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嫉妒》中的“物化”的现实

第四讲《嫉妒》中的“物化”的现实

一、什么是“物化”

我们在教材中指出，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嫉妒》的题目，是一种双关语，既是嫉妒，也是百叶窗，有学者认为，这表明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把情感和物分开”。整部《嫉妒》表现的是“物”的自主性，物是唯一的具体现实，连小说中嫉妒的丈夫是不是在场也是通过第三把椅子，第三个杯子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嫉妒》表现的“物化”的现象。

“物化”的概念在二十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一般认为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他用这个词指个人行动的重要性和意义的彻底消失。小说中的人物也从一个“行动者”——行为主体——变成了一个窥视者，只能偷偷地看，成为了一个完全被动的人。这就是物化现象，人向物转化，以致于越来越难以把人和物区别开来。人的情感、认识、感知方式都无法与“物”相脱离。比如《嫉妒》中的百叶窗，重复出现的蜈蚣的细节，一次次交代的椅子、杯子、餐具等等，都是一些渲染“物的自主性”的细节。法国学者戈尔德曼认为：更重要的是世界的结构也变成了物化的：物在世界里变成了特有的、具有自主性的现实；人不但不能控制这些物，反而被物同化。情感也只有通过物化才能存在。这就是物化的世界结构。

“物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它和“异化”的概念异曲同工。美国学者杰姆逊曾经分析过这个概念，他认为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即马克思从商品拜物教中发现了物化现象，结论是资本主义把社会关系都变成了物。而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那里，物化有更极端的形式，他人都变成了物和手段，思想也成了物，连字词也具有物化的力量。而真正使这个概念得到普遍接受的是卢卡奇，杰姆逊称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则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本书中卢卡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一种拜物教化或物化的特征。中产阶级把每一件事物都理解成可计算、可感可触的东西。例如金钱拜物教，干一件事之前先要算一算可挣多少钱，这件可赚多少，那件是为朋友干的，没钱，但会有礼物，等等，都成了物化关系。与此相关，西方的现代艺术也是物化的产物。譬如小说领域，戈尔德曼认为：在小说的形式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物化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乔伊斯、卡夫卡、写过《恶心》萨特以及写出了《局外人》的加缪为代表，其特征是人的解体；第二阶段则是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其标志是“物的自主的世界”的出现，“这个物的自主的世界有自己的结构和自己的规律，人的现实只有通过物的世界才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表现”，正像我们从《嫉妒》中所看到的那样“物化”的概念，对我们理解《嫉妒》这部小说至关重要。《嫉妒》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小说中的人物是被分割、或淹没的，这种分割、淹没，正是被物的世界分割和淹没。小说人物也都呈现出“物”化特征。这种人的物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被物同化和淹没，丧失了自主性和主体性；二是对人的表现处处与物的存在相关，离开物你就没法表现人。《嫉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达出了现代社会人的存在的某种处境和本质，所以是我们认识人类生存处境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

二、罗伯-格里耶理解的“物化”

但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嫉妒》表现的罗伯-格里耶的“物化”观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之间有什么区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罗伯-格里耶写《嫉妒》，是对“物化”以及非人道化的一种反抗。他写物化，就是为了反抗物化的现象。但是罗伯-格里耶却不接受这种表扬，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表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立场，“而我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客观的作家，我创造一个我不加判断的想象的世界，既不赞同也不谴责，但是我记

下了作为基本现实的存在”。罗伯-格里耶首先是把“物化”看成一种现实和存在，而不是急于下价值判断。他说，应该让物件和姿态以它们的存在去发生作用，而不顾应该用什么理论体系来说明“物”，不管是心理学、社会学还是形而上学的体系。就是说，“物”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一切心理学、社会学的解释，都是外加的，按罗伯-格里耶的说法，这是一些文化的花边，镶在事物的边缘上，结果把事物真正的性质给掩盖了。换句话说，人们总在客观存在的事物上附加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罗伯-格里耶举了几个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例子：“一张空椅子成了缺席或等待，手臂放在肩膀上成了友谊的象征，窗子上的铁栏意味着不可能逾越……”等等，但在罗伯-格里耶眼里，空椅子首先就是空椅子，铁栏首先就是铁栏，然后才是什么别的意义。而我们的文学已经被解释体系和意义体系给“异化”了。我们看到一件事物，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件事物本身，而是它的意义，它的象征，或总是想给予它以意义和解释。结果事物成了它所不是的东西。石头不是石头，鲜花不是鲜花，而是它们的比喻、象征和意义。所以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才要说让石头成为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罗伯-格里耶主张：“在小说的这个未来世界里，姿态和物件将在那里，而后才能成为…某某东西‟。此后它们还是在那里，永远存在，嘲笑自己的意义。”可见，罗伯-格里耶做的，是还原“物”本身固有的存在的工作，物就是物，它存在着，仅此而已，按我们熟悉的一句话所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本身就是自足的，拒绝人类对它的利用，拒绝人类随意赋予它各种意义或意图。这就是罗伯-格里耶对“物”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者的“物化”是对物化的社会现实持批判态度，而罗伯-格里耶的“物化”是一种物的存在方式，他揭示的是一种物的本来面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伯-格里耶走得比他的前辈，如萨特、加缪都要远，比如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揭示的也是“物化”世界的现实，是人在物化世界中意义的失落，在物的面前仅剩生理的反应（如“恶心”），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对“物化”的揭示。但是后现代主义大师罗兰?巴尔特却认为加缪对的文学反叛没有走得太远，因为他使世界的无意义性成为一个主题；所以事物就仍然有意义：它们意指“荒诞”。就是说“荒诞”构成的就是事物的意义，也是“物化”世界的意义。“荒诞”这一著名的存在主义范畴其实仍然是对意义世界的呈现，它探讨的仍然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在世界中的意义问题。所以《恶心》与《局外人》里因此保留着人道主义的观点。这些小说仍旧是对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探问。而罗伯-格里耶显然走得更远，他干脆放逐了意义的维度，不要意义了。他说：“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比如斑马身上的斑纹就是一种客观存在，斑纹有什么意义？它只是碰巧存在在斑马身上而已。所以罗兰?巴尔特认为，罗伯-格里耶似乎在企图做更彻底的工作。他做的是弄空意义或中止意义。

怎样弄空意义或中止意义呢？罗伯-格里耶的第一种办法是“消解深度”。罗伯-格里耶说他根本不相信世界有一种深度，必须抛弃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抛弃“人的本体论”之类的概念，应该用“条件”的观念代替“本性”的观念。所以，罗兰?巴尔特称罗伯-格里耶开创的是一种无厚度无深度的风格，创作的是表层的文本，是一种“表面小说”。

罗伯-格里耶的第二种办法则是“瓦解叙事”。在小说中不要连续性的叙事，没有连贯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读者很难拼凑出一个故事，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发生了”，哪些是记忆和幻觉。而读者想读故事的这种阅读方式本身就是错的，罗伯-格里耶本来就不想让你读出故事。这就是罗伯-格里耶对叙事秩序的颠覆和瓦解。可以说叙事其实是人的基本活动，是人的存在的本能和方式，历史其实也是以叙事的方式存在的，尤其少不了所谓的宏大叙事。而构成叙事底蕴的正是一种秩序感。罗伯-格里耶瓦解了叙事，也就瓦解了秩序，在某种意义上，也瓦解了事物的可理解性和意义。

但是我们需要问罗伯-格里耶的是：“物”的存在固然可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