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晚年借助摩尔根等人提供的早期人类社会的材料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晚年借助摩尔根等人提供的早期人类社会的材料，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做的新的阐释。

对两中生产理论的理解，不能简单地把它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进行比较的，必须把它置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哲学体系之中，才能真正揭示其全部的内涵。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明确的指出，“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

”[1]一、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两种生产理论虽然是马克思提出的，但是它的最终完成却是由恩格斯阐释的。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了系统的阐述。

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

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

”[2]当前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内的。

也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才形成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理论肯定了人自身的生产在原始社会的决定作用，从而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观点。

同时，由于恩格斯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自身的生产的主导作用又会让位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从而就形成了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二元论解释，因而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经济决定论——的否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和重要的发展。

因为，马克思在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阐述过程中，由于资料的限制，始终没有触及到史前人类社会，更没有揭示出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而两种生产理论正是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一不足的补充、丰富和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的深入，又有人提出了历史发展动力的多元论的观点，即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多元动力的不同的方面。

上述诸种理解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于，把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立起来，认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其中的一种。

从而造成了两种生产理论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之间的对立。

进而也就导致了理解上的另一个困难，即人自身生产的决定作用是在什么时候、如何让位于物质资料生产的决定作用的。

尽管多元论的解释试图调和这两种不同理解的矛盾，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它只不过是把两种不同的历史发展动力理论之间的矛盾，变为同一历史动力理论内部不同方面、因素之间的矛盾。

而这种矛盾的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就在于，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并没有真正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回到马克思哲学本身，在整体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体系之中对两种生产理论进行全新的阐释。

二、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人通过自身的实践创造性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人自身的生产还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

只有从历史是人的现实地生成过程这一视角，才能将马克思各个不同时期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阐述统一起来，真正阐明两种生产理论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实际上，两种生产理论早在马克思创立其历史哲学的初期就已经提出了，只是那时由于没有具体的历史资料可凭，马克思没能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人类历史的前提时就曾明确地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劳动）、人自身的生产（通过家庭、性关系）和由此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并不是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而是同一历史活动中的“三个因素”。

“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3]也就是说，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同一人类历史活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作为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共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发挥着作用。

首先，就物质资料的生产而言，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满足最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为了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其二，是在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而引起的新的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

正是这种生产，才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才能确证自己全面的、人的本质。

因为人在以自然界为对象的活动中，“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

人的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4]也就是说，这种物质资料的生产本身也就是人自身的生产，它不但再生产人的自然生命，而且现实地创造着人的精神世界，使人作为一个全面地人而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5]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本身就是人的再生产，人自身创造性的发展。

其次，就人自身的生产而言，它的含义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消费，即通过对物质产品的消费，使人的体力和智力得以恢复，从而维持人的生命的存在；另一方面是指他人生命的生产。

如马克思所说，“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

”[6]人自己生命的生产内在地包含着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最终的完成。

因为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只有在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在人的消费活动中被消费掉，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物质资料的生产目的才能最终地实现。

对于这一方面，在这里我们不多谈，我们更关注的是他人生命的生产。

因为对于两种生产理论的现有理解，几乎都是把这种生产视为单纯的人类种的繁衍。

因此，并没有揭示他人生命的生产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实质上，他人生命的生产不仅仅是生产人类的生命个体，更重要的是使人作为一个现实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再生产出人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

因此，这种生产只能是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之中才能完成。

对人自身的再生产的现有理解恰恰是不懂得这一点，才把人的再生产单纯地理解为人类种的繁衍。

既然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统一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人自身的存在方式，那么就必须把两种生产理论置于人自身发展的进程中进行研究。

而马克思关于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则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两种生产理论的新阐释从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出发，可以展示出两种生产理论具有传统的理解所不具有的深刻的含义。

正是在这一理论框架内，我们才能真正把两种生产理论统一起来，对其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进行全面的阐释。

作为人类历史活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两种生产理论的统一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独立的个体尚未生成，人还生存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与共同体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一切生产的前提，因而物质资料的生产依赖人的再生产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由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和独立的个体的生成，人是作为私人进行活动的，他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从而陷于物的绝对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成为非人的活动，而人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

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才取得全面的、真正的统一。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人还生活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之中，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

“如果说，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是作为属于他所有的东西而成为前提，那么，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就成为前提，他以公社为媒介才发生对土地的关系。

他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要以他作为成员的身分为媒介。

”[7]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依赖于人自身的生产，依赖于人的社会关系。

在史前社会，人的社会关系完全局限于家庭（无论是群婚制家庭还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之中，因此人类种的繁衍活动就具有了人的社会活动的全部内涵。

在这种情况下，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是处于一种原始的同一状态之中，处于原始的血缘关系的影响之下。

任何人类的生产活动，无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人自身的生产，都是为了维持这种原始的血缘关系，也决定于那种原始的血缘关系。

因为在这种原始的状态下，人的维持生命的活动与人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生分化，人的一切活动都内在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

只有在这一时期，才能把人自身的生产单纯地理解为人类种的繁衍。

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一方面，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性不断地改造人自身，从而造成新的需要，并促使人去满足这种新的需要，从而推动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和人的新的特性的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断地扩大，由家庭关系转向全面的社会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分工也发展起来。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因为“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8]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分工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异化和私有制，从而使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劳动）和人自身的再生产（借助于交往）这两种人的本质的生命活动发生了异化，成为在人之外独立的力量。

一方面，随着分工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