔马斯岛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整个过程中，西班牙或其他国家都没有对它提出反对，其国家权力的行使应认为是平稳的。

因此美西《巴黎和约》签订和生效时，或本争端发生时，帕尔马斯岛一直是荷兰的领土。

根据上述结论，独任仲裁人裁定帕尔马斯岛(棉加斯岛)是荷兰领土的一部分。

评析：本案是有关确立领土主权的著名案例，胡伯在其仲裁裁决中，对国际法“先占”原则作了详细的解释特别是对先占的两个条件——占领的对象必须是“无主地”(terra nullius)以及占领必须是“有效占领”（effective occupation）作了精辟的阐述，这些观点不仅大大丰富了国际法的理论，也为人们解决领土主权争端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光华寮案基本案情：光华察是坐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叮的一座5层楼放，占地面积992．58平方米，建于1931年，原属日本洛东公寓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宿舍。

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此寮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故中国留学生组织了自治委员会自行管理并取名“光华察”。

1950年中国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中国大陆掠夺的财产的公款买下了该寮的产权，用作中国留日学生宿舍。

1961年，台湾当局驻日本使馆(当时日本政府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以“中华民国”名义在日本进行了产权登记。

1967年，台湾当局驻日本大使陈之迈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向京都地方法院对居住在光华寮的中国留学生于炳寰等8人提起诉讼，要求他们迁出该寮。

该案诉讼期间，中、日两国政府于1972年9月29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代表，并同时撤销了它对“中华民国”的承认。

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对光华察案作出了判决，确认光华寮是中国国家财产；因为日本已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故前中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就已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对上述判决不服，于1977年10月又以“中华民国”名义向大限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该法院受理了上诉并于1982年4月14日撤销了原判，将本案发回京都地方法法院重审。

1986年2月4日，该法院又重新作出判决，将光华察判归了台湾当局。

其主要理由是：“中华民国政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事实上排他地持续地支配和统治台湾及其周围诸岛和该地区的人，在旧政府没有完全消灭，仍有效地统治着该领土的一部分的情况下，旧政府拥有的财产中，若位于新政府统治的地区由新政府继承。

旧政府在外国的财产不为新政府所继承。

被告对此判决不服随即向大限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1987年2月26日，大限高等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

之后上诉人于1987年5月30日又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大限高等法院的判决，重新作出公正裁判。

提示：本案涉及国际法上政府的承认和继承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49年10月1日起成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它有权继承“中华民国政府”的于中国境内外一切财产。

日本政府于1972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有义务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旧政府在日本的一切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